转自：苏州发布
人人都说江南好
江南是诗人笔下最美的意象
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符号
锦绣江南，苏州尤最
今天
就让我们一起走进了解
《江南文化的底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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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文化的底色》
正如“大漠孤烟”“古道西风瘦马”这样的词语或诗句，能够让我们联想到北方塞外一样，“杏花春雨”“小桥流水人家”则是一种江南意象，是给人们的最为直观、最为深刻的江南印象。
江南地区气候温暖湿润，雨水充沛，濒江靠海，河流湖泊星罗棋布、纵横交错，构成了灿烂多姿的水乡景观。水乡泽国既是江南文化赖以生存发展的基础，也是江南文化的存在方式。清代苏州人袁景澜说，“东南之利，莫大于水矣”，水对江南文化的发生、发展所施与的影响，涉及生产、生活的各个方面，成为江南文化之魂。
江南，尤其是太湖地区素称“鱼米之乡”，自古即种植水稻，是我国稻作农业的发祥地之一。在新石器时代遗址中，考古工作者即已普遍地发现了稻谷遗存。水稻的种植离不开水，因此江南农业生产的发展与水利的兴修是同步进行的。从文献记载来看，江南地区大规模的开河筑渠之举代有所闻，春秋吴国开胥溪与筑邗沟、东汉马臻“创立镜湖”、隋代开挖江南运河、吴越国整理塘浦、宋代修筑圩田等，众所周知。尤其吴越至宋代，“五里七里一纵浦，七里十里一横塘”的规格化的塘浦圩田体系，更成为农业文化的一大独特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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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南水利七府总图》中体现的明清江南水乡塘浦格局 图源：文博中国
江南文化的水乡文化特性，还突出地表现为鱼文化的丰富多彩。据说，吴国之吴与苏州之苏（蘇）即由鱼生发而来。无论是在距今一万年左右的太湖三山岛旧石器文化遗址，还是在众多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中，都发现了渔猎工具及相关遗物，反映出江南先民过着一种以渔猎为主、采集为辅的生活。渔业是从人们捕鱼摸虾开始的。
最初的渔业，只捕不养，且方法也极为简单原始。但是，随着人们捕鱼经验的积累、渔猎工具的改进，捕鱼量大为增加，于是学会了鱼的人工饲养。江南地区人工养鱼始于何时，恐难以确定，一般认为始于春秋吴、越时期，如《越绝书》《吴地记》《吴郡志》等书中均记有吴国与越国养鱼的“鱼城”。
不过，吴、越时期的筑城养鱼，与其说是人工养鱼的开始，毋宁说是人工养鱼的普及时期。我国同时也是世界上最早的养鱼专著——《养鱼经》，据说即出自越国谋臣范蠡之手……由于渔业是江南地区生产的一个重要门类，故鱼与人们的生活关系密切。这不仅表现在饮食中，所谓“吴地以船为家，以鱼为食”，各种水产鱼馔是江南人的共同所好，而且表现在民俗、建筑等方面。
如苏州人立夏日风俗有见“三新”，其中有黄鱼、海蛳与鲥鱼组成的“河三鲜”。苏州园林中不仅有众多的鱼形图案、渔网纹铺地、鱼形建筑与装饰，还有不少与“鱼”或“渔”相关的名称，如网师园的“网师”，即取“渔隐”之意，此外还有“鱼乐”“鸢飞鱼跃”等。在劳动生产过程中，渔民们触景生情，往往即兴自编自唱船歌，以此表达自己的喜、怒、哀、乐。这些船歌是吴地渔民富有特色的文化创造，是吴歌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江南水乡还孕育出了令人印象深刻的桥文化与船文化。江南地区的桥梁不仅数量众多、类型齐全，而且桥名、桥联等蕴含着丰富的历史文化底蕴，反映出江南人的审美情趣。有的以人物命名，如吴江有纪念范蠡、西施泛舟五湖的思范桥，苏州皋桥因“汉议郎皋伯通居此桥侧”而得名；有的关乎历史故事，如苏州泰让桥，是吴人为纪念吴国始创者泰伯“三让天下”而来；有的歌颂盛世、取其吉祥，如分布各地的太平桥、万年桥、吉利桥、来苑桥等；有的与生产、商业活动有关，如谷市桥、荐行桥、织里桥、丝行桥等。江南地区湖泊遍布，河道纵横，出门见水，非舟莫办，故有“不可一日废舟楫”的说法。因此，造船业历来兴盛。凭借发达的造船业，江南地区加强了与海外的联系，船只往来于日本、高丽及南洋等地，而作为中国乃至世界航海史上的壮举，明初的郑和下西洋也是从江南太仓启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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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水乡地理环境孕育、滋养了丰富多彩的江南文化，水乡文化特性在江南社会、人们生产和生活的各个方面均留下了深刻印记。甚而言之，水乡文化特性还渗透到了江南文化的深层结构中，如吴语的温婉柔软，昆曲、评弹、越剧等戏曲的柔婉悠扬，吴人的清丽秀美、优雅从容等，无不融进了水的灵性。水，既是江南文化生成、发展的重要条件，又是江南文化自身特色的重要表现。
作品简介
《江南文化概论》由教育部长江学者、姑苏文化名家、苏州大学博士生导师王卫平教授担任主编，经16位长期从事相关研究的专家、学者历时两年共同完成。
《江南文化概论》纵论江南文化发展的历史过程，展示主要或特色文化领域的辉煌成就，堪称最为全面系统论述江南文化的研究成果。该书旁征博引，在大量史料基础上论述观点，具有极强的说服力，体现了著作者深厚的研究功底；全书体例结构统一完整，文字极其流畅，读来赏心悦目，具有很好的可读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