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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517个医疗腐败案背后,发现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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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自:医学界 撰文 | 汪航

6月28日,又有一名医院院长被查。据“揭阳发布”消息,揭阳市妇幼保健院党支部书记、院长刘建志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经揭阳市纪委监委指定管辖,目前正接受榕城区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这是进入6月以来,第13位落马的医院院长。“医学界”不完全统计,2023年以来,不到7个月的时间里,全国已有至少130名医院院长、党委书记落马,医疗反腐力度不断加大。

任格也察觉到了这一趋势。他是四川省医学科学院·四川省人民医院纪委副书记、纪检监察室主任、四川省纪检监察学会公立医院分会常务副会长、秘书长。在任格看来,这些医疗行业内公认的能人、专家落马令人惋惜,但释放出我国严惩医疗腐败的信号。同时也意味着,在预防、监管医疗腐败的具体环节上,相关制度还有很大的改进空间。

为研究医疗反腐问题,任格和医院纪委的同事们成立了课题组,收集了2012年以来发生在全国公立医院的1517个腐败案件判决书,分析了每一个落马医务人员及其医院信息、涉案领域、发案环节、作案手段等信息,并与上百名办理公立医院相关案件的纪委监委办案人员、检察官、法官以及发案单位的管理人员一对一深度访谈。

在研究了上千个医疗腐败案件后,有哪些数据或结论值得关注?备受推崇的“高薪养医”能杜绝医疗腐败吗?

以下是“医学界”与任格的对话:

医疗领域为何腐败频发?

医学界:你如何看待2023年上半年至今,已有超130位院长、党委书记落马的新闻?公立医院腐败案件频发的原因有哪些?

任格:根据我的观察,这不是今年独有的一个现象,实际上,相关部门近些年一直在严厉打击民生领域的腐败包括医疗腐败,不光是医院院长和党委书记,仅我接触到的信息,就有不少医院副职、科室一把手和普通职工被查。

我们在研究中发现,导致公立医院腐败案件多发、频发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市场经济因素、医疗行业因素,也有制度监管因素、惩戒力度因素和个人主观因素。

从外部监督来看,包括中纪委、国家监委和各地纪委监委都把民生领域作为查处腐败问题的重点,而医疗又是一个与民生高度相关的行业,加上公众对医疗的关注度高,出现腐败案件后往往容易引起更多人关注,给人一种“高危行业”的错觉。但我想说,腐败是极少数人的行为,不能代表整个医疗行业的主流。在公众眼中,对“白衣天使”中的腐败容不得半粒微尘,这是医院反腐败所具有的特殊性。

还有一个容易被大多数人忽略的背景是,2018年3月20日颁布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首次将医疗卫生领域中从事管理的人员纳入监察范围。这是以法律的形式明确了公立医院中从事管理的人员属于监察对象,为纪检监察机关依法对这类人员开展监察工作提供了法律依据。所以《监察法》颁布实施后,落马的医院管理者数量明显增加。

医学界:除了外部环境和加强监督,医院自身又有哪些因素会造成腐败?

任格:实际上这和医院的特点有关。除了专业性强、门槛高之外,医院的资金量非常大。钱多的地方,出现各种问题的几率就要大些。

另一个特点是医院的采购活动频繁,医院采购分为院内采购和政府采购,实际上大多数都是院内采购,像试剂、耗材、药品等大多数品种都是医院自行采购,很多医院的采购机制、制度并不完善,内控、制约不够到位。比如采购设备的参数设置,以及采购的决定权掌握在谁的手里,很多医院把话语权都集中在了个别人身上,这就很容易出问题。

像我之前调研发现,不同地方对同一台设备或耗材的定价差异就非常大,比如采购一台核磁设备,某地医院的价格是不到九百万,在另一家医院就能达到2000多万。还有一些“伪创新”的器械通过加一个按钮或非常简单的功能,就能“定制”进入市场。往往是越没用或可用可不用的产品,市场费用就越高。

还有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部分公立医院“一把手”和班子成员轮岗不到位,领导干部在一个地方、部门或一个岗位上干了十几二十年,导致某些公立医院出现“近亲繁殖”并滋生腐败。比如,近年来落马的广西某市医院原院长陈某某任“一把手”21年,湖南省某市医院原院长申某某任“一把手”20年,四川省某市医院原院长吴某某任“—把手”14年。

我印象较深的一个案例是,某医院中层干部在和我们访谈时提到了刚落马不久的院长,他在任上工作10多年,医院从三乙到三甲,收入从几千万到几个亿,职工收人也大幅度增加,为医院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甚至有人戏称他为“开国皇帝”。当院长久了,逐渐膨账、强势了,听不进意见。医院多数班子成员和中层干部都是在其任上提拔的,没有人敢去反对他!

“高薪养医”能杜绝医疗腐败吗?

医学界:分析1517份医疗腐败判决书,你得出了哪些值得关注的数据或结论?

任格:1517个案例、1794名被告人中有363名被告人为院级正职,占比20.2%;有175名被告人为院级副职, 占比9.8%;有638名被告人为中层正职,占比35.6%;有177名被告人为中层副职,占比9.9%;有441名被告人为一般工作人员,占比24.5%。

公立医院廉洁风险的点位较多,即使是关键岗位的一般工作人员也存在较大廉洁风险。比如,信息中心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之便统方,医学装备工程师在参数制定上做手脚,我还接触过某医院的一个案例,药房的普通工作人员利用信息系统漏洞为特定供应商增加药品配额,涉案金额还较大。

990名受贿罪被告人涉及发案环节1452个次,主要集中在进院、使用、付款环节,进院环节主要包括需求申报、参数制定、招标采购、合同续签等。有669名被告人的发案环节涉及进院,占比78.2%;有380名被告人的发案环节涉及使用,占比44.4%;有255名被告发案环节涉及付款,占比29.8%(部分被告人涉及多个发案环节)。付款环节占比接近三分之一,这是之前我们没有想到的。

从已有判决书的个案来看,受贿总额最大的案件是某市医院吴某某案,他先后在该市多个市级医院担任负责人,非法收受他人财物共计3257.9万元。此外,据媒体报道,云南还有个院长,涉案金额超过了1个亿。

医学界:从这些数据中,你总结出哪些公立医院职务犯罪的特点和类型?

任格:公立医院腐败问题可以分为贪污型腐败、渎职型腐败、互惠型腐败和勒索型腐败。我们的调研总结出公立医院腐败的六大特点。

分别是:腐败案件类型多,贪污受贿占比高;“关键少数”发案多,“能人腐败”较突出;涉案领域分布广,重点岗位风险大;腐败链条长,窝串案频发;发案环节集中,作案手段隐蔽;主观恶性较小,判决结果较轻。

比如,公立医院选择使用药品、医疗器械等产品和服务需要很多程序,大致分为试用、进院、验收、配额管理、使用、付款、维保、评价、供应商管理等环节,使用部门、招标采购部门、药品和医疗器械管理部门、财务等相关人员和院级领导均参与其中,分析发现,各环节均有案件发生,腐败链条贯穿始终。

这也造成窝案串案频发。河南省某医院腐败案件中,药商为了供药便利、及时收款,分别向原分管副院长、财务科主任、药房负责人行贿;四川某地医疗腐败案件中,2名不法商人采取金钱开路的方式,成功“围猎”该地多家医院的管理者和医务人员,涉案人员达200余人,7名医院管理者被查处,113人受到党纪政纪处分。

医学界:对于这些公立医院的腐败问题,有一种观点是“工资不到位,所以才要去靠灰色收入补偿”,也有很多医生建议“高薪养医”以杜绝腐败,你如何看待这一观点?

任格:我不认同“医疗腐败是因为工资没发到位”这一观点。医务人员培养周期长、工作强度大、技术含量高,应当给予医务人员符合行业特点的收入。收入很高的医院,也有时常出现贪腐问题的,有的收入不高的医院,长期风平浪静。所以工资绩效多少与是否腐败没有直接关系。但我认为,既要堵“后门”,也要开“前门”,给予医院足够的经费保障、给予医务人员体面的收入,对于预防腐败还是有帮助的。

建议要关注低年资医生的收入问题,一个能独立执业的医生起码要30多岁,这也是最需要用钱的年纪,收入又没有那么多,等到收入起来的时候,往往要到40岁左右,所以这部分医生的收入应该和付出以及成长阶段相匹配。

这一机制或能预防医疗腐败

医学界:你认为对公立医院而言,如何从制度上做到不敢腐?

任格:结合公立医院的实际和特点,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机制建设就是公立医院治理和预防腐败的良方,关键是怎么结合医院具体情况一个个落实。

不敢腐是前提,既要让公立医院工作人员不敢,也要让药品、医疗器械生产企业和医药代表不敢。首先,要加强公立医院纪检组织建设,增强专责监督力量。据我了解,不少医院对纪检工作并不重视或是“假重视”,没有发挥好纪检组织监督执纪问责的作用,公立医院纪检干部的整体能力水平也与新形势不相适应。四川内江、江苏无锡等地已开始探索公立医院纪检监察体制改革,这将从根本上解决公立医院纪检组织力量薄弱的问题。

其次,让医院人员不敢腐的措施还有常态化开展“大处方、泛耗材”问题治理;加强公立医院专项审计和医保基金飞行检查;加大相关违法行为的处罚和曝光力度等。

与此同时,也不能只盯着医院,医院在某种程度上讲也是受害方。要坚持受贿行贿一起查。近年来,我们在省纪委的指导下,先后对 “围猎”医院干部职工的22家违规企业给予永久停止合作、货款延期支付、将商业贿赂违法行为抄送市场监管部门等处理,并公开通报,在行业内引起强烈反响。近5年一共移交了27个案件,市场监管部门累计罚没金额4000多万元,倒逼供应商合规经营。

医学界:你重点提到了“三不腐”机制, “不能腐、不想腐”的具体措施又有哪些?

任格:不能腐侧重于制约和监督,关键是制度建设。从访谈调研和相关案例看,医院在行政管理和招标采购方面的制度建设还比较薄弱,往往都是案发后才开始审视内部制度建设问题。对医院这么一个庞大而复杂的系统来说需要建立和完善的制度有很多,各层级的议事决策制度是核心内容,比如加强院级层面、内设机构、各类专家委员会的议事决策制度建设。

其次,公立医院绝大多数案件都与采购有关,从某种意义上讲,化解了采购环节的风险,就防住了公立医院绝大部分廉洁风险。但我们在研究中发现,多数公立医院的院内采购都比较随意,每一家医院的程序和要求都不一样,相关部门是不是可以制定出公立医院院内采购工作标准,明确下药品、医用耗材遴选及采购管理规范,让院内采购有章可循。

治理医疗腐败是系统工程,除了医院内部要加强权力制约和监督外,相关部门也要做好配套工作。

不想腐是根本,指的是认知、觉悟、文化,解决的是腐败动机问题,要通过加强理想信念教育,让医院干部职工因觉悟而不想。

任格:四川省医学科学院·四川省人民医院纪委副书记、纪检监察室主任;四川省纪检监察学会公立医院分会常务副会长、秘书长。主编《公立医院一体推进“三不腐”机制研究》一书。

来源:医学界

责任编辑:张恒星 SF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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