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自：团结报
□ 李仲明
邵子南，四川资阳人，现代作家。邵子南在岷江上撑过船，在松潘的金矿上做过工，在重庆拉过黄包车，在成都当过学徒，还当过和尚。艰苦流浪的生活磨炼了他的意志，也长了见识。他后来曾在《自传》中写道：“当和尚，是以为拿着度牒好到处行走的意思。目的要作一个诗人。”
1936年10月，邵子南来到上海，仍靠卖苦力维持生活。尽管劳累，生活拮据，他却如饥似渴地阅读文学书籍，一有空就到史量才图书馆，阅读高尔基、肖洛霍夫等人的作品。很快，他结识了丘东平、欧阳山、草明、于逢等作家，曾参加欧阳山主编的《小说家》月刊的活动，并当过《作品》杂志的编辑，同时开始了他的文学创作，从1937年3月至9月，他先后发表了《“青生”》《某夜》《搬米》《黄连地》《烟帮》《归》等短篇小说和报告文学。1937年8月，邵子南与欧阳山、草明、丘东平、于逢一起集体创作了中篇小说《给予者》。
抗战前期到中期的诗歌创作
1938年初，邵子南来到延安。他参加了西北战地服务团（简称“西战团”），从这时起直到1944年5月，新诗写作成为他文学活动最主要的形式。1938年7月底，西战团回到延安，邵子南和田间、柯仲平等共同发起了延安的街头诗运动。同年10月，邵子南随西战团前往晋察冀边区开展活动。在那里，他主要从事诗歌创作，在《诗建设》等刊物上发表了大量的街头诗、抒情诗、叙事诗等。邵子南和田间当时曾被人称为边区的文豪。
孙犁曾说，邵子南“当时所写的诗，是富于感觉，很有才华的”。（《邵子南研究资料》，重庆出版社1998年版，第85页）魏巍也多次说，在晋察冀诗歌运动中，邵子南“起到了十分积极的作用”。（《邵子南研究资料》，第136页）
从延安到晋察冀，邵子南迸发出创作新诗歌的激情，他们一路行军，一路歌诗，墙头、岩畔、树干甚至住家的大门旁，都留下他们火热的诗句。他在1939年5月的自传体小说《平凡事——一个诗人的自述》的结尾写道：“我想现在才算是作了一个真的诗人，这是平凡的事呀！” “我不穿着战士一样的服装，吃班里一样的粮食，把写诗当作工作吗？”（《邵子南研究资料》，第42页）
如他《陕北途中》系列作品之一《告诗人》这样表达：“诗人呵，让你的诗站上那跟它一样坚强的岩石上吧。那是很好的岗位——保卫边区！”
又如，他在诗人田间的诗歌《假使我们不去打仗》《义勇军》的启发下，创作的《模范妇女自卫队》这样诉说：“在铁道上，在大风沙的日子，他参加老弱队去打仗了，她——紧扎着头发，用小脚，在大队中行进呀，像大兵一样，行进呀！”
随着1938年底许多文化人进入边区，形成了晋察冀新诗写作的群体基础，除田间、邵子南、曼晴外，方冰、力军、谷扬、钱丹辉、叶正瑄、蓝矛、郑成武、邓康、雷烨、魏巍、程追、鲁黎、蔡其矫、玛金、高展思、章长石、劳森、任雷、徐明等几十位诗人的参与，极大地推动了晋察冀诗歌的发展和普及。
同时，边区各单位亦有《诗建设》《诗》《诗战线》《新世纪诗刊》《晋察冀文艺》《边区文化》《子弟兵报》等数十种报刊发表诗作，亦有力地推动了边区诗歌的创作和交流。
邵子南对自己的诗歌创作并不满意，他努力克服诗作中某些空疏肤泛的毛病，力图创作“我们的实在风景与风俗画”。1939年后，他完成了一批较有影响的被称为“战争的风俗诗”的新诗作，受到同行诗人的肯定。如传单诗《花》：“人民有了晋察冀，心眼里开了花！花——又鲜明又大！花——长生不老，要开出新中华！”抒写出作者对边区未来的憧憬与渴望。
又如《夜》：“夜里，我们在山顶上睡觉，新月的光触到岩石尖山，露在清凉的空气里凝结。听着敌人周围放着炮，在拂晓向着西边响过去了。我们跳起。”用真切形象的笔触写出游击战士夜宿山崖的具体感受和昂扬斗志。
1939年至1940年，邵子南的诗歌创作也从初期的政治抒情诗，转向了叙事诗。如果说抒情诗的代表作品有《白色的衣服》《耕种土地》《夜》《大红枣》《山地》《乡村的民主运动》《在新的年代的第一个早晨》等，那么，邵子南叙事诗的代表作有《会场上的诗章》《骡夫》《好样儿》《模范支部书记》《压面妇》和小型叙事诗作品《春天，粮草的诗章》《墙壁的诗章》《故乡的诗章》《五十九个》等。
邵子南还热心歌词和歌剧创作，如《歌创造》就发表他创作的歌词30余首。其中有的歌词经作曲家李劫夫、周巍峙谱曲后，在边区广泛传唱。他还写过《不死的人》《黄金似的生活》等剧本。
抗战后期的小说创作
1943年5月，邵子南到阜平第一区当小学教师。1944年2月，他出席了“边区群英大会”。1944年5月，他随西战团由晋察冀返回延安。同年10月，邵子南被调到鲁迅艺术学院文学系任教。这期间，邵子南受延安文艺座谈会新的文艺方向启发，努力创作具有民族风格的大众化的作品。他以阜平英雄人物李勇的真实战斗事迹为基础，进行典型概括，写出了短篇优秀代表作《李勇大摆地雷阵》，反映了边区民兵采用灵活多变的地雷阵打退日军的英雄业绩。这部小说1946年9月在延安《解放日报》发表后，引起极大反响。小说的主人李勇是著名的爆炸英雄，在小说发表前，已经有了仓夷的通讯《爆炸英雄李勇》《李勇在反扫荡里》，劫夫、陈垅的歌曲《李勇对口唱》，邵子南作词、周巍峙作曲的《李勇要变成千百万》等。邵子南的小说创作，从民间文学、古典文学中吸收营养，以1943年前后敌后反扫荡斗争为背景，在写作上有三个特点：
一是它的传奇色彩，适应了人民群众喜听英雄故事的心理，作者一反他在诗歌创作中所坚持的反浪漫、反“传奇性”立场，突出刻画了李勇的勇敢、智慧和创造精神。
二是积极战斗的主题，新英雄传奇的特色在于主人公的英雄主义是与集体主义联系在一起的，其指导思想是唯物史观，而不是旧英雄史观。
三是采用了群众喜闻乐见的说唱文学方式。邵子南采访李勇后的发言，写得十分感人，他曾对田间说：“过去尽管是，天天也在群众中间，天天也在战场之上，但还并没有看到群众的智慧和才能，觉得自己比他们要‘高’一些。错了。如果不是真正与群众共呼吸，同甘苦，共生死，同患难，即便是站在群众中间，还是不了解他们，还是与他们有一定的距离。一个人的正确思想、时代感情，不是从天上掉下的，正是要深入群众的斗争，也只有在这基础上，他才能从生活中得到启发，所谓作家创造生活，恐怕也必须看到这个基础，而要了解与运用马列主义科学，也是首先离不开实践，否则也难以理解的。”接着，他仍以阜平军民反“扫荡”的斗争为题材，写出了《贾希哲夜夜下西庄》《阎荣堂九死一生》《牛老娘娘拉毛驴》等小说，这些作品改变了他早期小说那种颇为欧化的写法，赋以带有传奇色彩的抗日故事民族化、大众化的表现手法，颇受群众欢迎。其中《地雷阵》一篇，郭沫若把它与赵树理的《李有才板话》等作品一起作为“抗战以来文艺作品的杰出者”而向全国推荐。
有人认为：《地雷阵》等的突出意义在于文体形式，在于对传统表现形式的吸纳，以为新主题服务。其一是“入话”，都用诗开篇，但用各异。《地》是描绘地雷威力，《贾》是敷陈故事梗概，《牛》是制造悬念、烘托气氛，《阎》是揭示人物性格。其二是韵语、套语的运用，所谓“韵散结合”。这些小说中多少不等地插入了民谣、民歌、对句、顺口溜、新诗等，或作为“入话”，或描绘情状，或刻画人物，或揭示主题。其三是叙事方式上，不仅模拟“说话人”的口吻，且直接采用“却说”“且说”“慢表……且说”等话头，提示情节进展或线索转换。语言是更为口语化的，一般叙述是直白的口语，紧要处则用密集的排比句式，夸张的描写，或者由叙述者直接出面加以诠释或评论。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