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任何人与我有类似的心态，即希望在各大乐团的音乐季中听到更多热门作曲家的冷门作品和冷门作曲家的代表作，那么，5月5日由中国爱乐乐团、指挥家俞极和钢琴家安天旭在北京中山公园音乐堂奉上的音乐会，一定符合您的期待。音乐会的曲目分别是拉赫玛尼诺夫《g小调第四钢琴协奏曲》、柴科夫斯基《哈姆雷特幻想序曲》和斯克里亚宾的《狂喜之诗》。三部作品创作的时间跨度不超过40年，且均出自俄罗斯作曲家之手，但却是截然不同的三种风格。而这不到40年的光景，恰好覆盖了俄罗斯文化中那个无限令人回味的“白银时代”。
对于一部拉赫的作品而言，再刻板或说是追求律动统一的指挥，都不可能完全规避句法层面的律动伸缩。而这首协奏曲若迷恋于此，则是相当危险的。俞极抓住了为数不多的机会，在结构分句点对转调的色彩加以渲染。最让人记忆深刻的一次，是在第一乐章副部再现之后转入d小调的那一瞬，给音乐以叹息般的婉转低回，随后倒装的主部再现却更多地突出了音响上的空间感，而非强调小提琴旋律的情感幅度，这倒使得音乐多了一份委婉诉说的基调。
安天旭并未像他处理大部分独奏作品那样精于细腻的线条，而是更多地从整体把握作品的结构对比。如坚定的主部主题和半音化蜿蜒曲折的副部主题之间的反差。副部再现时，针对室内乐化的织体，独奏家才展示出一丝协奏曲般的随性。第二乐章被演绎得醇厚且富于诗意。独奏钢琴对转调色彩的处理不似第一乐章那样明确，使整体的表达更加内敛。第三乐章的七度二音动机，想必给所有的演奏者都会造成不小的麻烦。乐队与独奏之间过于密集的呼应，也容易使原本交错纷繁的结构更加零散。幸好，乐团与独奏家抓住了降D大调上圆号的五声性旋律与“末日经”主题的长线条应答，配合钢琴上的华丽织体，让音乐的陈述凌而不乱，松而不散。
音乐会的下半场，由两首庞大的音诗构成。人们首先听到的是极少演出的柴科夫斯基《哈姆雷特幻想序曲》。对于这部拱形结构的作品，指望任何人能够根据乐曲的主题线索寻得作品的叙事脉络，是不现实的。俞极非常有效地赋予整部作品以统一的悲剧性色彩，使这部幻想序曲仿佛是微缩版的柴六，呈现出巨大的悲痛与挣扎。尤其是全曲长大的尾声，整个乐队迸发出的苍凉之声让人久久不能平静。
若说前两部作品属于热门作曲家的冷门作品，说斯克里亚宾是冷门作曲家，终归不太合适。但去年的斯克里亚宾纪念年，人们也不过是听到了几位钢琴家在独奏会上插入了他的作品，不免令人唏嘘。这首《狂喜之诗》是斯克里亚宾最重要的管弦乐作品，可能由于其一百一十多人的乐队编制却只有20分钟的时长，它极少被选入音乐会常备节目单。在北京，上一次演出《狂喜之诗》还是6年前。
俞极指挥的这部作品可谓一气呵成。即使在亚瑟·伊格菲尔德·胡尔称为“升起的意志”之前，乐队也未做任何停顿。而“精神的飞翔”也是在不知不觉中从象征人类“自我”的主题中导入的。从“精神的飞翔”到“人类之爱”的速度切换也被抹去了棱角，让独奏小提琴将音乐引入一个新的场域。在斯克里亚宾不断进行轴转换的神秘和声，与象征“火焰”的弦乐颤音持续“裂变”后，音乐抵达最后的“高潮”。钟鸣意味着狂喜的体验，达到一种悬置的时间与空间维度，借此通向永恒。
爱乐的铜管声部在这部作品中展现了足够的爆发力，弦乐队的织体切换也称得上自然。指挥对全曲音响结构的把控恰到好处。于我个人而言，这个速度在现场演出中可能还是偏快的，以至于“自我”的主题中，一些和声色彩难以捕捉。而“精神的飞翔”如果用更快的弓速，或许会让半音短句更具神秘感。
这三部作品，事实上承载了俄罗斯人精神的多方面。柴科夫斯基的《哈姆雷特》，是个人痛苦附着在历史之上的悲剧性的俄罗斯。斯克里亚宾的《狂喜之诗》，是融合了弥赛亚主义、宗教灵修与神话情结的俄罗斯。而拉赫玛尼诺夫的笔下，则是一个记忆中忧郁却让人无限怀念的包裹着想象中的美好旧时代的俄罗斯。三部作品，足以勾勒出一个民族复杂的精神世界。
无论如何，两位年轻的音乐家承担如此高难度的作品、如此拥有深度文化背景的作品，能够让音乐的能量聚集到一个广阔的时空中，可喜可贺，理应获得真诚的掌声和赞誉。中国爱乐对曲目的开发也值得肯定。
代博/文
罗维 付友/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