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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军送给黎平向导的手提风雨灯 | 红色文物中的长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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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80多年前,中国共产党领导工农红军取得万里长征的光辉胜利。长征时期的红色文物是党和人民军队的历史记忆。作为长征历史的物质载体,这些红色文物承载着革命先辈英勇奋斗、不怕牺牲、百折不挠的长征精神。日前,由广西人民出版社联合中国国家博物馆共同策划的“跟着红色文物学四史”系列又添新作——《红色文物中的长征》。近日,“微史记”频道连载该书内容,以文物为引,历史为媒,讲述长征故事。

中央红军渡过湘江后,国民党当局判明红军将沿湘桂边境北上湘西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遂在沿途布下重兵。危急关头,毛泽东力主转兵向西,到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去开辟新的根据地。1934年12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贵州黎平举行会议,经过激烈争论,毛泽东的这一建议被采纳,会议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黎平会议使红军避免了全军覆没的危险,成为遵义会议的前奏。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的这盏手提风雨灯,是红军路过黎平时,送给黎平县农民高树清晚间照明使用的。高树清把它当作珍贵的礼物保存了下来。

中央红军突破湘江防线后,是按原计划沿湘桂边境北上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还是转兵进入贵州,成为当时中央内部激烈争论的问题。1934年12月18日,中共中央在贵州省黎平召开政治局会议。

此前,红一军团二师五团由龙胜、城步、绥宁经过艰苦行军,占领湖南西南边境上的通道县城。此时,国民党当局已经判断出红军的行动意图,并专门下达了《湘桂黔会剿计划大纲》,提出在通往湘西的路上预先构筑工事,部署重兵,张网以待。

在此危急关头,中共中央负责人于12日举行紧急会议。这是一次短暂的“飞行集会”,在会议上,大家讨论了今后红军行动的意见。毛泽东则根据敌我双方的军事态势,指出向湘西进军的困难,提出:部队应该放弃原定计划,改变战略方向,立即转向西到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去。经过激烈讨论,参加会议的多数同志赞成和接受了这一正确建议。这是自1932年10月宁都会议毛泽东被排挤出红军领导岗位后,他对军事的意见在中央会议上第一次受到尊重。

通道会议之后,中央红军遂按照中革军委命令兵分两路,西入贵州。当时贵州军阀割据,王家烈名义上主持军政大权,但各派之间争权夺利,矛盾重重。12月14日,红一军团作为先头部队向敌军兵力单薄的黎平进发。黎平位于黔、桂、湘三省交界处,是个比较富庶的小城,被云贵高原的翠绿山峦所环抱,地形复杂,交通不便,有利于红军隐蔽集结,而不利于敌军的重兵运动。黎平当时有贵州军阀王家烈部周芳仁旅的一个团驻守,由于鸦片泛滥,黔军几乎都是双枪兵,一杆步枪再加一杆鸦片烟枪,战斗力很差。他们对红军作战勇猛顽强早有耳闻,所以在红军先头部队尚未到达之前,就放弃黎平,向城外逃跑了。

黎平城是中央红军进入贵州省后攻占的第一座县城。各路国民党军远离中央红军约三天的路程,红军第一次获得了短暂的休整时间。

红军占领黎平后,红一军团以一个师的兵力驻守黎平,并继续向前推进。为了驱逐和歼灭黎平城外残存的黔敌,需要一些熟悉当地情况的群众给红军带路。红军请来了黎平县农民高树清为部队做向导,高树清将部队带到路团村后,便往回走。归途中,高树清遇到了另一支红军队伍,气喘吁吁的他顾不上休息,再次带领队伍一直走到地西。到达目的地时,天色已暗,红军战士为了高树清返程方便,便将这盏手提风雨灯送给了他。高树清在回家的路上,又数次遇到红军队伍,仍然执意给红军带路,但战士们怕他辛苦,又担心天黑后他回家进不了城,不肯再让他带路,高树清这才提着这盏风雨灯回了家。

由于北上和西进的分歧尚未彻底解决,12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黎平县城翘街一个名为“胡顺荣”的商铺里召开了政治局会议。周恩来、博古、朱德、张闻天、毛泽东、陈云、刘少奇、王稼祥等参加了会议,会议由周恩来主持。经过激烈的争论,中共中央最终采纳了毛泽东转兵贵州的意见。

曾参加过长征的老红军陈靖在《忆红军在贵州的三进三出》中这样写道:“黎平政治局会议采纳了毛泽东同志的转兵贵州进入黔北的主张。在漆黑路上长征的红军,对这片光明充满深深的感激之意。这种心情,没有经过漫长夜路的人,是难以体会得到的。”红军战士的感受是:“心里有了希望,情绪也高了,劲头也大了。从黎平到剑河,从剑河到台拱,从台拱到黄平,几乎一天一个县城,翻山越岭的也不觉得那么累了……”刘伯承这样写道:“行军作战虽然同样紧张,但由于毛主席的英明主张,作战一直顺利,部队情绪也逐渐振奋。”正因为红军面貌发生了根本的变化,陈云才会这样自信满满地向共产国际汇报:“红军已不再是经常不断地被敌人攻击、四处流窜的部队,而变成了一支能战能攻的有生力量。”

黎平会议后,缩编后的中央红军轻装前进,避强打弱,连克锦平等七座县城。30日,占领乌江南岸的猴场,因为仍有反对中央红军向黔北进军的意见,为此,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2月31日晚至次日凌晨,在贵州瓮安猴场召开政治局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重申了黎平会议决议,决定中央红军迅速抢渡乌江天险,攻占遵义。正是有了通道会议、黎平会议、猴场会议的基础,遵义会议才能够从容不迫地进行,并最终清算了第五次反“围剿”和西征初期军事指挥上的严重错误。

关于黎平会议,周恩来《在延安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中曾有过如下回忆:“过了湘江以后,从湘桂黔交界处,毛主席、稼祥、洛甫即批评军事路线,一路开会争论。从老山界到黎平,在黎平争论尤其激烈。这时李德主张折入黔东。这也是非常错误的,是要陷入蒋介石的罗网。毛主席主张到川黔边建立川黔根据地。我决定采取毛主席的意见,循二方面军原路西进渡乌江北上。李德因争论失败大怒。”黎平会议记录无存,周恩来的这段话,权威地记录了黎平会议的真实情况。李维汉回忆说:“长征改道是从通道会议开始酝酿,而由黎平会议最后决定的,这个决定非常重要,它既使红军避敌重兵,免遭灭顶之灾,又能放开自己的手脚,打运动战,主动消灭敌人。”

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的这盏红军送给高树清的手提风雨灯,除灯罩玻璃略有烟熏痕迹外,其他部分保存完好,可见灯的主人高树清对它非常珍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高树清将这盏灯作为革命文物捐献给博物馆永久收藏。

校对 王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