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自：中国税网
5月18日是国际博物馆日。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走进几家知名博物馆，看看与税收有关的文物，听听馆藏里的税史故事。
湖北省博物馆
云梦秦简中的税收律法
本报记者 徐卫兴 通讯员 祖毓蔓
在湖北省博物馆24万余件(套)馆藏中，有一件特殊的“镇馆之宝”。它既不是什么皇室珍品，也不是什么鎏金玉器，却被列为“20世纪中国百项重大考古发现”和“最具中华文明意义的百大考古发现”。它，就是一经出土便震惊世人的云梦睡虎地秦简(以下简称云梦秦简)，也是我国首次发现的秦代竹简。
这批竹简超半数是关于秦代法律制度和行政文书的记录，是我国迄今发现的最早、最完整的法典，涉及货币、贸易、赋税、徭役等各个方面，从中我们也可以了解中国封建社会赋税制度的起源与演变。
时间回到1975年11月，当时湖北省云梦县正在兴修水利工程。在穿过云梦县城关镇一个名为睡虎地的农田地带时，一名挖水渠的农民张泽栋发现，这里可能有墓葬，于是赶紧向相关部门汇报。就这样，1155枚秦代竹简穿越2200多年得以“重见天日”。
经考古人员研究，这些竹简被整理为十部分内容，包括《秦律十八种》《效律》《秦律杂抄》《法律答问》等，都是一位名叫“喜”的秦国基层官吏在日常工作中抄录而成。此前，因秦王朝年代久远，人们一直无法从现有的历史文献中了解秦律的全貌。云梦秦简的出土，体量之大、内容之详尽，刚好填补了这一空白。
今天，透过一条条细长的竹片，我们可以一窥秦代复杂精细的法治体系。作为秦代法治体系的一部分，赋税制度也是云梦秦简记载内容的重要部分。
秦代赋税以田租、刍、稾等土地税为主，此外还有人头税(口赋、算赋、户赋)、献费、关市税、商品税等。这些在《秦律十八种》中得到很好的印证。比如，《秦律十八种·田律》中记有：“入顷刍稾，以其受田之数，无垦不垦，顷入刍三石、稾二石。”意思是缴纳的赋税按照田地的数量，不论耕种与否，每顷都要上缴喂牲畜的草三石、谷类植物的茎秆两石。《秦律十八种·金布律》则规定，“官府受钱者，千钱一畚，以丞、令印印。”意即算赋按人头逐户收敛，每一千钱为一个征收单位，交由官府封存。可见，秦代已经以法律的形式规定了税目、税率及征收办法，并且税负沉重。
“部佐匿诸民田，诸民弗知，当论不当?部佐为匿田，且何为?……”“何谓匿户及敖童弗傅?匿户弗徭、使，弗令出户赋之谓也。”云梦秦简《法律答问》中的两则对话，反映了当时存在通过隐匿田地、人口而“逃税”的现象。秦律对匿田罪、匿户罪加以严惩，据云梦秦简《秦律杂抄》记载，对隐匿成童(十七岁男子)和虚假申报废疾者，主事者及四邻均要连坐，并处以流放。
赋税制度仅仅是秦律的一个缩影，从中却足见秦代法律体系的细密性、完备性与先进性，这对于秦的大一统起到了关键作用。
秦代的法治思想对当时及后世的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的影响无疑极为深远。正如在央视节目《国家宝藏》中，主持人撒贝宁所说：“我们终有一死，而这些竹简也必将会腐朽，但是，律令背后的精神一定会绵延后世千年。”
陕西历史博物馆
一块庸调银饼的“自白”
本报记者 陈显信 通讯员 王媛 杨姣姣 董于鑫
我们兄弟姐妹是在西安市南郊的何家村唐代窖藏里被发现的，一共22件，我是其中之一。我们都是银质，圆圆胖胖的，现在住在陕西历史博物馆大唐遗宝展厅。
对唐朝历史有了解的朋友可能知道，在唐初，白银并不是法定货币，而只在进贡和缴纳赋税时才使用。所以，我们就是地方向中央缴税的税银，学名叫庸调银饼。
唐初的税收体制为租庸调制，包括三种不同的征税类型：“租”即田租，按田亩缴纳粟米等粮食;“庸”指劳役，规定每年每户需出人口服役，承担兴修水利等基础设施建设工程;“调”指户调，按户征收一定数额的麻、丝、绢等农产品。但当时，若家中有足够钱财的，可折银代替“庸”，避免服役;而“调”所征收的丝帛等大件物品，运输不便，也可就地折换为金银等“轻货”。因此，就出现了以金银代替“庸”“调”两种税收的方法。
我这块铸于开元十年(722年)的10两银饼，正是当时岭南道怀集县用庸调布帛变换成白银，并冶铸成重量标准的银饼，最终输入国库的。如果您仔细看，还会发现我的表面有个圆形“补丁”，这是为了补足银饼的重量而后添上去的。因为唐朝税收库银的征纳每一块都有严格的重量标准，入库即需进行严格监审，若有不足就要及时添补。
10两银在今天大概值多少钱呢?按照换算，约相当于24461.51元。是不是相当厉害?当时，只要拥有一枚银饼，你就是妥妥的大户、富贵人家。所以，你们也可以叫我“富贵儿”。
我们诞生以后，见证了唐朝租庸调制的兴起和废除。建立在均田制上的租庸调制使得百姓既有土地耕种，又不会因为长期服役而耽误农时，更有面对灾情时的减税方案。在唐朝初年，朝廷通过这一政策安置了大量流亡的百姓(授予田地建立户籍)，既推动了唐初农业的发展，也保证了国家赋税收入，为唐朝的繁盛打下了坚实基础。
但唐中期后，由于战乱和土地兼并的加剧造成了均田制的消亡，加之户籍登记的疏漏，作为基础的均田制和准确户籍登记不复存在，租庸调制逐步退出历史舞台。公元780年，租庸调制被唐德宗实行的“两税法”所取代。两税法简化了税目和缴税流程，解决了租庸调制实施中因为户籍转移而难以收税的问题，根据贫富差别征税也相对更加公平，因而在减轻百姓压力的同时，也保证了政府的税收。
经历了安史之乱后，我和兄弟姐妹们最终在泾原兵变时被埋藏于何家村地下，并于1970年10月5日重新被发现。希望大家在看到我们的时候，能够跟我们一起感受属于那个时代的独有色彩。
河南博物院
银铤里的王朝兴衰真相
本报记者 胡冰 文/摄
创建于1927年的河南博物院，现有馆藏文物17万件(套)。除“妇好鸮尊”“武则天金简”等镇院之宝外，这里还有不少与税有关的文物，比如杨国忠进奉银铤、金代盐税银铤、聂北铺出门税银铤等，在反映当时社会经济状况的同时，也揭示出一段段文物背后的税史故事。今天，我们主要看看唐代杨国忠进奉银铤。
许慎注《淮南子》云：“铤者，金银铜等未成器，铸作片，名曰铤。”银铤，可以理解为银块、银锭。自唐代以来，银铤作为古代的流通货币，被国家储备、民间窖藏，甚至作为上供、进奉的礼品，大多錾有铭文、标记。到了宋代，渐次演变为国家和地方税收特种货币，是税收的一种缴纳“凭据”。
收藏于河南博物院的杨国忠进奉银铤，长32厘米，宽5.4厘米，重约2.05千克，1970年在洛阳隋唐宫城北郊出土。银铤体呈长条形，上端弧形，下端直边，铸制，正面錾刻“专知采市银使右相兼文部尚书臣杨国忠进”。
据河南博物院工作人员介绍，这件银铤是杨国忠献给唐玄宗的税银(纳入内库，供皇帝私人使用)，有确切纪年，所载杨国忠的官职等内容皆与史料记载相符合，所刻铭文涉及唐代的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从一个侧面向世人揭示了这段历史。
自开元盛世以来，社会安定，经济迅速发展，唐玄宗逐步沉溺于盛世之中，生活日益奢靡，对金银等贵重金属也越来越贪图。当时，朝廷的仓库主要分为两个：左藏和右藏。《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六记载：“右藏署令掌邦国宝货杂物，而天下赋调之正数钱物则皆归左藏也。”
杨国忠为了巴结唐玄宗，巩固自己在朝廷中的地位，更是千方百计地进行搜刮，以填充左藏。他通过改革赋税，要求将地方向中央进贡的各种重物都折为轻货，将该收的钱粮、布帛等实物折变成白银用于进献，以供皇室。
杨国忠进奉银铤的发现，成为当时各种赋税上缴的例证，证实了史书上记载的杨国忠不断通过改革赋税的方式来为唐玄宗敛财的事实。另外，各地节度使等官员也争相效仿，极力搜刮民脂民膏，以赋税或其他名义折变金银进献朝廷。此风盛行之下，全国各级州府、官吏加重了赋税，逐级进奉，均田制遭到破坏，农民负担沉重，无力承担租庸调制下的赋役义务，使国家逐渐陷入财政危机之中。
天宝十四年(公元755年)，安禄山与史思明趁机发动叛乱，史称“安史之乱”。自此，唐朝元气大伤，由盛转衰。“安史之乱”爆发后，唐玄宗仓促避祸蜀地，左藏中的大量宝物被遗留下来。后因战乱不断，这些财物或流散民间，或被叛军掠走，或被埋入地下。这块银铤或许就因此流落到洛阳，并于1000多年后重新出土。
扬州中国大运河博物馆
运河故道：无声的漕粮税史
柴逢国
步入扬州中国大运河博物馆一号展厅，一面长25.7米、高8米的巨型展品赫然而立，犹如巨幕电影，这就是来自河南省开封市州桥遗址、被视为该馆镇馆之宝的古汴河河道剖面。
自隋唐起，中国经济重心南移，汴河作为隋唐大运河的重要组成部分，遂成为沟通中国南北交通的大动脉，因得其水路运输之便利，南方征得的田赋源源不断地运抵北方，故唐设东都于洛阳，宋定国都于开封，开创出中国历史上辉煌壮观的盛唐与多姿多彩的两宋王朝，汴河于此可谓厥功至伟。中国大运河博物馆中被命名为《州桥明月·汴河沧桑，唐宋至明清时期汴河河道的堆积剖面》的展品，就是这段千余年历史的某种缩影。
身临其境，既可看到大运河千余年来的兴盛衰亡，更可从中窥得田赋漕粮的演变历史。所谓漕粮，是指将东南产粮大省以粳米形式征收的实物税，通过河运或海运形式运抵京师，故漕粮究其本质并非简单的田赋征收，还包括将所征实物税送抵京师的运输行为在内，故其为传统田赋之中的一种特殊税制。
漕粮最早起源于两汉之际，汉武帝时就有漕粮自关东经渭河运至长安;隋朝统一全国后，隋炀帝着手开凿大运河贯通南北，首期工程通济渠即为汴河。从此，漕粮这种特殊的田赋税制，就与贯通中国南北交通枢纽的两条大运河——隋唐大运河和京杭大运河的命运，紧密地关联在了一起。古汴河的河道剖面，既是这种关联的承载者，也是这段历史的记录者。
纵观整个高达8米的古汴河剖面展品，一道道弯弯曲曲、高低错落的色线将其切割成不同的地层，每一个地层代表着不同的朝代，直观展示出不同朝代河道的变化。唐代河道居于最底层，泥沙淤积极浅;入宋之后，汴河作为漕粮送抵京师的重要通道，成为北宋命脉所系的立国之本，故在古汴河的剖面图中，宋朝的河道宽且深。
进入元朝后，中国政治中心开始逐渐从居于汴河的中原向更北的燕京转移，漕粮需求也随之北移。元代将隋唐大运河“截弯取直”，建成了如今纵横京津两市及冀鲁苏浙四省的京杭大运河，漕粮从此与古汴河分道扬镳，却在新生的京杭大运河中获得更为旺盛的生命力。
到清末，随着更廉价的海运和更便捷的铁路运输的发展，京杭大运河也开始慢慢丧失向京师运送漕粮的重要地位。辛亥革命后，漕粮从原先的征实改为折合货币征收，漕粮之制完全失去它原先的税制内涵而名存实亡，京杭大运河无可避免地重复了几百年前汴河的落寞命运。
进入新世纪后，当漕粮税制早已成为史书中的陈年往事，静静流淌的大运河却在新时代迎来了新生。2014年6月22日，第38届世界遗产大会将中国的大运河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曾经与漕粮税制息息相关的大运河，正在书写新的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