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李英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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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12月任正非首次赴美考察，开启了华为全球化之旅。华为全球化历程是中国现代经济史上一次组织性极强、实践参考价值极高的海外集体远征。《华为三十年：从中国出发的全球化》是华为人在海外的集体记忆，展现了一个真实、丰满、立体的华为。书中以一个个有趣故事和特写镜头，叙述走出国门的华为员工和华为公司所面对的各种生存、适应和融入问题，以及他们所采取的应对和改进措施。
经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授权，我们将《华为三十年：从中国出发的全球化》的部分内容分享给大家。今天分享的是华为管理从东方转向西方，从自发行动转向求教于人的故事。
《华为三十年：从中国出发的全球化》
李英羽 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9 年 6 月，在美国将华为列入其“实体清单”、实施第一轮打压和技术封锁后，华为迅速启动了“天才少年”招聘计划，任正非发出“华为要拖着这个世界往前走”的豪壮之语。
“拖”这个动作，不仅需要使出全身的力气，还要站在众人前面，看准前进的方向。
这一个“拖”字，让我想起入职时我的导师，一位在华为已工作八年的老员工，说过类似的话：“华为是任总一个人一直在朝前看，奋力拖着公司往前走。”当时听了，并不以为然，华为几万人，他一个人拖得动么？难道华为也搞个人崇拜？
01
三分天下有其一
当此回望华为三十年全球化发展历程，不得不承认，的确，是任正非在一直连拖带拉，驱动着华为，从迈出国门第一步，到踏上国际化之路，最终将华为构建为一个真正的全球化企业。
这其中，既有任正非个人“三分天下”的产业雄心、打造“世界级企业”以探索中国式组织管理模式的成就个人事业的志向，也有其自始至终不曾消减的创业精神。
这种创业精神表现在，在技术研发上，坚持自强自立，长期保持高强度研发投入，掌握核心技术和通行国际标准，广泛开展国际化技术合作。在企业发展中，居安思危，审时度势，及时调整，在“冬天”里大举出海，获得了新的市场生命力；持续多年、行之有效地向西方学习，有节奏地开展管理变革，让国际化管理及时跟上技术的国际化合作和市场的全球拓展。而面对美国对华为5G 技术在通信领域应用的全球围剿、海外市场收缩，七十六岁的任正非身着防护服，亲自下煤井，主导设计了“军团”组织新模式，他要为华为 5G 技术寻找新的行业应用场景，为公司的发展打开新的市场空间。
从九十年代初由代理销售转向产品自主研发，到九十年代中期以国际化为目标开启“二次创业”、从国内市场转战海外，再到华为在 2021 年创立“军团”的组织形式攻坚作战——可以说是其历史上的“第三次创业”。每一次创业，都是一场图存求生之战。
但是，相较于个人雄心、成就导向、个性品质这些合益的素质模型理论所定义的动机类要素，其背后，还有着一个人更深层次的情感性的原动力，那就是任正非深厚的家国情怀，这是其雄心壮志、创业精神生发的渊源和根基。而作为创始人、奠基者，任正非的家国情怀也为华为赋予了情感特质，为华为的企业文化涂上了精神底色。
家国情怀是中国人精神谱系中一种特殊的力量，维系了中华文明数千年延续不绝。自三千年前“宅兹中国”，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就将个人、家庭和民族、国家连为一体，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把个人的前途发展与国家、民族的命运寄托于一处，休戚与共，同命相依。经历了千年兴亡苦难的民族深知，有国才有家，这里的每个人既愿承担兴家乐业的义务，也自负有济世救民、匡扶天下的担当。
家国情怀的表达，首先是作为个体，有以身为中国人由衷的认同感和自豪感，而这并不与国家的强盛或弱小相关。
无论是“华为”的命名，还是 C&C08 机名字中寓含的 China，华为都清楚地表达了自己身在中国、身为中国企业的归属感。1994 年第一次参加北京国际通信展览会，在西方竞争对手云集的国际展馆里，华为升起唯一一面五星红旗，以先进的产品让世界同行惊叹：中国人赶上来了！华为毫不掩饰自己作为中国企业的自豪感。
任正非本人对这种自豪感的表达则是含蓄的。1998 年 5 月，他对研发干部员工做“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的讲话，当谈到“科学的入口就是地狱的入口”时，他自问自答：“什么叫做一个中国人？当你在海外，当你在飞机上，当你在世界的某一个角落，你拿着报纸看到中国的伟大成就你落泪时，你就是中国人。”
02
呼吁教育救国
但任正非的家国情怀，从另一个方向有更强烈而直白的表达，即其对国家和民族发展强烈的忧患意识，这最能在他的外访行程中被触发。每到一处，看到外国的发达与强盛、人民生活的优越和富足，任正非就会触景生情，想到中国面临的种种发展困难，尤其是基础教育、环境保护这样的百年大计、根本问题。
1992 年底，任正非初次访美，看到美国优美的自然环境，就感慨中国的国土与美国大致相等，但西部的高原、荒漠、大山占去大部分，余下不到一半的土地养活着十几亿人民。教育经费缺少，文化素质低下，为了生存，“连田边地角都挖光了，如何还有山林、草地”。
对“发达国家用一些硅片，换走了我们大量的花生米”的“不平等交换”现象，任正非考察后认识到，这并不是掠夺，因为，“美国的教育文化水平很高，科学技术比较发达。不发达国家付出了大量的初级产品，只能换取发达国家的少量高技术产品。前者是随处可买的，价格是有规律的，后者是独特的，价格是随意的，用以偿还开发生产中的风险投资及优秀人才的酬金”。
由此，任正非第一次发出教育兴国的声音：“我国教育条件还十分困难，人口一天天增长，受教育的机会与水平均低于发达国家，在高速发达的信息社会里，低文化素质就像一条链，拖住了整个经济的发展。我们触景生情，有此感慨，同样大声呼出教育救国。”
1997 年底任正非赴美学习西方企业管理，再次发出科教兴国的呼吁，认为只要在自主开发上逐步努力提高，中国下世纪有望进入经济大国的行列。所以科教兴国是中国走向富强的必然之路，只有坚持党的十二大提出的“提高全民族文化素质”，中国才会有希望。
此次考察中，任正非看到，科学技术对国家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已大为显现，中国要大力投入技术研发，过剩劳动力会因此获得更好的收益。他认为，中国的九亿农民由于缺少教育，文化水平普遍低，如果电子业向他们提供充足、理想的网络服务，通过网络让他们得到各种培训与商业交流，提高文化素质，劳动力将获得解放，“那时中国大量过剩的优质劳动力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仍然比较便宜，中国在加工业上会永远有较强的国际竞争力”。
二十年后的中国，无处不在的互联网服务应用便民利民，足以供应全世界的制造业，让中国在全球经济中立足稳固，不能不说，任正非在这种忧患意识下对未来发展的预想，是何等高远。
2001 年春，在“华为的冬天”的艰难时节，任正非前往日本，学习日本人民渡过冬天的经验，写下了《北国之春》。当他看到，日本在过去十年间经受了战后最严寒和最漫长的冬天仍然保持了一样的宁静、祥和、清洁、富裕与舒适，他心系华为，“就不知道华为人是否还会平静，沉着应对，克服困难，期盼春天”，但也想到中国的种种问题、当下面临的困难，又一次提到环保和教育：
“中国经济正在兴起，不说西部，就说东部基础设施也十分不完善；东部的环保还不知要投入多少，才会重回青山绿水；不说西部还有尚未脱贫的人，就是东部下岗工人，都有待生活改善；十二亿人民居者有其屋，以及良好的公共交通体系，不知要投入多少才能解决。全国十二亿人受教育，提高全民族文化素质的工程就十分巨大。减轻农民负担，由国家来建设多媒体的农村中小学，就需要数千亿元……”
任正非呼吁教育兴国，华为以实际行动支持教育。1998 年前，华为已在全国多所高等院校设立奖教金、奖学金和贷学金，在陕西安塞、甘肃永靖等贫困山区捐建了三所希望小学。1998 年，华为设立“寒门学子基金”，向国家教委提供总额为两千五百万元人民币的奖（贷）学金基金，每年五百万元，分五年发放，这是当时中国最大规模的奖（贷）学金基金。此后多年，华为一直通过其员工组织“爱心协会”，捐钱捐书捐电脑，默默地支持和资助各地的希望小学。
03
民族价值观就是企业价值观
作为一家企业，华为的家国情怀更体现在，其将企业文化植根于本民族的文化价值观。在起草《华为基本法》过程中，华为清楚地认识到，“一个企业不可能凭空构想它的核心价值观体系……华为公司的核心价值观赖以建立的基础是我们的民族精神，是我们社会价值观体系中最富有生命力的部分”。
其实，在行动上，华为自初生之日，就抱持着为国家强盛、振兴民族工业贡献一己之力的愿望，主动将自己的发展和命运与国家的建设需求紧密相连。
1994 年 3 月，在一个各省客户参加的 C&C08 万门机技术研讨会上，广东省邮电管理局一位处长总结发言说，“如果我们国家真有这么好的交换机，作为用户来讲是非常高兴的，因为我们国家现在是七国八制，在引进谈判中也感到用人家的机器总不是个办法，你要提个要求，打个补丁都很困难”。这位处长又引用一位西方设备企业总裁对自己说过的话，“一个国家没有自己的程控交换机，就等于没有自己的军队”，他希望华为的 C&C08 机能做到世界第一流，“这个目标也增强了我们的志气”。
客户的这一段表述，深刻地影响了华为对自己的价值认知，“华为尽管还处于成长阶段，也应具有符合民族根本利益的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
1994 年底，华为召开务虚会议，反思公司发展历程，认为六年来艰苦创业取得初步成就，是乘着国家改革开放的东风，抓住了中国通信业持续高速发展的市场机遇，才具备了一定的科研、生产和市场营销能力，产品获得社会的广泛接受与承认。华为由此自问：“面对激烈竞争的市场环境，面对国外垄断集团的强大压力，我们华为人能做些什么？如何利用优势，为伟大祖国、为中华民族的振兴，为自己和家人的将来做些什么，而再创华为的辉煌？”
这一自问，一直贯穿华为对业务的战略选择，是华为持续成功的关键因素，既是任正非“方向大致正确”之“方向”的价值判断，也是华为成功后不至于走飘的思想根基。
2021 年，华为选择煤矿、港口、海关、公路、智能光伏、数据中心能源等六大行业领域，以“军团”组织形式，集结技术研发、行业解决方案、交付服务和行业生态建设于一体，致力于 5G 通信技术在非通信行业的应用，将传统行业的蓝领工人变身为白领工作者，以信息化技术提升物流、能源等基础经济部门的生产效率，这可以说是华为面对美国打压逼出来的“求生欲”，但是面对生存困境，华为没有选择去科创板上市圈钱，而是再次背起行囊，开进偏僻山林，下到地底深处，来到支撑中国经济发展最基础的地方，其心仍然如一：作为一家企业，商业利益的算盘是要打，但要与国家的发展和民族产业的需要相结合。
在世界经济、生产全球化到来之际，先期踏出国门一步的华为，以其家国情怀，也已在努力思考中国在世界所应有的位置，探索中国民族工业的立足之地。
1997 年，在《华为基本法》的研讨中，华为曾自问：“在改革开放的条件下，中国的民族工业到底怎样发展？”“我们喝的是美国的可口可乐，出去吃的快餐是麦当劳，我们看的是日本电视，这样下去，中国的利益在什么地方？全球化难道就是这种全球化吗？难道就是这种国际化吗？”“问题是在改革开放的条件下，中国的民族工业怎么发展？”华为公司在探索这条道路。
2000 年底，在欢送海外将士出征大会上，任正非发表《雄赳赳气昂昂跨过太平洋》的讲话，表明华为的出海远征是这一思考的结果：
“随着中国即将加入 WTO，中国经济融入全球化的进程将加快，我们不仅允许外国投资者进入中国，中国企业也要走向世界，肩负起民族振兴的希望。
“在这样的时代，一个企业需要有全球性的战略眼光才能发愤图强；一个民族需要汲取全球性的精髓才能繁荣昌盛；一个公司需要建立全球性的商业生态系统才能生生不息；一个员工需要具备四海为家的胸怀和本领才能收获出类拔萃的职业生涯。
“所以，我们要选择在这样一个世纪交换的历史时刻，主动地迈出我们融合到世界主流的一步。这，无疑是义无反顾的一步……难道它不正是对于我们的企业、我们的民族、我们的国家，乃至我们个人，都将被证明是十分正确和富有意义的一步吗？”
自此，年轻的华为员工，放下对出生之地的眷恋、对父母家人的亲情，舍弃自己的小家，远离组织的怀抱，撒落到世界的角角落落，在一个个陌生的国度，面对各色各样的人群，开启不一样的人生之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