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忠魁
跟我差不多年龄的住过城内东南角胡同的人，大概都知道那个裱糊匠高二爷，因为家家年年都要糊顶棚。
后来，再后来……高二爷走了，裱糊匠也成了历史。
高二爷，个子不高，微驼背，肩还有点斜，不离身子的帆布包脏得看不出白色，装着他的工具，就几把棕毛刷子，和一架两米高的木梯子。
高二爷平时走街串巷背包插几根短高粱秆，接下活儿，到日子去。城内东南片区胡同糊顶棚的活儿几乎都是高二爷的。
那个年代吃香喝辣不易，高二爷不仅干活有工钱，用家还得管两顿饭和酒水。
从9月一直忙到小年（阴历二十三），高二爷挣的工钱吃一年还有富余。
夏天不干糊顶棚的活儿，高二爷常在街上凉快，喝两口小酒，挺悠闲自在。
唯一不足的是，高二爷50岁都过了还没娶上老婆。
其实好心的大妈们看高二爷孤身一人，有手艺，不愁吃喝，也想帮他牵个红绳儿，却被他给拒绝了，久而久之，也就再没人提了。
那个年头儿，平房如果没有顶棚，冬天很冷，四处漏风，夜里闹鼠弄得炕上地上掉得全都是土。
家家几乎都是纸顶棚，一年下来烟熏火燎，房顶成了黄黑色，四面墙壁落满烟灰，这时候，多穷的人家也要重新糊一糊顶棚，用白灰水刷一刷墙见见白，迎接来年喜庆。
高二爷祖籍山西，他孤身一人，在东裱褙胡同开着一家裱糊店，挨着聂家的裁缝铺（我小学同学家）。1958年北京站建成，那边儿上的闹市口没了，南北马路加宽，裁缝铺和裱糊店也拆了，高二爷就搬到我们胡同，租了一间临街夹道小房，原本是房主岳奶奶家堆放杂物的小屋，没有街门，高二爷用树枝做了个篱笆，就也算是有院子了，放满了高粱秆子，屋子低矮狭窄，将将够一个小炕，就没剩下什么地儿了。夹道小房离我家不远，算是邻居。
那年高二爷50岁出头。
因为闹老鼠，我家房顶的土掉得七七八八，顶棚眼看就要顶不住了，爸跟妈商量，说：“咱得花钱请高二爷给咱家糊顶棚了。”
糊顶棚有大糊小糊之分，大糊是拆了旧顶棚重做新顶棚；小糊则是在旧顶棚上再糊上一层大白纸（一面有白灰的纸）。
拆顶重糊要四五天时间，费用全算下来要三十多元，家穷是一笔不小的开销，但咬牙也得弄。
高二爷有个不成文的规矩，那就是无论给谁家糊顶棚，用家都要有人帮着他一起刷糨糊。
高二爷做好防老鼠药（放六六粉）的糨糊，有一股呛味儿。那几天放学后，我就成了他的帮手。“小伙子，刷糨糊要均，用钉子把纸托起来递给我。”高二爷告诉我。
高二爷糊顶棚的手艺没得说，顶棚高粱秆架子不偷工减料，凡交叉高粱秆，都用竹扦子牢牢“把死”，顶棚网格均匀，糊的大白纸严丝合缝，用高二爷自己的话说，“这活儿见天都看得见，要牢固，看着舒服，才行。”
一开始，高二爷吼我，骂我笨。到后来，他对我爸说：“这小子还行，别上学了，跟我学徒吧。少读俩字儿，手艺能当饭吃。”我爸答：“由他自己吧！”
顶棚糊完，我也没答应。
困难时期家家粮食都不够吃，钱更显得紧，顶棚漏了，自己用报纸对付着补糊上，成了大花脸……就凑合着。高二爷的活儿自然就少了许多。
好在高二爷有些存项，吃喝暂且不愁。但他常常嘟囔：时间长了，这以后吃啥呀。
再后来，生活水平逐渐提高了，房管所主动给租户的房屋改白灰顶，只需加一点房租。这一来，高二爷几乎没活儿可干了。俗话说的，“再满的水缸也怕瓢”……
街道伸了援手，给高二爷安排了扫大街的活儿，一个月十几块钱够过日子了。高二爷内心感激，但也变得爱絮叨了，逢人就说：“这个行当算是完了。”有点祥林嫂那劲儿。旁人听了总跟他打哈哈：“什么路都有头儿，搞卫生没头儿。”“那倒也是。”
每天清晨，高二爷的身影就出现在街道了，半佝偻的身子随着大竹扫把一左一右。有时我想上前帮他，他会谢绝，还对我说：“好好学习吧，世道愈来愈好，有文化才能跟上世道。”
我爸还是有时请高二爷喝个茶或吃顿饭。因为高二爷老是脏兮兮的样子，我有点烦。爸说：“我和高二爷几十年了，年轻时他帮过咱，现在老了，手艺用不上了，日子紧巴了，咱帮不上大忙，拉拉家常让他宽宽心……”有时我妈蒸了菜包子什么的，会让我给高二爷送几个。但他那脏了吧唧的小房有一股说不出来的味儿，靠墙角还放着那架梯子，挂着没了底色的挂包，上面落满了尘土，特显眼。每次我去送菜包子，不等高二爷说话，放下东西就紧跑出来，背后总会传来高二爷的声音：“这孩子，跟见了鬼似的！”
1963年，我考上了住校的高中，高二爷见了我爸，夸赞说：“这孩子行，比咱都强。好，好！”
也是在那年，刚入冬，有一天急救车突然鸣着喇叭开进了胡同，居委会大妈引着医生去到高二爷家……
高二爷死了。那间小屋再没人租住。岳奶奶便请人拆了。望着那空荡荡的夹道，我有一种说不出的惆怅……
都不知道高二爷什么时候来的北京，却都知道高二爷是从我们胡同走的，记得他给家家都糊过顶棚，是个好手艺的裱糊匠。
插图 王金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