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r Duft der Imperien：Chanel No5 und Rotes Moskau, by Karl Schlögel, Carl Hanser Verlag GmbH & Co, Feb 2020, 224pp
做人难，做女人难，做“名女人”，难上加难！
巴黎旺多姆广场15号的丽兹酒店承载了一部与二十世纪“名女人”们密切相关的历史：1919年，维多利亚女王的孙女、罗马尼亚王太后“爱丁堡的玛丽”（Marie of Romania）带着两位公主参加巴黎和会时便下榻于此；奥黛丽·赫本曾先后三次出演以丽兹酒店为背景的电影；1997年黛安娜王妃也在丽兹酒店的帝国套房与多迪·法耶兹享用了生命中的最后一餐……
当然，谈及与丽兹酒店相关的“名女人”，就不得不提到在此居住三十多年的“时尚教母”可可·香奈儿。可可·香奈儿创立的品牌Chanel以极简主义风格的帽子、小黑裙、女士西装裤与高定时装成为二十世纪以来时尚潮流的风向标。当“名女人”们穿好Chanel的全套时装、戴好标志性的大串珍珠项链后，往往会再喷上几滴“香奈儿五号”香水。而这作为点睛之笔的奇幻香味，也成了Chanel品牌的标志性味道。对香奈儿最为知名的评价来自玛丽莲·梦露，当记者追问她入睡时会穿什么样的衣服时，她答道：“我睡的时候，只喷上几滴香奈儿五号。”
可可·香奈儿在丽兹酒店
香奈儿五号
鲜为人知的是，作为巴黎时尚圈标志性味道的香奈儿五号，还有个远在莫斯科的双生姐妹“红色莫斯科”（Красная Москва）。香奈儿五号与红色莫斯科的故事，构建了一条串联起巴黎与莫斯科这两个东西方的时尚之都、跨越了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壁垒的“香氛之路”。而卡尔·施洛格（Karl Schlögel）的《帝国的香水：香奈儿五号与红色莫斯科的气味世界》一书便讲述了这条“香氛之路”上的爱恨情仇。卡尔·施洛格是德国著名的苏联与东欧历史研究专家，其著作《莫斯科1937》（Moskau 1937）于2009年荣获莱比锡欧洲理解图书奖。而他那厚达九百页的巨著《苏联世纪：一个逝去世界的考古学》（Das sowjetische Jahrhundert. Archäologie einer untergegangenen Welt）则于2018年荣获莱比锡书展大奖。
“凯瑟琳大帝”的“双生公主”
1913年，为了纪念罗曼诺夫王朝建立三百周年，莫斯科的皇家御用品牌阿尔丰斯·雷莱特公司（Alphonse Rallet & Co.）推出了一款名为“凯瑟琳大帝心爱的花束”（Bouquet de 1’Imperatrice Catherine）的香水，并在1914年一战爆发后将其更名为“雷莱特一号”（Rallet No.1）。这瓶香水由雷莱特公司的首席调香师、出生在俄国的法国人欧内斯特·博（Ernest Beaux）调制。在推出凯瑟琳大帝心爱的花束之前，欧内斯特·博便以1912年为纪念博洛迪诺战役一百周年而调制的香水“拿破仑的花束”（Bouquet de Napoleon）闻名——这款香水的配方正是凯瑟琳大帝心爱的花束的基础配方。在调制这两款香水的过程中，欧内斯特·博在配方中加入了醛。醛是酒精氧化后产生酸的阶段中产生的合成分子，是可以产生多种气味的稳定分子。在香水中加入醛，不但有利于香味的挥发，还可以凸显香水的馨香，从而刺激神经系统的反应，给人带来略显刺激的清新感。
然而，一战后期俄国的政局变动让欧内斯特·博不得不离开俄国，最终他回到法国并加入雷莱特公司的母公司奇丽斯（Chiris），还拥有了一间位于蔚蓝海岸的香水实验室。在离开俄国的同时，他也将自己调制的香水配方带到了法国。1920年夏末，在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的堂弟德米特里·巴甫洛维奇·罗曼诺夫（Dmitri Pavlovich Romanov）大公（也是可可·香奈儿的情人）的牵线下，欧内斯特·博得以与可可·香奈儿会面。可可·香奈儿在欧内斯特·博调制的十个系列样品中，选中第五号样品作为自己的香水，这就是香奈儿五号的由来。
欧内斯特·博在调制香奈儿五号的过程中，以自己在俄国的作品配方为基底，加入了他此前在圣彼得堡和莫斯科搜集的气味：巴甫洛维奇大公贵族童年的味道，沙皇俄国衰亡的帝国末日之感，以及自己在逃亡路上途经北极感受到的特有的凛冽清新。这款香水深深打动了可可·香奈儿，让她闻到了童年待过的孤儿院与自己第一个情人的庄园的气味，也让她想起了自己的英国情人“男孩”卡佩尔。换言之，这款香水其实就是她自己，她为这款香水命名时说：“我在一年中第五个月的第五天发表我的时装，所以就用‘五’来当它的名字吧，这会带来好运。”这也是香奈儿五号的成功秘籍：“挑动感官的花香与洁净到几乎是禁欲程度的醛，两者极端对比气味所营造出来的氛围。”这种特殊的氛围也正是在1920年代对“美好时代”（belle époque）的怀念，进而转化为对“现代”诞生的预示。同时，这种气味也唤起了巴黎的俄国旧贵族对往昔帝国辉煌的回忆。因此，在这些俄国旧贵族的推崇下，香奈儿五号开始风靡巴黎。正如时尚“老佛爷”卡尔·拉格菲尔德（Karl Lagerfeld）所言：“‘香奈儿五号’实际上是‘俄罗斯关系’的产物。”
在香奈儿五号诞生的时代，它的“双生姐妹”也诞生于革命之后的苏联。曾经服务于雷莱特公司、后来跳槽到布罗卡公司(Brokar & Co.)的法国籍调香师奥古斯特·伊波利托维奇·米歇尔（Auguste Ippolitovich Michel）于1925年调制出了“红色莫斯科”。为纪念十月革命胜利十周年，红色莫斯科于1927年正式上市。奥古斯特·米歇尔与欧内斯特·博都是著名调香师亚历山大·乐梅西埃（Alexandre Lemercier）的学生，再加上两人都曾服务于雷莱特公司，因此奥古斯特·米歇尔也掌握了欧内斯特·博调制的两款经典香水的配方。这也解释了为何香奈儿五号与红色莫斯科的味道相似甚至相同：“一款温暖轻柔，甚至微带热气，既私密又服帖的香水，是典型的女人香水。”
布罗卡公司在革命后的公有化过程中先改名为国家第五号肥皂制造厂，而后又改名为“新黎明”（Novaya Zarya）。在苏联计划经济体制之下，以香水为代表的化妆品与肥皂生产一并归入“油脂工业主要委员会”管理。这种对化妆品生产的计划经济管理便形成了苏联著名的化妆品品牌“特哲”（Tezhe），特哲是“国家油脂与骨制品加工托拉斯”（Gosudarstvennyy Trest Zhirovoy i Kosti Obrabatyvayushchey Promyshennosti）的缩写。奥古斯特·米歇尔也为新黎明与特哲工作，红色莫斯科成为特哲旗下的代表性香水。在特哲大行其道的时代，红色莫斯科在苏联开创出一个有着芬芳气味的空间。与香奈儿五号不同的是，这个由红色莫斯科开创出的芬芳空间，并非由市场的供求法则决定，而取决于国家的经济计划。作为十月革命十周年纪念品的红色莫斯科，也将沙俄帝国的最后辉煌重新诠释成了无产阶级的芬芳与社会主义革命建设的憧憬与象征。换言之，红色莫斯科代表着香水界的无产阶级革命。
红色莫斯科
“时尚轴心”：莫斯科与巴黎
巴黎长久以来便是欧洲的时尚之都，欧洲的贵族们大多以巴黎的流行趋势作为自己的时尚标杆，而一口流利的法语更成为贵族间必不可少的社交工具。也正因如此，在俄国革命后的1920年代，大量革命前的俄国旧贵族流亡巴黎，巴黎也成为诸多“小俄罗斯”中的一个。出现在巴黎的俄国社群给巴黎的时尚圈带来了一股“俄罗斯旋风”。谢尔盖·帕夫洛维奇·佳吉列夫（Серге́й Па́влович Дя́гилев）主持的“俄罗斯季”与“俄罗斯芭蕾舞团”更扩大了俄罗斯文化在巴黎的能见度，进而对世界产生影响。可可·香奈儿因为巴甫洛维奇大公的关系，也进入了巴黎俄国人的社交圈，不但成为佳吉列夫的金主，也参与到玛丽亚·帕夫洛夫娜大公夫人（Maria Pavlovna）的基特米尔（Kitmir）时尚工坊的活动中。可可·香奈儿在工坊中的作品——铁山羊毛俄式短衫配裙子，以刺绣装饰衣领和袖口的女装，便是一种深受俄式风格影响的巴黎时装。而这只不过是1920年代俄罗斯时尚对巴黎影响的冰山一角。
俄国革命对欧洲时尚圈的另一种影响则是，大量左派支持者怀着对革命以及新世界的憧憬来到莫斯科。他们好奇新世界的社会实验，也被社会主义新的生活方式所吸引，想知道新世界的人们究竟如何生活。重视“整体”而非“细节”，重构了女性角色以及阶级，并对工作与休闲进行了重新界定，而这都指向了“简约”与“实用”。因此，克里斯汀·迪奥（Christian Dior）等人纷纷奔赴莫斯科寻找灵感，勒·柯布西耶（Le Corbusier）则在莫斯科与他的苏联同行一起设计了中央联合办公大厦，此外他还参与了苏维埃宫的设计竞标。
柯布西耶在莫斯科的作品——莫斯科中央联合办公大楼
这种“简约”与“实用”的设计理念也渗透到了服装领域。对苏联著名的时装设计师娜杰日达·拉曼诺娃（Надежда Петровна Ламанова）来说，服装必须除去所有无谓的装饰，不可对身体施加暴力以及强加束缚，且应以舒适实用、贴合身体为重。这些服装不使用昂贵的面料，且适用对象应该是全体人民而非有产阶级。将服装的实用性与精致的剪裁相结合，便是拉曼诺娃身为“苏联高级定制时装设计师”成功的秘诀。换言之，对拉曼诺娃而言，服装与时尚也是革命过程中的阶级斗争工具。与此同时，可可·香奈儿也提出，女性时装追求的应该是舒适与行动方便的自由，舍弃不必要的配件，使用廉价的面料，同时也兼顾优雅，让大部分女性都可以负担得起。这种设计理念在可可·香奈儿时装中的代表便是经典的“小黑裙”，甚至被《时尚》杂志誉为“时尚界的福特”——将奢侈品变为大众可以负担得起的商品。因此，在巴黎与莫斯科的时尚圈出现了目标并不相同，但又非常类似的平行发展的时尚理念，即将日常美感与精致文化的碰撞所产生的广度与张力，转化为设计师创作的源泉。而到了1925年在巴黎举办的“现代装饰与工业艺术国际博览会”上，来自巴黎与莫斯科的时尚开始交汇，这标志着十九世纪时尚“美好时代”的谢幕，以及充满未知的“现代”时尚的诞生。
可可·香奈儿的小黑裙与拉曼诺娃的“苏联高级定制时装”
“芬芳女王”的两种人生：波琳娜·热姆丘任娜与可可·香奈儿
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1920年代，“凯瑟琳大帝”的“双生公主”分别主宰了以巴黎和莫斯科为中心的“香氛世界”。两位“女王”对香氛世界的统治，分别呈现在以“香奈儿”为名的私人企业以及苏联国营企业“特哲”的生产线上。至于两个香氛世界背后的女王，则有着迥然不同的人生。人们对可可·香奈儿的生平所知颇多；至于波琳娜·谢苗诺夫娜·热姆丘任娜，最为知名的身份可能是苏联外长莫洛托夫的夫人。而她，恰恰是1920年代后半期开始掌控苏联香氛世界的女王。
波林娜·热姆丘任娜
可可·香奈儿
波琳娜·热姆丘任娜出身乌克兰的犹太人社区，很早便参加革命，且始终专注于苏联的妇女工作。在从事妇女工作的过程中，她在1921年与莫洛托夫结婚，而且她还是斯大林第二任妻子娜杰日达·谢尔盖耶夫哪·阿利卢耶娃（Надежда Сергеевна Аллилуева）的闺蜜。从普列汉诺夫经济学院毕业后，波琳娜成为“新黎明”的管理者，而后又掌管了“特哲”，接着又在食品工业人民委员部中担任香水、化妆品、化工产品及肥皂工业的总负责人，并担任该部的副人民委员。到了1939年，她升任新成立的渔业人民委员部的人民委员，是苏联历史上第一位，也是唯一一位女性人民委员，并成为苏共中央候补委员。但1939年后，波琳娜便因自己的犹太人身份、海外的亲属关系（波琳娜始终与移民美国的哥哥和移民巴勒斯坦的姐姐保持联系），以及与莫斯科的外交官的密切关系，被调任轻工业人民委员部纺织和服饰工业局局长，并失去苏共中央候补委员的身份。到了冷战开始后的1948年底，波琳娜因为同样的原因被免职、逮捕与流放。重获自由后的波琳娜并没有重返政坛，而是选择了退休，直到1970年去世。
身为巴黎“香氛世界”女王的可可·香奈儿出身法国农村，很早便学会了结交有权有钱的男伴以接触自己出身环境无法提供的社交生活，并将见多识广的优雅举止内化为自身的生活态度。通过结识来自欧洲各国的达官显贵与王公贵族，可可·香奈儿逐步跻身于巴黎最顶级的时尚圈。在可可·香奈儿的社交网络中，她因与巴甫洛维奇大公交往接触到了流亡巴黎的俄国旧贵族圈，因与威斯敏斯特公爵交往而结识英国王室及温斯顿·丘吉尔，而她与丘吉尔的关系也使得她在战争结束后免于被法国政府起诉，从而东山再起。在法国战败前后，可可·香奈儿借助与汉斯·君特·冯·丁克拉格（Hans Günther von Dincklage）男爵的交情，不但活跃于德占巴黎的德法社交圈，还在战时纳粹德国与英国的秘密外交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也因为可可·香奈儿与纳粹德国这层关系，使得“香奈儿五号”成为德国人手中最具有法国特色的伴手礼。“香奈儿五号”香水瓶设计精巧，方便携带，其气味给饱受空袭之苦的战区带来一丝慰藉。同时，可可·香奈儿也借由与德国人的关系，从合伙人沃特海姆（Wertheimer）兄弟手中收回了一部分“香奈儿五号”的销售权。
波琳娜·热姆任丘娜与可可·香奈儿的人生看似迥然不同，甚至如果两人相识还可能会彼此厌弃，但仔细想来，她们的人生却有很多相似之处：她们出身并不高，但都通过一些手段进入彼此国家的政治经济核心圈，并且在这一过程中善用机会，利用男性在环境中的优势汲取力量并让自己强大；她们都是独立、自信且精力充沛，追求自己的目标而从不考虑其他牺牲者的“铁娘子”；她们都能从挫折中恢复过来，重拾自我，而且同为置身权力核心的工作狂；她们都陷入了政治斗争漩涡的中心，却也在历经世界局势的动荡与风雨之后安然无恙。她们虽然有诸多相似之处，但其影响力却始终局限在分别以巴黎和莫斯科为中心的时尚世界中。那么，是否有这样的一个人，与两位“女王”有着相似经历，但影响力却跨越了两种意识形态的藩篱？答案当然是有，这便是奥尔加·康斯坦丁诺娃·契诃娃（Ольга Константиновна Чехова）。
奥尔加·契诃娃
提到奥尔加·契诃娃，给人的第一印象或许是文豪安东·契诃夫的侄媳（她的姑妈是契诃夫的夫人，她也曾与契诃夫的侄子米沙结婚），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女弟子，魏玛与纳粹德国时代红极一时的电影明星，以及传闻中配合拳击手伊戈尔·利沃维奇·米克拉舍夫斯基（Игорь Львович Миклашевский）刺杀希特勒的苏联间谍。然而在香氛世界中，奥尔加也有着自己的一席之地。她除了在电影事业上大获成功，还是一名受过专业训练并获得执照的美容师。二战后，奥尔加定居慕尼黑，创建了自己的“奥尔加·契诃娃美容公司”，并推出了个人品牌香水，同时也出版了自己的美容手册。美容手册中有一章便涉及香水，奥尔加推荐了香奈儿五号。她在手册中提到，自己的美容秘籍是“自律”与“乐观”的生活态度。她这种对“美”的见解，来自于巴黎“美容科学院”（Academié Scientifique de Beatué）的学习经历，以及亚历山大·伯侯莫雷兹（Aleksandr Bogomolets）教授的学说。身为苏联功勋科学家的伯侯莫雷兹教授，其名著《寿命之延长》（Продлениежизни）的核心内容之一便是对抗早衰，而奥尔加的美便是在“铁幕”两侧对伯侯莫雷兹教授理论的绝佳广告。
东亚的“花露水轴心”：“六神”与“明星”
长久以来，人们对历史的认知多聚焦于视觉与听觉，有意无意忽略了其他感觉，如味觉、触觉与嗅觉的存在。其中，嗅觉长期被认为是“无关紧要”的，因为它是缺乏意识与理性、不受控制、原始且危险的存在。阿兰·柯尔本（Alain Corbin）的名著《恶臭与芬芳》（Le miasme et la jonquille: L’odorat et l’imaginaire social, XVIIIe-XIXe siècles，Paris, Flammarion, 1982）将气味纳入历史的叙述中，赋予了嗅觉在历史书写中的权利，使人们开始关注气味所代表的历史。在社会变化的过程中，人们对嗅觉的观感也随之发生变化，“嗅觉革命”也因此产生。气味不但被赋予了强烈的政治含义，也象征了人们对过去辉煌的留恋，以及对未来的憧憬。与此同时，“恶臭”与“芬芳”的激烈交流不仅意味着气味被赋予了现代性的含义，也象征了变革时代中的阶级与革命。而气味代表的时尚潮流变化，在不同意识形态的社会中，取得的效果则异曲同工。换言之，气味成了沟通巴黎到莫斯科的“时尚列车”。在这趟列车中，夏尔·戴高乐最喜欢名叫“红罂粟”的苏联古龙水（这款古龙水也是奥古斯特·米歇尔的杰作），来自巴黎的香奈儿与圣罗兰香水也现身于莫斯科的精品店，成了“新阶级”的宠儿。而盛装这些气味的香水瓶，也以简洁的现代设计，密封了人们对这些气味的记忆。这班以气味为代表的“时尚列车”，便是卡尔·施洛格在这本书中所讲述的故事。
卡尔·施洛格讲述的气味故事发生在二十世纪的欧洲大陆。不过，在遥远的东方也有着与之类似的气味故事——花露水。1908年上海中西药局的周邦俊医师在中医药典的基础上，以玫瑰、茉莉等鲜花的味道进行调配，以现代香水工艺生产出了国产香水，并取欧阳修“花露重，草烟低，人家帘幕垂”词句，将其命名为“花露水”。而中西药局的花露水的商标为“明星”，因此这款花露水也被称为“明星花露水”。差不多与此同时，香港的广生行也生产了自己的“双妹”花露水。1949年，周邦俊之女周文玑携带明星花露水的配方辗转来到台湾建立明星化工，继续在台湾生产“明星花露水”。留在上海的明星花露水厂与广生行上海厂以及其他几家日化工厂在公私合营中合并，最终成为上海家化。到了1990年，上海家化又在旧有花露水配方基础上加以改良，推出了如今家喻户晓的“六神花露水”。卡尔·施洛格或许并不了解，他在书中描绘的“香水轴心”，在遥远的东亚以“花露水轴心”的方式将上海与台北两个时尚中心串联起来，讲述了一个有些类似但又不一样的跨越海峡的气味故事。
六神花露水与明星花露水
苏联解体后，大量西方香水涌入俄罗斯，使得在苏联时代流行的本土香水逐渐退出了市场。但随着俄罗斯人对苏联黄金时代的留恋逐渐加深，已经没落的红色莫斯科又一次在俄罗斯流行起来，就像它的“双生姐妹”香奈儿五号当初流行的原因一样。如今人们依然可以在“新黎明”的网店里买到红色莫斯科，其包装仍旧是类似沙俄军官随身酒瓶的玻璃瓶配上象征克里姆林宫洋葱尖顶的红色瓶盖版本。瓶盖标志着香水的红色属性，而酒瓶形状的玻璃瓶则代表着过去沙俄帝国的记忆，两者的融合则意味着日常生活美学化的梦想，而密封在瓶中的香氛则仿佛浓缩了过往的美好。这也就像前卫艺术大师卡西米尔·谢韦利诺维奇·马列维奇（Казимир Северинович Малевич）在北极大探险的时代设计的“北风”（Severny）古龙水瓶一样。
马列维奇设计的“北方”古龙水瓶
当密封的过往美好被喷出，不仅意味着对早已逝去的黄金时代的留恋，也体现出对未知未来的憧憬。正如卡尔·施洛格在书中所写：“一滴香水也承载着整个二十世纪的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