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日记为馆藏特色：1949年以后的经营
新中国成立初期，由于局势急遽变化，文献四散，藏家于文献多不敢保有。这一时期，日记尽管尚未被用作交心之罪证，却已成为许多藏家的“烫手山芋”。有识之士或以捐赠国家，或以抛售市场，忧虑万端者甚至弃之如敝屣。所谓藏家不幸国家幸，大量的日记纷纷涌现市面，最终捐赠国家，而合众图书馆此期收获的日记文献也最为丰富。
青年顾廷龙像，翻拍自《顾廷龙日记》。
以《顾廷龙日记》所附《一个图书馆的发展》所载第十一年、第十二年、第十三年工作报告可见，这时收获日记最丰富。兹摘录1949至1953年，顾氏所记合众图书馆此期所获日记文献如下：
第十一年（1949年8月-1950年8月）：陈器成赠《王文勤日记》、张佩纶《涧于日记》。潘景郑赠许叶棻《少翯日记》、许元恺《宾门日记》、常熟阙名撰《铭椒清馆日记》、张茂镛《顨斋日记》、钱国祥遗稿等。
第十二年（1950年8月至1951年8月）：潘景郑赠李鸿裔《邻苏日记》、潘曾绶《陔兰书屋日记》。
第十三年（1951年8月至1952年8月）：潘景郑赠《冯申之先生日记》稿本、《郋亭日记》稿本，赵敦甫赠余晋穀先生日记稿本。本年采购所得极多，有方濬师《安宜日记》稿本、《何汝霖日记》稿本、《何兆瀛日记》稿本、《何介夫日记》稿本、《何荫柟日记》稿本、费德麐《杏花春雨馆日记》稿本。
潘景郑癸酉（1938）年日记书影，苏州博物馆藏。
三年间，合众图书馆获赠日记12部，其中尤以潘景郑所捐赠日记极多，足见著砚楼庋藏日记之富，也可见潘氏此期心绪之凄惶。自然，局势变化虽快，但并非所有人都乐于捐赠。一些价值较高的日记在市场上流通仍以交易为主，也因此，合众图书馆仅1953年就采购到6部稿本日记。而一些索价较高的日记，则合众图书馆也无法措手。例如，1951年9月30日日记云，“兑之来，以兄弟钞录之《李星沅日记》廿本求售，索四百万，无从协商矣。”在此之前，1949年，瞿兑之“捐赠先世手稿、函札、书画遗物、个人著述稿件以及各种纪念品，统称为长沙瞿氏文献。”对瞿宣颖兄弟来说，自家的日记不适宜售卖，但当此穷困之际，虽有世交的李星沅家族的日记则不妨卖个好价钱。此事虽未谈妥，但两年以后，瞿氏手抄这部《李星沅日记》仍为合众图书馆所得。1953年9月工作简报称：“本月收购的图书，比较重要的有前清曾几任督抚的湘阴李星沅自道光二十年至廿八年的日记钞。他曾经过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革命时期，颇有些当时的史料。其他有关朝政掌故、地方情形，尤为丰富。”在时局变革之际，除去合众图书馆，瞿氏兄弟的选择委实也不多。（本文完稿后，复见韩策《〈李星沅日记〉和〈张集馨年谱〉是怎样传钞流转的——瞿兑之传承近世珍稀文献的重要一页》（《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6期）一文，详述此稿经历，读者可参看）面对这样的局势，合众图书馆在接受捐赠的同时，也一并大力采购。就日记文献而言，在此后若干年的工作计划和重点中，顾廷龙等人对采购日记均颇为注意。如1955年工作重点中介绍蒐集图书的经验，第二点提及“主动的寻找和书商的送样书相结合”，并举例说，“主动的蒐集，我们可以极低廉的价格，收得极重要的史料。如我们在东方废纸店购得廖寿恒的日记，其中记录了有关戊戌变法的重要史料。”清末军机大臣廖寿恒的《抑抑斋日记》，就是这样从废纸店收购而入藏的。
顾廷龙1950年日记书影，翻拍自《顾廷龙日记》。
经过几年有规划的工作，及至1955年，日记已经成为该馆收藏的一大特色。1955年合众图书馆的工作总结提及该馆的收藏特点，特别谈及“传记史料最为丰富”，指出“有名、无名人的日记均甚多”。
至于1956年，合众图书馆的日记收藏已引起研究者的重视，日后被誉为“中国日记研究第一人”的陈左高先生开始扎根于合众图书馆查阅日记文献。这一年的合众图书馆工作总结也提及协助研究工作者蒐集材料，如“协助陈左高先生检查日记文学的资料”。“陈左高同志研究日记文学的发展史，到目前为止，我们已提供了古今人的日记已刊、未刊的共二百种，并随时予以各方面的协助。”至此，可以说合众图书馆对本馆日记收藏已有相当的“自觉意识”。
基于丰富的馆藏日记文献特色，1956年，合众图书馆拟订《十二年远景规划》，其中一部分计划指出，在1956-1958年，准备编印史料丛刊，包括“日记丛刊”“明史丛刊”。这一规划颇有眼光，遗憾的是，随着局势变化，这一“远景规划”最终并未落到实处。
印行日记的计划虽然搁置，但合众图书馆采购日记的步伐并未停歇，相反，还在实践中总结出许多宝贵经验。1957年7月，合众图书馆《上半年采购工作总结》指出，该馆对近代史料的广泛蒐集，半年中从来薰阁、上海旧书店采购的数量最多，其中“收集近人的日记比较多，约有十余种。其中如《吉林日记》，系吴县顾肇熙在1880-1885年所记……《无逸窝日记》系武进庄某在1906年留学欧洲时所记，其中剪贴各种画报及期刊，反映了留学生的活动，批评朝政的议论，还有沪宁路首次通车的照片、清末上海征兵的照片。可从各人的日记中发现或多或少不经见的材料，对近代的参考是有裨益的。”由此可见，合众图书馆采购日记对象主要为近代稿抄本，而来源则是各类旧书店，采购所关注的在于日记资料的稀缺性。
从顾廷龙及合众图书馆关于日记的工作报告汇总，可清楚看出顾廷龙“收书、编书、印书”的图书馆工作理念。或许正是由于这样卓越的工作，增添了许多人对合众图书馆的信念，让他们乐意将手头的日记捐赠给合众图书馆。首先，馆中董事会成员积极捐赠日记。如叶景葵将金武祥《粟香室日记》四十二册捐赠合众图书馆。又，合众图书馆的董事张元济决定将其在商务印书馆任职时的日记等捐赠给合众图书馆，顾廷龙收讫后，回信云：“日记拜收，极为感幸。龙颇拟效法，但恐难能精细耳。”此外，张元济还将手录的《翁心存日记》捐给合众图书馆。顾廷龙1950年10月12日日记载：“菊老手录《翁心存日记》，缓日可送馆。”今所见翁心存日记稿本共二十七册，其中二十五册为张元济捐赠国家图书馆，另外两册为翁之熹捐赠国家图书馆（这部日记的递藏情况详见张剑《〈翁心存日记〉整理前言》。而今上海图书馆尚有道光三十年日记一册，该馆著录为“稿本”，或是张元济手抄赠顾廷龙者。
其次，他人也多放心将日记捐赠给合众图书馆。如1956年，蒋维乔将一生所书皇皇日记捐赠合众图书馆。蒋氏弟子王煦华在《一个图书馆的发展》的跋语中记载：“蒋先生是鸿英图书馆的馆长，鸿英又以搜集近现代史料著称，按理他自己一生的日记应该捐赠给鸿英保存，可是他却捐赠给合众。蒋先生是我的老师，他写了一张明信片给我，说他的一生日记要捐赠给合众保存，教我到他家中去取，可惜这张明信片在十年动乱中佚失了。”蒋维乔很看重自己一生的日记，在捐赠时，却舍弃自己工作的图书馆，而转交合众图书馆。弃此存彼，尤足以说明合众图书馆之受人信任。而蒋维乔日记捐赠给合众图书馆一事，也被列入合众图书馆《1956年工作总结》中的“工作成绩”采编部分。
皇皇巨册《蒋维乔日记》整理本已于2021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其稿本乃蒋氏授意弟子捐赠给合众图书馆。
由于顾廷龙对日记有这样的兴趣，直至合众图书馆等并入新成立的上海图书馆以后，许多日记仍与他有相当多的关联。例如，《老残游记》作者刘鹗的《壬寅日记》《乙巳日记》《戊申日记》三种四册，“文革”期间因其孙刘厚泽抄家被抄走，“后被上海图书馆顾廷龙先生所见，将其与刘鹗《芬陀利室存稿》等捆扎在一起，置于上海抄家物资大场仓库。1984年—1985年作为抄家物资发还。”据陈先行先生回忆，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特殊历史时期，身在文物图书清理小组的顾廷龙还抢救了陈元龙、屠寄、姚石子、刘半农等人的日记。（陈先行《能助成人之盛举，可谓不负其平生》，黄春宇、于颖《顾廷龙：为图书的一生》，《文汇学人》2014年11月7日T05版。）
综上言之，1949年以后，合众图书馆日记收藏特色的确立与顾廷龙等人的苦心经营密不可分。
日记传钞的方法与几个案例
合众图书馆所藏日记有相当一部分是稿钞本，除去采购及因捐赠入藏之外，大部分都是顾廷龙等人的传钞本。传钞，是顾廷龙图书馆工作的重要方法，而传钞日记，也是顾廷龙日记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曾经随顾廷龙工作的沈燮元，回忆解放前夕，在合众图书馆无所适从时，顾廷龙即让他抄写吴大澂所著《皇华纪程》，戏称为“抄书应变”（王锷、井超整理《智者乐仁者寿——沈燮元先生访谈录》，《国学茶座》第10辑）。
抄书，对民国时期的学人和图书馆工作者而言，仍是必不可少的文献复制手段。尽管照相等复制技术的运用已经日益广泛，但是其高昂的成本，使得这些新技术往往只用于较为珍贵的文献，包括艺术类文献或域外文献等。自然，遇到拓片等，顾廷龙也会使用照相法。如1932年10月23日：“四时，至按院胡同六十号谢刚主家,获见愙斋题拓屏四幅，皆瓦当也。余先钞录一过,承许相。”但与照相复制技术的使用频次相比，顾廷龙复制文献最常用的办法仍是抄写。
顾廷龙对抄书投入相当多的精力，并在实践中形成一套行之有效的传钞办法。检索《顾廷龙日记》，出现“钞”字超过1100次，多为“钞本”“手钞”大体而言，其选择传钞的文献均为珍稀秘本，流传较少，且多为稿抄本。顾廷龙高度重视传钞本的珍贵性，合众图书馆的书，外人要传钞须征得同意。1945年9月合众图书馆《暂定阅览规则》第六条云：“如需传钞长篇或通录前人批校,皆须得主管员之许可。”正因如此，他处的文献，他更费尽心力想要获得。而能完成这些文献复制工作，主要原因在顾氏选择抄手时往往所托得人，能够按时完成抄书任务。最后，在他人传钞之后，顾廷龙每常再校勘一遍，使钞本更趋精善。大略如下：
首先，顾廷龙注意网罗抄书，以完成大量的文献复制工作。顾廷龙抄书，既自己钞，也请求或雇佣他人抄写。在他自己，曾抄录钱勖《吴中平寇记》八卷稿本，见于1940年1月2日日记。此外，顾廷龙更多地雇佣他人抄书。不过，民国时期寻觅抄手并不容易。1932年11月7日日记，“十时，至大高殿，时张德泽介绍之钞书者耿增培已久待，即提折付抄。而折皆军机处所钞者，多草字别体，此君不能识矣，已令其照画，年事可十七八，识字不多，遑论文理，奈何！”抄书并非纯粹的复制，也需要抄书者具有一定的文化水准和认字本领。像耿增培这样的书手，识字既少，草书别字又不认得，因此抄书效果很不理想。无奈之下，顾廷龙希望另雇他人。1932年11月29日日记云，“访张德泽，托其觅钞手。渠以酬薄不易倩，余即允出一角半，原来钞手亦须加。此事确苦，宁撙自他处也。”看来，随着物价上涨，外加北京等地文献抄录市场的升温，抄手的薪酬也在不断上涨，而理想的抄手就越发难以雇到。于是，顾廷龙有时请仆人代为抄录，如《上元宗氏书目》等，就是其仆人所钞（1940年1月15日日记）。有时也请他人代抄，如1943年3月26日，“点文禄书，检《汉诗音注》，托胡文楷倩人代钞。”还有的时候，则是朋友一起合钞，如1941年2月，顾廷龙约潘景郑等人合钞《铜井文房书目后编》及《周渔篁集》等。
大多数时候，顾廷龙则是发动亲戚们帮忙抄录。如姚文栋《跋元亨本古文尚书》就是表弟王毓忠代钞的。据《顾廷龙日记》可知，为顾廷龙抄书者有德俊、钟芬女士、剑知、潘士霖、秦揆楚等人。其中女性颇有其人，如前述秋农夫人、钟芬女士等，可知这份计酬较低的工作，颇适于女性补贴家用。
其次，顾廷龙也留意抄书方法。他注意从前辈处吸收有益的抄书经验。如1932年11月27日，“十时半，至太平桥胡同，谒胡绥之先生，持吴寄老介绍书入谈约一小时。谓钞录材料时，宁多写数字，将书名卷叶注明，备他日之检阅，此老友许勉夫所授之法。”自己也很注意对抄书流程的把控。例如，顾廷龙注意核实抄书的字数，以便计酬。如1943年10月27日，“夜，核字数（钞本），计一百五十九万余。钞本由戴胜记订来，即题署数字，草草以当备忘耳。”此外，他也注意传钞之本的装订方式，以区别于其他文献。如1940年定的装订规定第三条云：“凡新自传钞之本，均用纸捻毛钉。”
胡玉缙，字绥之，近代著名学者。其传授顾廷龙抄书法，为甘苦之言。图自《甲辰东游日记》（胡玉缙著，吴格整理，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
再次，顾廷龙还创新了一些文献抄写的工作模式，例如他将抄录文献工作“外包”给文献所在地的朋友。1942年5月8日日记云：“嘉来，言明日旋苏，托送夏氏吊分。带五十元送秦揆初，托钞《佩鹤集》预付之赀，格纸及副本明日寄还。”
具体到日记的传钞上，顾廷龙日记明确记载他手抄的日记就有《栩缘日记》，从1942年年初抄完《栩缘日记》，此后复加校勘。这年2月25日起，顾廷龙阅《栩缘日记》，至3月13日，方校毕《栩缘日记》。1942年4月6日日记又载：“元誉来，见假《栩缘日记》三本，俾补校一过。”从中可见顾廷龙对抄本的精心校勘，并未以抄本而马虎应事。
今藏上海图书馆的孙宝瑄《忘山庐日记》，则是顾廷龙安排人抄录的。顾廷龙1941年4月2日云：“揆丈来……又言孙慕韩之弟宝瑄有《忘山庐日记》，今访得十二册，闻遗失约十八册。”叶景葵访得《忘山庐日记》，随后告知顾廷龙。当年秋季，顾廷龙就安排人手抄录这部日记。1941年10月9日日记云：“秋农夫人来，携去《忘山庐日记》癸卯一册。”12月4日云：“秋农夫人来，托表镜架心八幅，并缴《忘山庐日记》一册……今日起钞费润每千字以五角计（加一角）。”1941年12月25日，“秋农夫人来，《忘山庐日记》钞完，换抄《栩缘日记》，共六册，并交之（留彼纸有四百五十张。）”顾氏日记虽未逐日记载秋农夫人抄录《忘山庐日记》事，但从这三条记载可见，此次顾廷龙请秋农夫人抄书，是由顾氏提供抄写纸等原料，按字数计酬，前后花了两个半月时间，最终将12册日记抄完。对这个新钞本的质量，顾廷龙并不放心，得暇时仍校勘一过。如1942年1月3日日记云，“补《忘山庐日记》缺字”。
今天，当我们便捷地享受着文献数字化的便捷时，很难想象仅仅七八十年前，影印等文献复制的手段虽已出现，但在日常工作与治学中，许多文献仍主要通过手抄完成再生。对小部头书籍而言，文献抄录确是较为便捷方法，也利于文献的再流通。例如，抄录之后的日记，从此便为自家所有，由此更易于流通。1942年3月28日，顾廷龙检得《忘山庐日记》十二册，送匋老阅。这部《忘山庐日记》，就是顾廷龙请秋农夫人所钞的。
通过组织相当多的人力、物力完成大规模的日记文献抄录，顾廷龙为中国珍稀日记文献的复制和保存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在顾廷龙传钞之后，许多珍贵的日记稿本随着时局变动而亡佚，最终倒是顾廷龙组织抄录的大量日记文献得以留存后世。
顾廷龙日记工作的遗产
1998年，顾廷龙去世之后，关于顾老的生平事业的文章很多。至于顾先生在图书馆的工作，《中国图书馆年鉴1999》如是写道：“顾廷龙同志以其独到的眼光长期致力于家谱、朱卷、日记、手札、专人档案资料以及古籍稿本、批校本与革命文献的抢求与收集，使上海图书馆拥有颇具规模的特色专藏，在国内外处于领先地位。”这一评价可谓恰如其分。
大略言之，通过自身的实践，顾廷龙创造了一个文献学家因应日记收藏的全新系统。即始终活跃在日记的收藏与流通市场中，通过购买、传钞等手段最大限度完成日记的归档工作。利用收藏的日记文献，从事学术研究，并不断交换新的日记资源，最终在通过出版刊刻，完成日记文献的再生工作。在这一过程中，通过自身的日记写作实践，加深对日记的认识，并将这些经历记录在日记中或工作报告中，最终完成事迹的史书化过程。在这全部的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顾廷龙与前代学者的区别，即他致力于将日记文献“公共化”，使更多人能逐步获得这些珍贵的资料。同时，我们也能明显看到顾廷龙与后世学者的重要差异，即从日记文献的获得到它最终被利用的全过程，并非简单的人与物的交流，而是在更广阔世界的亲力亲为，是一种古老的手艺。正如《染墨的指尖：近代早期欧洲的书籍制作》所宣扬的一样：“学者们的理念和实践往往并不诞生于寂静的书房，而来自让人精疲力竭的劳动。”正是在书籍的收藏、传钞与利用过程中，顾廷龙较早形成了“日记自觉”，从而有意关注这类文献，最终为后人开创了关于日记的收藏、传承与研究的独特之径。
顾廷龙的日记工作，奠定了今天上海图书馆馆藏丰富日记文献的基础。顾廷龙团结了许多优秀的藏家和学者，为合众图书馆网罗了许多日记。除前述叶景葵、张元济等人的支持外，其妻舅潘承弼捐赠上海图书馆尚有《小鸥波馆日记》（潘曾莹撰，钤有“承弼世守”）、陈倬《隐蛛庵日记》稿本（有潘景郑民国三十一年题识）、《先文勤公日记》（潘祖荫撰）、沈宝禾《忍默恕退之斋日记》等。友人瞿凤起征集常熟庞鸿文日记入藏上海图书馆。合众图书馆的读者陈左高介绍入藏上海图书馆者，有倪稻孙《海沤日记》。此外，合众图书馆旧藏重要日记尚有陶濬宣《稷山读书楼日记》《稷山日记》《省庵养疴日记》等。凡此，均是顾廷龙工作的成绩。
顾廷龙开创的日记工作，影响到上海图书馆的许多工作，日记工作由此也成为上海图书馆群体的一大特色。从许多方面而言，顾廷龙先生在上海图书馆开创一个引人注目的“日记传统”。曾在上海图书馆工作或受教于顾廷龙先生的学者，如沈津、陈先行、吴格、梁颖等人均对日记有相当的关注，且做出相当的贡献。近些年，上海图书馆主编的《历史文献》大量刊载稀见日记整理稿，复又推出皇皇《上海图书馆藏稿钞本日记丛刊》等，均可视作上海图书馆工作中的“日记传统”的一部分。
周德明、黄显功主编《上海图书馆藏稿钞本日记丛刊》（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7年）已成为晚清民国研究的基础文献。
此外，顾廷龙致力于通过传钞等方式促进大量珍贵日记入藏的办法，也为上海图书馆数十年来孜孜不倦地坚持。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上海图书馆传钞了不少日记文献。如，“一九五六年据稿本传钞”《邵友濂日记》，“一九六三年八月照原钞本传钞”莫友芝《郘亭日记》等。此外，《中国古籍善本书目》著录的南京图书馆所藏稿本《梁章钜日记》，也当在这一时期，为上海图书馆传钞保存。近年来，一些引人注目的大型日记入藏上海图书馆，也可见该馆对日记工作的重视。如，2015年，翁万戈将《翁同龢日记》手稿捐赠该馆；2016年，谭延闿外孙女婿余传韬将66册谭延闿日记稿本寄存于上海图书馆。
应当说，顾廷龙日记工作的影响并未及身而没，而发挥着长久的影响。由于顾廷龙的工作，由于上海图书馆的持续接力，我们得以纵览许多近现代名人日记，也对上海图书馆诸多日记文献的传承链条有更为清晰的认识。如，《上海图书馆藏稿钞本日记丛刊提要》所涉钱国祥日记、廖寿恒日记、顾肇熙日记、何介夫日记、费德麐日记等，均未考其递藏源流。据上文，则可知它们多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入藏合众图书馆，最终进入上海图书馆。
顾廷龙所作的日记工作及其遗产已略述如上，而其工作有更令人敬佩者，或许还在于，他对日记收藏与传钞的坚持，有如他对图书馆事业所抱定的宗旨一样。即顾廷龙认为事业不必求大，要在长久，而持久之道，则“平稳即是发展，不求躁进，不贪暇逸，不须人多，不事宣传”。在风雨飘摇的时代，顾廷龙对稿钞本尤其是日记的重视，体现了他的文化责任感，此即所谓“感遗稿之沦落，痛世变之靡定，守此丛残，以保文脉”。这种精神应当感染了许多人。可以说，在近代以来为中国传统日记的存藏事业立下汗马功劳的，顾廷龙容或并非最耀眼的一位，却必是最具代表性的一位。
时至今日，日记文献的复制与传播已变得十分便捷。最近二十年间，仅仅大型的日记影印丛书，就有《历代日记丛钞》（2006）、《国家图书馆藏抄稿本日记选编》（2015）、《苏州博物馆藏晚清名人日记稿本丛刊》（2016）、《上海图书馆藏稿钞本日记丛刊》（2017）、《温州市图书馆藏日记稿钞本丛刊》（2017）、《苏州博物馆藏近现代名人日记稿本丛刊》（2018）、《清华大学图书馆藏稿钞本日记丛刊》（2019）、《近代史研究所藏稿钞本日记丛刊》（2020）、《湖北省图书馆藏稿本日记四种》（2021）等。抚今追昔，不禁令人对老一辈学人传钞日记的工作肃然起敬，更对近代以来一代代中国图书馆人艰辛而层累的日记工作感佩不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