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南邨
清代康乾皇帝南巡,在《清史》上是一件大事,在民间是有趣的话题。康乾南巡,自北京至南京、苏州、杭州,若不绕道,无论走陆路,还是走水程,都要经过山东。
说来这轰轰动动的皇帝南巡大事,最初是起于他事之议。康熙二十三年二月,康熙在近畿之地巡视,途中翰林院编修曹禾奏请皇帝到泰山封禅,经九卿等会议认为“应不准行”；吏科给事中王承祖另有议题,奏请皇帝巡狩,祭祀泰山之神,并经过阙里(曲阜)孔府观看礼器,九卿会议认为“应准行”,后者得到康熙的同意。
这一年的九月二十八日,康熙首次南巡启程,出行前的议题仅是到山东祭祀泰山、孔子,除此之外并无明确的其他巡视事项,因此史册记之为“上东巡”“东巡狩”。实际上,康熙由山东继续南下,到了苏州、杭州,这未免偏离了“东巡”的方向。几年后,康熙第二次出巡时,已经有了成熟的经验,出行时即名曰“上南巡阅视河工,省观风俗,咨访吏治”,不但“南巡”得到正名,也有了巡视的具体事项,后来的三巡、四巡,直至六巡皆是如此。几十年后,乾隆效法乃祖南巡,也是以阅视河工之事为主,南巡次数同是六次。
康熙首次南巡,于康熙二十三年十月初五进入山东德州,走的是经过济南府、泰安州、沂州的山东东路,于十八日由郯城县红花铺进入江苏邳州。返程时,于十一月十二日驻跸红花铺,十八日于曲阜祭孔后驻跸兖州府西关,十九日走山东中路,经东平州、高唐州、德州,于二十四日进入河北省景州。
康熙第二次南巡(康熙二十八年)、第四次南巡(康熙四十二年),进入山东后仍走东路,返程时乘舟走京杭运河过山东。第三次南巡(康熙三十八年)及第五次(康熙四十四年)、第六次(康熙四十六年)南巡,往返皆乘舟走京杭运河。那时,运河山东段已经治理得较为平稳,山东并无大的河工之事可阅。那么,康熙六次南巡经过山东时,都是做了哪些事?
翻看记录康熙南巡的史册,在山东做的几件大事,依次为济南观泉、泰山祭神、曲阜祭孔。
康熙六次南巡,有三次南行时路经济南,每次都观泉。首次观看趵突泉时“称赏久之”,言“此泉为名胜之地”,为之挥毫大书“激湍”二字。是日驻跸杜家庙处,康熙对趵突泉兴致犹在,告诉大学士明珠等人“趵突泉为历下名胜,尔等从官可各书二字留之泉亭,以传来许”。此时,康熙还为珍珠泉书写“清漪”二字。第二次南巡时,再次观看趵突泉、珍珠泉,并留题“作霖”二个大字。第四次南巡入巡抚署观看珍珠泉,书《三渡齐河》即事诗,令悬之署门,观趵突泉,书“源清流洁”匾额,书“润物”匾额,令悬珍珠泉,书“学宗洙泗”匾额,令悬省城书院。康熙三过济南而三入,每次观泉皆有留题,在历代帝王中仅此一人。
五岳之首泰山,也是康熙南巡走山东东路的必经之地。祭祀泰山之神,原是首次南巡的主要事项之一。康熙离开济南隔一日,行至泰安即登泰山,先后到天仙殿、东岳庙、玉皇宫观瞻,再到孔子小天下处及日观峰赏景。次日,康熙率领从官于天仙殿行礼,书“坤元叶德”四大字悬额殿中,书“普照乾坤”四字,命于孔子小天下处建亭悬额,书“云峰”二字,命于极顶处摩崖勒石,并于东岳庙祭祀泰山之神。康熙第二次南巡,于泰山下及东岳庙率群臣行礼。第四次南巡,再次登临泰山。
首次登上泰山,康熙还做了一件其意义大于在各处留题的事情。有侍臣请康熙观看舍身崖,被他拒绝,并说:“愚民无知,惑于妄涎之说,以舍身为孝。不知‘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故曾子有临深履薄之惧。且父母爱子,惟疾之忧,子既舍身,不能奉养父母,是不孝也。此等事处处有之,正宜晓谕严禁,使百姓不为习俗所误。观之何为?”康熙对舍身崖等妄涎之事有“正宜晓谕严禁,使百姓不为习俗所误”之言,对当时因愚昧而舍身者确是一大警醒。
康熙到曲阜祭孔,亦是首次南巡的主要事项,出行前曾对祭祀之事有过商议。这年十一月十五日,康熙南巡回程在费县途中对祭孔之事又提出新想法:“朕幸阙里,将行礼讲学。邹鲁圣贤之乡,意必有学问淹通之士,尔等先至曲阜,令彼处择能讲经义者,撰《大学》之道一节、《易经》天尊地卑一节讲章二篇来看。”他不但躬祭孔子,还要听讲经书,因而遣官星夜到曲阜告知此事,做好准备。十六日康熙到泗水县观赏泉林,为孔府预备经书讲章留出了时间。十七日至曲阜,驻跸城南行宫后,康熙即阅览翌日孔尚任等拟讲经书的文稿。
十八日,康熙前往先师庙(孔庙),至大成殿行三跪九叩礼。遣国子监祭酒阿礼瑚,祭启圣公。然后至诗礼堂,听监生孔尚任讲《大学》首节。讲学一过,康熙皇帝观览大成殿、奎文阁等先圣遗迹及历代礼器,至孔林于孔子墓前跪奠酒三爵。康熙这次到曲阜,既注重祭孔形式,还注重讲学实际,消息传开上行下效,无疑会对当时各阶层尊孔、学界研讨经书造成广泛影响。
曲阜位于泰安之南,南巡并不经过此地,康熙皇帝除首次南巡专门拜祭外,每年还遣官祭祀先师孔子。
在南巡途中,康熙还会关注沿途百姓的生活状况。第四次南巡在山东途中告知户部:“朕甲子、己巳两次南巡,路经东省,见民生丰裕,士民乐利……再经齐鲁,存问民生休戚,似不及甲子、己巳。”因此,他传旨对山东未完成上年钱粮的州县予以蠲免,并令拨漕米二万石赈灾。又告诉山东巡抚王国昌:“朕自泰安州见新泰、蒙阴、沂州、郯城等处城郭乡村黎民被灾甚苦,虽将正赋蠲免,而见在乏食,尚属无益。徒有赈济之名,而仓粟谅已尽竭。又观黎民颜面、衣服,朕心不胜悯恻,更为尽心筹划……施于山左,庶几青黄不接之际,犹可度日。”他不仅要解决救灾的眼前问题,还要解决更长远的问题。回到京城的第二年,康熙仍在朝廷多次言及救灾之事。
注重实际的救灾措施,果然见到成效。康熙第五次南巡经过山东时说:“朕不意山东之民遽能如此!前者南巡见闾阎失所,不堪瞩目,今服饰、颜面大异往时,闻各官赈养亦善……凡罹灾荒,倘预行奏报,无不可赈救者。止因山东各官匿灾不报,故大致饥馑……自古弊端,匿灾为甚。诚预为奏报,即设法赈济矣,民岂遽至饥馑耶?”“自古弊端,匿灾为甚”之语,直中贻误救灾要害。
自秦以来,皇帝大都深居宫中,除巡狩之外,很少有到民间查看、处理具体事务者,康熙皇帝有异于他人之为,竟然离开皇宫巡视“天下”,借以得知一些社会事实真相,应该说比仅坐在宫内听官员汇报要高明得多,然而也存在一些弊端,如一些官员借修理行宫、供备器物等项名色,动用正项钱粮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