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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占数术︱官运在天、万物有数:战国人如何增强自己的官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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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这是一个历史学者用星占数术破除迷信的小系列。

《儒林外史》中记载范进在中举后,邻里乡亲对之态度发生逆转,由先前之嘲讽而变为屈膝奉承。其原因在于,范进中举后便和做官扯上了关系,成为特权阶层。故事背后反映的是古人对做官的痴迷,至死不休。古代社会讲求“学而优则仕”,读书做官是康庄大道,无用之人才去坐馆、种田。

其实这种思想在战国时就已盛行。烽火不断的战国,官学下移,私学大盛,“士”成了最有学问的人。他们依靠自己的才学和主张奔走于诸侯之间,并以此来博取高官厚禄,如商鞅向秦孝公陈说“霸道”而获得高官、赏赐。苏秦没落之时受尽亲人白眼,迨其位高金多,昆弟妻嫂“不敢仰视,俯伏侍取食”。高官爵位不仅是权力和财富的象征,而且还可迅速改变自身社会地位,此为下层百姓甚向往之事。

士人除了依靠才学致仕外,还会通过占卜把握天意,增强自己的官运。这些“天意”在目前出土的简帛《日书》中记载很多。出土简帛《日书》是战国秦汉时流传于社会下层的实用书籍,对日常民众生活诸多方面都有反映,其中和干禄相关的占卜很有特色,可以大致反映时人的求官心态。

古人对做官及官运的重视从婴儿时便开始关注了。古人认为婴儿出生时日和命运紧密相关,常会据其出生时日来推算五行属性,尔后再依属性起名,这也显示了“命由天定”的思想。“天命难知,人不耐审”“禄命有贫富,知不能丰杀”等观念在古人心中根深蒂固,睡虎地秦简《日书·生子》这种可一眼看透未来命运的简便手册自然成了时人的“掌中宝”。我们把该篇预测婴儿未来为官的条文摘抄如下:

生子:甲申生子,巧,有身事。丙戌生子,有事。庚寅生子,女为贾,男好衣佩而贵。壬辰生子,武而好衣剑。甲辰生子,谷,且武而利弟。戊申生子,宠,事君。壬子生子,勇。癸丑生子,好水,少疾,必为吏。甲寅生子,必为吏。丙辰生子,有疵于体而勇。丁巳生子,彀而美,有秩。乙丑生子,武以工巧。丙寅生子,武以圣。戊辰生子,有宠。辛未生子,肉食。

《生子》按照六十甲子预测婴儿出生日子对应的未来,这与八字算命方法接近,刘乐贤先生将之看作“中国古代算命术的雏形”。在《生子》的占卜结果中,预测孩子未来成为官吏的比重有百分之四十多。孔家坡汉简《日书·生子》以地支纪日,和睡虎地秦简《日书·生子》相比,其预测婴儿未来更为精密,如:“午生子,八日、二月二日不死,为大夫。六十九年以辛未死。”它列出某日出生婴儿若未在预测日子夭折,孩子未来会成为何身份,然后列出该婴儿的寿命及殁世日期。

在《生子》占卜结果中,“勇”“武”“武以圣”等词出现频率较高,这和秦人要依靠军功博得官位的历史环境有关。《史记·商君列传》记载商鞅变法中,军功成为社会成员进阶的重要手段。繁苦劳作的役徒,极为渴望有机会建立军功而获得自由。章邯驭使骊山役徒镇压陈涉等起义军,不仅消灭了陈涉、项梁等人,还实现了巨鹿之围。骊山役徒英勇无比,就是因为英勇杀敌不仅可以借此摆脱贫贱身份,还可获得爵位,进阶显贵行列。故简文关注婴儿是否“勇”“武”,其实也是对其将来能否靠军功成为高官贵人的预判。

预测婴儿未来略显缥缈,身前的吉利无虞才是最让人关心的。新官上任的官吏对未来充满希望,而将来的变幻莫测也让人感到焦虑,所以新官吏对自己上任时间非常重视。睡虎地简《日书·入官》为忧愁的新管理提供了上任良日:

入官良日:丁丑入官,吉,必七徙。寅入官,吉。戌入官,吉。亥入官,吉。申入官,不计去。酉入官,有罪。卯入官,凶。未午辰入官,必辱去。己丑,以见王公,必有拜也。

“入官”即后世所说的“上官”,指官吏就职上任。《入官》主要讲何时上任吉利,何时上任有凶险。此类内容在已经出土的秦汉简帛《日书》非常常见,应是当时官吏的常备品。

官吏上任之后,都希望可以大展宏图,得到上级官长的赏识,因此怎样处理好和上级官长的关系才最为迫切。何时谒见官长会得到赞扬,自己的报告、请求会顺利通过,成为官吏平日最关心的事情。简帛《日书》有多篇以“吏”为名的占卜,是官员查询良时谒见官长的手边书。因内容大致相同,这里仅以睡虎地秦简《日书·吏》为例做分析。先摘抄《吏》的内容如下:

吏:

子,朝见,有告,听。晏见,有告,不听。昼见,有美言。日虒见,令复见之。夕见,有美言。

丑,朝见,有怒。晏见,有美言。昼见,遇怒。日虒见,有告,听。夕见,有恶言。

卯,朝见,喜,请命,许。晏见,悦。昼见,有告,听。日虒见,请命,许。夕见,有怒。

巳,朝见,不悦。晏见,有告,听。昼见,有告,不听。日虒见,有告,遇怒。夕见,有后言。

申,朝见,遇怒。晏见,得语。昼见,不悦。日虒见,有后言。夕见,请命,许。

亥,朝见,有后言。晏见,不怡。昼见,令复见之。日虒见,有恶言。夕见,令复见之。

《吏》按照十二地支纪日,把一日分为五个时段,每个时段有相应的谒见结果。谒见官长的结果如下表(按:地支“未”条依据周家台秦简《吏》篇补出):

据上表,谒见官长最好的日子是卯、辰、戌三日。五个时段的占卜结果中有四个是吉利的;最坏是亥日,五个结果都不吉利;其次是巳日,五个结果仅一个吉利。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官吏对谒见官长时日的重视,反映了上下级关系处于一种紧张的状态,以及下级官吏对官长赞赏、夸奖的期待。官吏十分重视谒见官长的结果,是法家尊君的要求,还有对自己仕途、性命的担忧。下级官吏的仕途前景与官长对自己的印象紧密相关。如果官长对自己喜爱有加,便可能官运亨通,反之则会丢官丧命。有了《吏》这类须臾便知谒见吉凶的手册,官吏们便可依照占卜结果指导自己的官场活动了。

古人不满足于上面提及的为官择日便利手册,冀望良日更加精确。孔家坡汉简《日书·天牢图》是一种类似博局占的官运择日术:

此天牢系者,一曰除;二曰赀;三曰耐;四曰刑;五曰死。居官、宦御,一曰进大取;二曰多前毋句;四曰深入多取;五曰臣代其主。

本篇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此天牢……五曰死”,为第一种占卜方法,用于身陷囹圄者。第二部分是“居官、宦御……五曰臣代其主”,为第二种方法,用于已居官者。一图两用,既可占官运,也可占囹圄之期,这或许是古人认为居官与囹圄在一念之间的特殊表达。

无论是预测婴儿遥远的未来,还是《吏》《入官》开卷便得的手册,抑或精确化的《天牢图》,只能给古人提供选择的范围,而无法从根本上加强为官的运势。这就让古人思考如何在择日之外,从根源上破解为官难。生活的处所是和人联系最直接的地方,因此居住场所的好坏深刻影响着古人的运势,这种住宅吉凶的思想就是后世的风水术。睡虎地秦简《日书·相宅》就说,若“庑”的位置若在东面,向着井,可以被太阳照到,那么主人一定会做高官。

除了对住宅内布局的重视外,古人对门似乎更为重视。北大汉简伍《节》和《淮南子·天文》中记录的月气刑德,把门视为阴阳交会、转换之处,因此,门成了阴阳的界限。对门位置的抉择可以改变自身的官运,睡虎地秦简、孔家坡汉简《日书·置室门》都标注了二十二个位置的门的吉凶。现将与做官相关的门的设定摘抄如下:

南门,将军门,贱人弗敢居。

辟门,成之即之盖,廿岁必富,大吉,廿岁更。

大伍门,命曰吉祥门,十二岁更。

则光门,其主昌,柁衣裳,十六岁弗更,乃狂。

屈门,其主昌富,女子为巫,四岁更。

云门,其主必富三世,八岁更,利无爵者。

北门,利为邦门,贱人弗敢居。

刑门,其主必富,十二岁更,弗而耐乃刑。

获门,其主必富,八岁更,左井右囷,囷北向廥。

东门,是谓邦君门,贱人弗敢居,居之凶。

在关联思维的引导下,古人相信门的位置和主人命运捆绑在一起,门位置的设定直接影响主人将来的发展。基于此种思维,住宅主人可据《置室门》选择门的位置,通过阴阳之气与天地相感应,从而顺应天地,使自己官运畅通。

上面述及的几种干禄方式,本质是阴阳五行理论的运用。在战国时期,阴阳五行学说成为“通用语言”,术士以天干、地支为中介,系统化阴阳和五行学说。具体而言,把天干、地支的奇数位对应阳,偶数位对应阴;甲、乙为木,丙、丁为火,戊己为土,庚、辛为金,壬、癸为水;寅、卯、辰为木,巳、午、未为火,申、酉、戌为金,亥、子、丑为水,辰、未、戌、丑又为土。干支又代表着时间、方位,古人又把甲乙、寅卯辰对应春季、东方,丙丁、巳午未对应夏季、南方,庚辛、申酉戌对应秋季、西方,壬癸、亥子丑对应冬季、北方。除此之外,还将音律、味道、颜色、禽兽等元素纳入此配置中。这样,干支和时间、方位建立紧密联系,开启了阴阳五行理论的数字化进程,形成无所不包的庞大分类系统,模拟天地运行的占卜用具式盘是其具象化的表达。

“数”不仅仅是计算,在战国秦汉时期更是一种天道规则的外在表现,即“万物莫逃乎数也”。只有当自己的行为符合天道“数”时,自己要做的事才会顺利,否则就会失败,甚至威胁生命。这也是古人说的“天之所助,虽小必大;天之所围,虽成必败。顺天者有其功,逆天者怀其凶,不可复振也”。因此,古人才想通过占卜探寻“数”,以知晓天意,并据此安排自己的官场活动,实现官运畅通目的。

以婴儿出生时日揣测未来、入官求良日、谒见看吉时是“天时”,通过看吉时来讨好上级是求“人和”,通过选择、改变生活布局来追求官运亨通,其实是求“地利”。其实,官吏追求的天、地、人和谐,都利用了“万物有数”观念。孔家坡汉简《天牢图》是按照算术衰分安排的,睡虎地秦简《置室门》二十二门是天干十、地支十二之合的表达,而其东门、南门、西门(不周门)、北门实际是方位、时间的程式化表达,暗含了阴阳五行理论。这些干禄所用占卜方式是一种数字游戏,反映了古人对“数”神秘性的崇拜,也是阴阳五行理论数字化的表达。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简帛阴阳五行类文献集成及综合研究”[项目批准号:20&ZD272]、枣庄学院文学院“古文献与语言文化协同创新研究团队”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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