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峰韬
名声，往往会深刻影响到一个人的事业与生活。自古以来，有志之士都十分注意自己的社会评价，有意塑造良好“人设”（人物设定），三国时期尤其如此。月旦评，是汉末三国时汝南人许劭、许靖兄弟发起的一项民间活动，两人每月之始，对本乡人物进行“核论”，品评某人的才能、品德、作风等。因为每月都更换品题，时人称之为“月旦评”。天下名士、贵游都以能得到许氏的评价为荣，袁绍、曹操等三国名人都十分在乎许氏兄弟的评语。
许劭、许靖两人在三国时代算不上什么名儒、宗师，也不是高官贵族，为何他们的品评能有这么大的影响力呢？
曹操像
《三国演义》连环画
一
只言片语打造“人设”
二许兄弟名气更大的是许劭，许劭做过最大的“官”是汝南郡功曹，严格讲功曹是汉代郡守的属吏，称不上官。这个职务虽然品秩较低，只有一百石（汉末最小的县，县长的秩也有三百石），但地位非常重要，在郡守的众多属吏中排位很高，除了协助郡守管理各类庶务，最关键的职能是主管选拔郡县各级的属吏。可以说，功曹相当于郡守的“组织部长”。
因其关键，郡守往往都是选用本地名望、才学、品德都非常好的人担任功曹。史载许劭年少时就有很高的名气，善于品评、鉴别人才优劣，汝南郡守徐璆非常敬重他，请其担任功曹，郡守府中大小吏员听说他来，纷纷端正言行，生怕被许劭挑出毛病。
许劭未做官时品评人物，更多是靠超出常人的观察能力和学识见解，这种能力固然非同一般，但若只从书本中来，未免显得单薄而不可信。担任郡功曹后，经过政务历练，许劭从做事情的角度观察人，对之前的品评方法必然多了一重印证，多了一些现实考量，这无疑更加提高了识人品题的精准度。
所以，许劭做官后品评士人的影响力更加强大，汝南大族袁氏号称“四世三公”，是当世最有名望的大族，袁绍回汝南老家时也不得不注意行止。当时袁绍在濮阳县令任上遭遇母丧，按礼制辞官归乡，他的车队浩浩荡荡，不像回家奔丧，倒像衣锦归乡。临近郡境，袁绍刻意遣散宾客，独自乘坐一车回家。
无独有偶，三国时另一位大人物曹操也深为许劭影响。曹操年轻时被太尉桥玄欣赏，桥玄是汉末名臣，以善于鉴别人才著称，他一见曹操就说“见天下名士多矣，未有若君者”，勉励曹操“天下将乱，非命世之才不能济也，能安之者，其在君乎”。桥玄让曹操去找许劭，请其品题，以提高知名度——可见月旦评的影响力已扩大至汉末政坛的最高层。曹操找到许劭，卑词厚礼，请求给一个允当的品题，却遭到许劭鄙视。曹操是个不按套路出牌的人，便“伺隙肋劭”，直接动粗，许劭哭笑不得，于是下结论说：“君清平之奸贼，乱世之英雄。”曹操非常满意。从这个材料可以看出两个事实：第一，曹操对自己是有清晰定位的，找许劭品题只不过加以认证。第二，许劭的品题有实际社会功能，对曹操打造“人设”、提升社会影响力有巨大帮助。
为什么名士片言只语就能影响一个人的社会地位呢？根源在于当时社会上形成了品评人物的大风气。东汉末年王纲不振，外戚和宦官交替专权，士人和官僚群体一直处于被压抑被摧残的境地，只有依附当权者才能有所仕进，这不免引起广大士人的不满和抱怨。于是，针对人品、道德、事功、境界等方方面面的评价自然而然地兴起了，当时称之为“清议”。《后汉书·党锢传》记载过一个很有意思的片段，讲述了清议的由来。东汉桓帝时甘陵郡（今河北清河）出了两个当朝贵官，一个是曾给汉桓帝当过老师的尚书周福，一个是河南尹房植，周、房二人无形中构成了对比，两家的宾客便互相对立竞争，形成“南北二部”，像打擂台一样互相评论、谤议，“党人之议，自此始矣”。这一现象传到洛阳太学，三万多太学生仿佛受到启发，开始集中评议人物和朝政。东汉末年第一次清议高潮就此爆发，司隶校尉李膺、太仆杜密为时人所推重，与太学生互相激励，掀起更大规模的清议之风。
当时公卿士大夫无不畏惧清议，乃至于形成一股独立于宦官和外戚的无形的政治力量，这自然不为当权者所容，于是汉末著名的“党锢之祸”发生，李膺、杜密等参与清议者都被宦官论罪处死，清议运动遂告终止。但清议的巨大威力从此被士人意识到，并逐渐被远处江湖的名士、经学宗师、道德楷模所运用，成为不具名的新清议。许劭发起的月旦评，可以说是这种历史风气的直接产物与典型代言。
二
为什么是汝南？
历史在大趋势上有必然性，在具体问题上则充满了许多偶然性。比如月旦评为什么出现在汝南郡，而不是洛阳、长安等大都市呢？这似乎又与汝南这个神奇的地方有关。
曹操曾与荀彧说过一段话，称赞“汝颍固多奇士”。汝是汝南郡，颍是颍川郡。二郡南北相连，人杰地灵，水土丰沃，自先秦以来就是文化昌盛、经济发达、人口稠密之地，三国时汝南、颍川出现了大批名士。当汉末军阀混战之际，汝颍一带迭经战乱，士族人物不断向各地逃亡流寓，为各大实力派输送了不少人才。例如袁绍集团中有郭图、郭嘉、荀彧、荀谌、辛评、辛毗、胡昭、应劭等，刘表集团中有荀攸、司马徽、杜袭、王儁、和洽、徐庶、石韬、孟建等，就连远在江东的孙吴集团都有不少汝颍人，比如著名的吕蒙、吕范、程秉等。月旦评的主持者之一许靖，后来也辗转流寓到蜀中，成为刘璋集团中的一员。汝颍二郡士人既多，同气相投，才高互钦，互相拜访交游就成了极为自然之事，许劭就经常去颍川拜望名士，本传中记载，“劭尝到颍川，多长者之游”。
名士增多、互相交游、形成规模，意味着什么？政治力量。汉末三国时的士人群体正处在崛起之际，虽说不如东晋时王谢庾桓等门阀士族那样成熟，但也不再是两汉时那种称霸地方的豪强，而是在长期占有大量物质财富的前提下，逐渐掌握文化主导权，变成集儒士、地主和预备官员等身份为一体的士族雏形。
以汝颍奇士的代表人物荀彧为例，荀氏家族在颍阴县是一个大家族，其祖父荀淑虽只做到朗陵县令，但宗族势力已成规模，所生八个儿子号称颍川“八龙”。这个“八龙”可绝非泛泛溢美之词，而是强宗大族的代名词。
按汉末崔寔《四民月令》所载，乡间大族承担很重要的社会功能，比如青黄不接时，要赈救宗人和乡人，农闲时组织整修水利，有的还要缮五兵、习战射，防备盗寇侵扰，汉末三国的豪强之所以具备一定军事力量，就是在长久担负这种社会功能中积累起来的。荀彧家“八龙”不仅扮演这样的角色，还在经学儒术上修习颇精，荀彧的叔父荀爽年十二就“通春秋、论语”，长大后名重当世，创造了95天从平民升到司空（汉魏三公之一）的纪录。后来荀彧长大成人，也成为宗族之长。董卓之乱时，他敏锐地预见到颍川是四战之地，必然为战乱冲击，提前带着宗族子弟到河北投奔了袁绍，这与西晋末年中原士族举家南下已经高度相近了。
许劭家族也符合这样的特征。许劭的从祖（祖父的兄弟或堂兄弟）许敬，以及许敬的儿子许训、孙子许相都位至三公。许氏“三世三公”，相比于汝南袁氏、弘农杨氏这类“四世三公”的大家族，可谓不遑多让。这些崛起中的士族，非常注重互相支持配合，形成抱团求生的势力派系。荀彧归顺曹操后，屡次为曹操推荐人才，其中颍川、汝南士人占绝对多数。大家同运相济、同气相投，成为不可忽视的政治力量，虽无朋党之名，而具集团之力，他们的发声，自然而然越来越受重视。
而许劭恰好是这个群体中最善于发声的人，他所评论的也是世人最感兴趣的领域。荀氏家族也极为推崇许劭，而许劭对荀氏族人也多有佳评。荀彧两位叔父荀靖（字叔慈）、荀爽（字慈明）都很有才学，时人请许劭品评，许劭说：“二人皆玉也，慈明外朗，叔慈内润。”都给了两兄弟恰到好处、却不分高下的评论。
三
选官制度的变迁
两汉选拔官员一直采用察举制，由各郡国的主官察访本郡有茂才异行之人，挑选出来委任官职。这种制度运行到东汉中后期，由于标准模糊、主观性太强，越来越显示出其僵化性，通过这种制度批量选拔合格官员越来越难。官方不断地修复这个制度，先是定下年龄限制，不超过四十岁不得选为孝廉；又打破只考察德行、孝廉的范围，把精通儒术、有过人政治才能的人也列入选拔对象。后来怕选出的人有名无实耽误地方，又设定了试职制度，类似于如今的“试用期”，试用不合格予以淘汰。
但这些“补丁”都解决不了一个核心问题：标准模糊。察举所依之制，可以随意解释、随意开口，最终导致制度崩坏。东汉时，尚书令左雄建议设定四十岁的察举年龄限，但没有一刀切，留了一个口子，若是真有“茂才异行”，可以突破年龄限制。结果，州郡推荐了一位不到四十岁的孝廉，尚书主管的官员复核询问，此人说：“诏书里明确了，如果才能像颜回、子奇这样年少有才的，可以不受年龄限制。”左雄气愤地说：“颜回能问一答十，你呢？”那人支支吾吾，不知所云，左雄愤而将其淘汰。有左雄这样的明白人，固然可以保证一时一地的公平合理，但一旦没有左雄呢？制度必定会变样。曹操二十岁就举了孝廉，袁绍也是二十多岁就当了县令，而且两人单论品德都不太符合孝廉的标准，这证明东汉打的“补丁”全都失效了。顶层设计出了问题，社会层面往往会进行修正。月旦评就是这种修正机制的代言者。
以往察举非常依靠乡党清议，郡守要根据乡党之论给察举对象定调子。汉末的官方察举变聋了、变瞎了，不会选人，以郭泰、许劭为代表的民间品评者们自动补位，靠他们对人物品题影响官方选拔。比如郭泰，东汉和帝永元年间共举孝廉228人，光是郭泰一人举荐的就多达60人。许劭则是“所称如龙之升，所贬如堕于渊”。时人称：“天下言拔士者，咸称许郭。”
许劭、郭泰两人对人才的评价，超出以往只论道德而不及实务的范畴，更偏重对人物实际能力的评价，尤其是许劭。《汝南先贤传》说，许劭“探擿伪行，抑损虚名，则周之单襄，无以尚也”。许劭的品评或许与其稍显激烈的性格有关，例如他看不上族弟许相依附宦官而不与其来往，看不上族兄许靖而刻意排挤打击，即使对陈蕃、陈寔这种当世名流也敢出言臧否。但他对人才的评价却因此而更加真实可信，经他品评的樊子昭、虞永贤、李淑才、郭子瑜、杨孝祖和阳士都得到了世人的认可。他投奔徐州陶谦，受到礼遇，但很快就敏锐地发现陶谦“外慕声名，内非真正”。带着家人提前逃跑，后来陶谦果然面目暴露，抓捕流寓到徐州的士人。
月旦评出现的时间不长，主角也只有许劭、许靖两人，曹魏建国后，很快就消失了，乍一看像历史长河中溅起的小水花，但此事极具深远影响。从此，民间品评越位升级为官员选拔的重要一环，一定程度上能左右朝廷用人标准。曹魏虽然以九品中正制的形式，把品评人物的权力从民间夺回朝廷，以中正官行使对士人的评定之权，但月旦评已引发了士族对自身文化、舆论、经济乃至政治层面的自我评价和重新定位。士族虽无中正之权，凭借在文化、经济和政治传承上的优势，固结成强大的力量集团，终于在东晋爆发出巨大能量。东晋一百余年间士族共治，皇帝垂拱，景象之奇，空前绝后，这才是月旦评真正长远的意义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