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自：法治日报
□ 余定宇 回首过去的一百多年，“宪法”“国会”等法学观念，曾一度成为中华大地上一股汹涌澎湃的社会思潮。那个时候，不仅康有为、梁启超在讲“君主立宪”，孙中山在讲“共和立宪”，甚至，就连那位一贯仇视西方的慈禧太后也在兴致勃勃地大讲“预备立宪”。在那种“九地黄流乱注。聚万落、千村狐兔”的“宪政”乱流中，孙中山曾尝试过力挽狂澜、拨乱反正。可惜的是，他“出师未捷身先死”。不过，他在南京组织制定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虽然还存在着许许多多这样那样的缺点和缺陷，但无论如何，从最本质的意义上来看，这份《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始终都是中国第一份提出了“主权在民”光辉思想的宪法性文件。 1911年10月10日，武昌城的一声炮响，中国两千余年的封建帝制，轰然倒塌。而孙中山先生以其一直以来奔走革命的崇高声望，被公推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从而，在中国五千年的历史上，开创出了一个全新的“民国”时代。 但当时新生的“民国”，却遇上了一个敌人——那个手握重兵的北洋军阀袁世凯，此时正在打着“趁火打劫”的主意。他一面派冯国璋率十万清兵猛攻汉阳、威逼武昌的革命党人，另一面却放出风声：如果革命党人能把“民国总统”的宝座让给他，那他便会“拥护共和”对垂死的清朝反戈一击。因此当时，许多轻信袁世凯的革命党人，甚至包括许多追随孙中山革命多年的亲密战友，都日日聚在总统府里，七嘴八舌地向孙中山施加压力，逼孙中山“让贤”。 为避免战火蔓延、生灵涂炭，亦为了信守自己在宣誓就职时所作出的诺言，孙中山在清帝宣布退位之后的次日（1912年2月13日），在南京总统府里，宣布辞去“临时大总统”之职。但在即将卸任的前夕，出于一种要“宣示公民之自由权利”“划清政府之权力边界”，并且为未来的民国政府树立起一个“守法敬法、依法治国”的权力运行规范的考虑，孙中山亦同时作出了一个重大的决定——要促请南京的“临时参议院”制定一部宪法性的文件作为将来民国立国的基础。而这份文件，便是后来那部几经波折才诞生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 据许多“辛亥革命”重大事件亲身经历者的回忆，当年，这部《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制定过程，其事实真相是这样的—— 第一，孙中山发起制定《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主要目的，其实并非只是狭隘地针对袁世凯个人。孙中山的目的，是想为将来所有民国政府要员——不论是由何党何派来执政，不论是由何人来当总统——事先建立起一个权力运行的规范结构。这些制度规范，要由一部宪法固定下来，公之于众，并由全体国民监督执政者做到“依宪治国”。 第二，孙中山从来没有“参与”过、更没有“主持、领导”过《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制定过程，他只是行使了他的法定权力，向临时参议院呈交过一份提案。事实上，当时的南京临时参议院在收到了孙中山派人送来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法草案》之后，亦“恐受命于政府，有损‘立法独立’之尊严，主张自行起草、不肯接受。于元年一月三十一日决议，将原案退回政府”。此后出台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纯属参议院议员自己另行草拟的作品。 第三，孙中山对这部《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曾有着诸多不满，评价不高。在国体、政体的问题上，孙中山一贯鲜明的态度，是想实行“联邦制”和“总统制”。但曾留学日本的宋教仁却极力主张实行“单一制”和“内阁制”。于是，宋教仁在主笔起草《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之时，硬是往草稿里塞进了很多内容。例如，他将原先由孙中山首倡的“总统制”改为“责任内阁制”。而且，他对孙中山力主的“五权宪法”政府以及国民要有“选举权”“创制权”“弹劾权”“复决权”这四项参政议政权等思想只字未提。 不过，实事求是地说，这部由宋教仁执笔起草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在中国的宪法史上还是有一定历史功绩的。这功绩就是：它在中国的宪法和宪政史上，首次承认和确立了一项最伟大的原则——“主权在民”！ “主权在民”这简简单单的四个大字蕴涵了孙中山的一系列宪政法治思想。第一，宪法的本质，应该是一份全体国民的“权利宣言”；第二，宪法的作用，必须为政府的权力划出一条清晰的边界；第三，一部良好的宪法，除应具有上述两个方面的内容之外，还必须要包括一整套制度设计，而且，良好的宪法还应该是一部“可诉讼”的宪法、活的宪法，而不是一部死的、仅仅是束之高阁的具文。尽管在这部《中华民国临时约法》里面，孙中山的思想并未得到很好的体现，但孙中山的“主权在民”思想，却从此深入人心。 （文章节选自余定宇《寻找法律的印迹（2）：从独角神兽到“六法全书”》，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