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震
上海社会科学院西亚北非研究中心研究员、上海犹太研究中心副主任 王震
在以色列国防部长遭到解职而引发大规模抗议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做出让步，给备受争议的司法改革按下“暂停键”。一场司法改革为何引发了以色列几十年来最激烈的社会动荡？内塔尼亚胡做出让步会否使危机降温？在中东迎来“和解潮”的时刻，以色列又将何去何从？本期论坛特邀专家来解读。
1 折射多年来社会政治矛盾
问：这次司法改革为何引发了以色列几十年来最激烈的社会动荡？
答：今年1月以来，以色列国内围绕内塔尼亚胡政府的“司法改革”爆发了大规模抗议和罢工，3月底示威人数一度超过60万人。长期以来，以色列一直自诩为“中东地区唯一的民主国家”，人均GDP也足以比肩欧美发达国家。这次大规模社会抗议和政治动荡令许多观察家大跌眼镜，有人称其为“民主的终结”，也有人称之为“世俗起义”和“爱国行动”，乃至“以色列之春”等。以色列何以会爆发如此大规模的社会抗议呢？
从表面看，这次大规模社会抗议的直接导火索正是内塔尼亚胡政府的“司法改革”。去年底，内塔尼亚胡领导下的利库德集团与沙斯党、宗教锡安主义党、联合托拉犹太教联盟、犹太力量党和诺姆党组成了联合政府。1月4日，新任司法部长亚里夫·莱文宣布了雄心勃勃的“司法改革计划”。这些改革涉及法官任免、司法审查、政府法律顾问和基本法等内容，其目的在于限制最高法院和政府法律顾问的权力，使议会和政府享有更大权力。但在反对派看来，这些措施将使议员、部长和总理在任职期间免于调查或审判，也为内塔尼亚胡在“贪腐”问题上被免于起诉提供了依据；还有人担心，改革对于司法审查、任命程序，以及政府法律顾问地位和权力的调整将会进一步减少对弱势群体的保护。
从更深层次来看，这次大规模抗议正是过去数十年来以色列社会和政治矛盾的一次集中爆发。
首先是以色列选举体制的弊端。以色列议会选举采用比例代表制，根据得票数分配议席。这种选举制门槛较低，虽然可以调动普通民众参政的积极性，但却更有利于小党派。在很多情况下，由于未能获得简单多数，各党派为了成功组阁，就必须联合小党派并满足其政治诉求，乃至被后者的激进倾向所绑架。
其次是以色列内部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矛盾。由于宗教倾向、移民背景和社会阶层不同，以色列犹太人分属不同群体，其中最为显著者莫过于代表世俗主义的改革派和正统派犹太教徒之间的分野。改革派犹太人大多为以色列中产阶层，经济条件相对优渥。以哈瑞迪为代表的正统派犹太人则因为工作率低、子女众多，往往需要接受政府补贴。他们往往严守正统派的宗教戒律，既不参加工作,也无需服兵役，但是生育率极高，政治上也较为激进和右倾。内塔尼亚胡政府正是利库德与极端正统的宗教党和犹太复国主义政党的联合体。这也是一些媒体将抗议称之为“世俗起义”的重要原因。
最后是以色列作为“民主国家”与“犹太国家”之间的内在矛盾。2018年7月，以色列议会以微弱优势通过了“犹太民族国家”法案，以法律形式确立了“犹太国家”属性。此外，以色列还一贯以中东地区“唯一的民主国家”自居，其民主属性是以色列与西方国家关系的重要基石。但是，以色列境内还同时生活着大约190万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约占其总人口的21%。由于阿拉伯人的出生率明显高于犹太人，未来阿犹人口结构上的变化势必会对犹太人的主体民族地位形成挑战，更何况还有为数众多的巴勒斯坦人遍布于约旦河西岸和定居点附近。如果以色列继续拒绝巴勒斯坦人建国，同时又拒绝给予其公民权，它就会成为一个事实上的种族隔离国家。
2 社会撕裂短期内难以弥合
问：内塔尼亚胡做出一定让步后，这场危机将如何发展？
答：面对大规模抗议浪潮，内塔尼亚胡政府不得不在3月27日宣布：在议会休会之前，将“暂时冻结”司法改革计划，并希望与反对派进行真正的对话，以“避免引发内战”。随后，以色列总工会宣布结束罢工。然而，大规模街头示威活动却并未平息，后者希望通过继续施压来迫使内塔尼亚胡政府彻底放弃而非“暂时冻结”司法改革。
内塔尼亚胡政府目前只是宣布“暂时冻结”司法改革计划，以便在此期间与反对派达成某些妥协。但是在以色列社会高度分裂的情况下，双方达成妥协的难度可想而知。即便未来内塔尼亚胡政府有意重启司法改革，反对派在这次抗议中所展示的巨大能量也会使其三思而行。
事实上，无论司法改革计划未来是否能继续推行，这一事件已经对当前的执政联盟造成了巨大冲击。首先是内塔尼亚胡所在的利库德集团内部的分裂，已经有多位利库德议员表达了对司法改革的保留意见。其次是执政联盟内部的分裂。“冻结”司法改革后，内塔尼亚胡或会面临来自宗教右翼政党的更大压力。如果宗教右翼政党因此而退出执政联盟，内塔尼亚胡内阁就会面临分崩离析的危险。最后是对内塔尼亚胡个人政治声望的巨大冲击。尽管内塔尼亚胡坚决否认司法改革与针对他的“腐败指控”存在任何关系，但不少民众认为如果这些改革得以实施的话，内塔尼亚胡不仅有权重组总检察长和首席检察官办公室，并任命可能审查其案件的官员，乃至决定审理其案件的法官。以色列媒体的民调显示，认为民族团结党领导人本尼·甘茨更适合担任总理的民众已经超过了支持内塔尼亚胡的。
对于以色列和内塔尼亚胡政府来说，更大的挑战或在于司法改革危机中所体现的社会撕裂。无论内塔尼亚胡政府的“司法改革”是否能够继续，其背后所体现的社会撕裂也不可能在短期内得到弥合。这种分野不仅体现在以色列世俗派和极端正统派之间，还体现在以世俗主义精英为代表的以色列中产阶层和以极端正统派为代表的中下层民众之间。比如，来自“犹太力量”党的国家安全部部长本·格维尔就曾讽刺道：“高科技工人的票比体力劳动者的票值钱”，另一位宗教锡安主义党领袖在改革暂停后愤怒地表示：“精英的反抗成功了。”双方争执的核心不仅在于谁更能代表以色列社会，还包括未来以色列应该走向何方？前者希望构建一个开放宽容、兼容并蓄的现代社会，后者则希望建设一个以犹太民族和传统文化为绝对核心的社会。
3 “和解潮”或是新秩序变革前奏
问：当中东地区迎来“和解潮”，国内正经历风波的以色列将何去何从？
答：值得关注的是，发生在以色列国内的这场大规模社会抗议正值中东地区“和解潮”风起云涌之际。
从某种意义上说，当前以色列国内的政治分化与上世纪七十年代以来中东地区的地缘政治变化密不可分。随着埃及和约旦与以色列实现和解，阿拉伯国家中的泛阿拉伯主义和民族主义运动逐渐式微，以色列面临的外部环境逐渐得到改善。1991年爆发的海湾战争更是对阿拉伯世界的团结形成了巨大冲击。2003年美国入侵伊拉克和2011年爆发的“阿拉伯之春”，不仅使曾经大力支持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诉求的阿拉伯民族主义进一步受挫，也使曾经作为中东地区热点冲突核心的巴以问题被彻底边缘化。概而言之，在冷战以来的历次中东地缘政治变动中，以色列都是最大的受益者。它不仅成功地改变了四周阿拉伯国家虎视眈眈的局面，而且还通过在2003年伊拉克战争后塑造“伊朗威胁”的神话与更多阿拉伯国家建立了事实上的“反伊朗同盟”。
在长期的相对和平环境中，尤其是在巴以双方力量严重失衡的情况下，以色列社会的忧患意识大大下降，不仅失去了为了和平而进行妥协、谈判的意愿，也失去了建国初期国父们寻求独立、和平、民主与平等的政治理想，社会右倾化明显。近年来，不断有以色列士兵拒绝在西岸被占领土上服兵役或执行任务，大量预备役士兵或拒绝参加年度训练，或走上街头抗议政府的司法改革。有以色列媒体指出，以色列作为“犹太民族庇护所”的叙事已经过时了。当前发生在中东地区的“和解潮”或可视为新一轮国际秩序变革的前奏。它一方面体现为长期作为中东地区霸主的美国进行战略收缩引起的涟漪效应，另一方面体现为地区内国家为寻求国际格局演化过程中有利地位的种种努力。
对以色列而言，未来不仅要面对一个美国霸权逐渐衰退的新中东地区，还将继续面对一个从未消失的巴勒斯坦问题，并回应“以色列因何而存在”的拷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