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2023年毕业季已经临近。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的数据显示，今年我国高校毕业生人数将达到1158万。这是继去年之后，国内高校毕业生数量再次破千万。这其中，更吸引人眼球的是在北京市的28.5万名高校毕业生中，硕博毕业生人数首次超过本科生，这在全国尚属首次。
该数字一经公布，随即触动了当下人们对 " 学历通胀 " 的敏感神经。不少网友表示国内学历已严重贬值，“太卷啦，本科学历已经不值钱啦”“以后外卖岗位都要硕士、博士生啦”，“现在是‘人均硕博’的社会了”等等。
那么，“人均硕博”是一种普遍现象吗？不断深造又是否是一种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呢？
北京“本研倒挂”不稀奇
其实，从数据来看，2020年北京预计毕业的硕博生就超过了本科生，但从实际毕业人数看，本科生依旧占比更多，这是因为硕博生存在相当比例的延迟毕业现象。因此，就北京地区而言，研究生毕业生数超过本科生不足为奇，而是大势所趋和一种“定局”。这也符合北京作为国家教育和科技中心的城市定位和建设布局需求。
作为我国教育和科技资源最集中的地区，北京具有学位授予权的研究型大学和科研院所数量冠绝全国。从教育部近年公布的数据看，北京地区硕士研究生招生量占到了全国的近10%，博士研究生招生量更是占到了全国的 20% 以上，北京地区研究生在校生数和毕业生数在全国的占比也与上述比值大体一致。
毫不夸张地说，上海、江苏、广东、浙江等沿海发达地区在上述各项数值上难以望其项背，西部某些省份每年的硕博士招生数和毕业生数甚至不及北京一所顶尖研究型大学。因此，作为教育高地的北京，其高校毕业生数量呈现本研 " 倒挂 " 现象并不能说明全国研究生毕业生已经 " 过剩 "。
事实上，早在2020年，北京地区研究生招生数量便已超过本科生，且之后有逐年拉开差距的趋势。因此，就北京地区而言，今年研究生毕业生数超过本科生不足为奇，而是大势所趋和一种 " 定局 "。这也符合北京作为国家教育和科技中心的城市定位和建设布局需求。
而另一个高校重地上海，研究生毕业人数尚未和本科生相当，但差距在不断缩小：2021年，本科毕业生大约是研究生毕业生的1.9倍，接近北京1.43的比值；相比之下，广州在2021年毕业的硕博生和本科生之间的数量差距仍有4.17倍。
“双一流”重点大学读研比例高
北京和上海硕博毕业生数量赶超本科生，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这两个地方“双一流”重点大学比较集中。
以上海为例，2021年，在上海近30所高校中，有8所高校研究生毕业人数超过本科生，皆为“双一流”高校。其中，复旦大学硕博毕业生总人数达到6829人，是本科毕业生的2.12倍。交大、同济研究生毕业人数也分别是本科生的1.45、1.55倍。
这个现象并非是这一两年发生，在北清复交，10年前便出现研究生毕业人数超过本科生的现象。
例如，2013年，清华大学研究生毕业人数是本科生的1.14倍，而到了2022年，这一比值提升至1.5，研究生毕业人数增幅（35.57%）远超本科生（3.2%）。2013年，复旦大学的硕士毕业生是本科生的1.17倍，若加上博士毕业生，这一比值更是达到1.67倍之多。并且，两者的差距逐年扩大。
华东师范大学、上海财经大学、上海中医药大学的研究生毕业人数在2015、2017、2018年也都超过了本科生。
而双非院校则依旧保持以本科生为主的毕业情况。例如北方工业大学2022年本科毕业生2493人，研究生毕业人数仅有864人。
这是因为，相比普通高校，重点高校拥有较多的学位授予点，同时单个授予点招生数量较多。这也导致重点高校学生读研更便利、意愿更强。
比如在2022年上海交通大学硕士研究生招生计划中，约40%的名额为推免生。其中，像是土木工程、机械工程、天文学、中国语言文学等多个专业仅从推免生中选拔。没有获得推免的学生也会考研、出国，“只有这两个都失败了，才会选择工作gap一下。”小佳是上海一所重点高校经济系大四的学生，她表示，所处的环境让人很自然地就选择继续深造。
北京、上海是全国教育资源最为集中的两城，尤其是北京，985、211高校数量分别占全国总数的20.5%和23.2%，在研究生毕业人数占比上自然就更具优势了。
不可否认的是，即使是在双非院校，相比本科生，研究生数量也在较为快速地增长，近五年平均增长率约为10.88%。
国内研究生扩招始于1999年。为实现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发展战略，教育部在《关于加强和改进研究生培养工作的几点意见》中提出，以宽口径培养研究生，同时扩大应用型研究生招生比重。从全国范围来看，过去十年，国内研究生招生人数翻了一番。相比2012年，2022年研究生招生人数增幅110.7%，达到124.25万人。而本科生的招生数增长相对较缓。
博硕生比远低于欧美发达国家
从全球范围来看，高学历人数的增加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而从相对规模看，我国与欧美国家，甚至临近的日本、韩国之间，依然存在明显差距。
公开数据显示，在美国等发达国家，每千人中的注册研究生数为9人左右，韩国为6人，而我国仅为2.2人。而根据oecd的数据统计，近8年来，美国本科、研究生毕业生逐年递增，2018年研究生毕业人数突破100万，但两者始终维持在1.9:1左右，与上海2021年的毕业情况相似。而日本的比值更是极为稳定，近8年来保持在1.7:1前后。
还需指出的是，我国博士和硕士毕业生比远低于欧美发达国家。根据教育部公布的数据测算，近10年来，我国博硕毕业生比维持在10%左右，而美国该比值保持在25%左右。因此，研究生群体中的博士生培养规模也许更需扩大。
科研单位“缺人才”
从就业市场需求端看，也难以得出研究生供大于求的结论。而根据《中国科技统计年鉴》公布的数据，2020年我国企业科学研究与试验发展（R&D）人员数量共计约560万，其中拥有研究生学位的人员数量不到42万，占比为7.4%，拥有博士学位的R&D人员仅约4.1万人，占比仅为0.7%，无论是绝对数量还是占比，均远低于欧美发达国家。
可以说，在我国企业中，研究生尤其是博士层次R&D人员数量缺口仍然较大，然而人才供给端却显得不给力。以与产业界接轨最为紧密的工科为例，目前我国仅有约25%的工科博士毕业生到各类企业就业。而早在1990年，美国就有59%的工科博士毕业生进入企业部门就业。至2020年，该比例更是达到77%。
通过上述分析可知，研究生就业市场在供需两侧都有很大的增长空间。然而在现实中，用人单位“缺人才”和毕业生“就业难”的就业市场结构性矛盾也非常突出。在已就业的毕业生中，人职不匹配、过度教育、职业满意度低、跳槽频繁、高离职率等就业质量问题凸显。
因此，学历贬值的焦虑并非空穴来风，而是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了当前我国研究生教育中的一些突出性短板问题。当前，产业结构升级和产业发展“卡脖子”等关键问题的解决，对毕业生就业提出了更高要求，如何提升我国研究生教育与社会行业需求的相关性，促进研究生高质量就业仍是亟待破解的重要命题。
来源：上观新闻、中国科学报
编辑：何延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