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英国媒体人杰里米·克拉克森（Jeremy Clarkson），生于1960年，他每周为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和《太阳报》等数家报纸、杂志撰写专栏。但他更广为人知的职业是曾在英国BBC汽车节目Top Gear中担任主持人。他主持风格幽默风趣，经常语出惊人。
2008年，他买下一个有6000亩土地的农场，雇佣当地人经营。十年后，当他雇佣的人退休之后，他突发奇想，亲自去经营农场，却遇上极端气候和新冠疫情的双重磨难。这个过程由亚马逊拍摄成了真人秀纪录片，目前已更新至第二季。本文选自其专栏集锦《克拉克森的农场》一书，澎湃新闻经磨铁图书·大鱼读品授权发布。
《克拉克森的农场》书封
我能拦住洪水吗？
风暴达西，或风暴布莱恩，或风暴伊妮德，管它叫什么呢，反正最近的坏天气迫使近半数的英国农场主有了卖掉农场、寻找其他赚钱门路的念头。比如，去当街头公告员，或者灯夫。
现在种庄稼连喷农药都受到严格限制，所以农场上的大麦只能长到23厘米高，和皇家海军的驱逐舰差不多一个颜色。因为脱欧，英国农场主丧失了一半市场；新冠疫情暴发，晕头转向的城里人跑到农场上扯着嗓子喊“芬顿”，那是他们的狗子正追着羊到处跑，把围墙也撞得东倒西歪。
英国政府是指望不上的。他们早就告诉农场主们，今后如果还想挣钱，就别再种粮食，把农场改成生态主题乐园，吸引那些根本不感兴趣的、幻想出来的《卫报》读者们的孩子来消费。
除了上述问题，还有一个因素值得注意。素食主义已经从一种仅供六年级的社会主义者们自嗨的小众行为演变成一种近乎疯狂的全国性运动 —其流行程度直逼摇铃玩具和宠物石。农夫们小心伺候了一辈子奶牛，生怕它们受了委屈，而今仍然招致四面八方的谴责，因为只要他们养了牛，那便是罪孽。难怪在英格兰和威尔士，平均每三个星期就有一个农夫自杀。
我估计这个数字还会变得更加令人不安，因为全球变暖是当真发生着的。听起来不像坏事，毕竟谁不喜欢暖和日子呢？可轮到我们头上的，却是全国性的持续降水。冬天长达一个月无降水的记录终于被打破，2020年二月是英国有史以来雨量最大的月份。英格兰和苏格兰某些地区一月份的降水量比往年高出了一倍。雨水给大部分人带来的只是些许烦恼，但给农民带来的却是灾难。
更糟的是，我们那些可敬的领导人为了保住城镇人口的三室一厅，竟做出了牺牲农村的抗洪决策。农场主们会得到补偿吗？哈，你估计也会笑出声。虽然就此问题也有过提案，但大体上仍然是：为了城里人的利益，农民做出巨大牺牲，而城里人又反过来指责农民卖肉，说他们不够素食主义。
有人建议我也出一份力，说我应该在流经农场的小溪上筑坝拦水，这样小溪下游人家的房子就不会被淹了。谁让我的农场就坐落在山顶上呢！身为模范市民，我去年一年都在干这件事。
我喜欢在溪流上修水坝。小时候全家到斯韦尔代尔度假，我在缪克村外的小河里一玩就是一整天。我总想用石头把河道堵上。可那么做不管在当时还是现在，都是徒劳无功。
水具有不屈不挠的精神。水是终结者。它无时无刻不在寻找漏洞，一旦找到，它就会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逃出禁锢。溃堤往往是一发不可收拾的。我做了六次努力才终于拦住一条小溪，而我之所以能成功，是因为我买了10吨石头、14袋水泥，雇了两个人，定制了一道水闸，动用了一台挖掘机和一台大型水泵。
对付第二条小溪时，我拿出了十二分的认真态度。我戴上胡佛大坝帽，化身狂战士，一通操作下来，小溪原来的面貌荡然无存，摆在眼前的是一幅全新景象。倘若萨姆·门德斯想拍部《1918》，倒可以把这里当作取景地。
我创造了高大的陡坡，放倒了一棵棵大树，空气中弥漫着柴油机的烟雾，液压传动轴锵锵的声音就是在和大自然作战。最终我挖出了一个长约21米、宽9米左右的小湖。我对自己的成就感到无比骄傲，因为在屋里敲键盘可敲不出一湖水。
然而其实还是我考虑不周了，因为牛津郡如今俨然是一个巨型的建筑工地。25 年前我刚搬到这里时，前往高速公路的那半小时车程，道路两旁风景秀丽、绿草如茵，地上满是落叶。而今感觉像来到了萨里郡。每个村落都被新建的房屋包围着，牛津城几乎比洛杉矶还要大。
我们不妨算一笔账。一月份，牛津郡降雨量约为5.6厘米。假如你家房顶长15米、宽6米，那表示它一共接了大约5200升雨水。这可不是个小数目。
而按照规划，未来几年城市周边还将建造2.8万栋新房屋。这意味着每年将有13.6亿升（约136万吨）本该直接渗入地表的雨水，却由房顶收集，经排水槽倾泻进下水道，最终排入河流。这么庞大的水量，像一头头难以驯服的狂暴巨兽，很难想象会给河道造成怎样前所未有的压力。
别忘了，除了屋顶，我们还有那么多新修的车道公路以及地面经过铺装的花园需要考虑。随着全国降雨量的增加，我们很快就将面临雨水无处可排的境地。
这种效应在我的农场上已经初现端倪。最近我新修了一栋12米宽、24米长的谷仓。谷仓前是一片水泥硬化过的院子。看着挺漂亮，可到了一月份，将有1.36万升本该渗入地下的雨水会经排水系统直接汇入农场上的小溪。
前几天我做了个流量试验，结果令我大为震惊。夏季时，一条小溪每天的水流量竟有200万升。而上周测得的结果是这个数值的5倍。
一般情况下，我的农场上大约有15处小泉眼，而今却变成了一个大的。地面上几乎每一个缝隙都在往外渗水。其效果在新挖的那处池塘里表现得尤为明显。那根直径10厘米的排水管已经无法满足需要。水位不断上涨，直到冲破堤岸。可惜了我的鳟鱼，随波逐流而去。所以，此刻若有牛津的读者看到这里，下周要是有条鳟鱼游进了你家客厅，你能把它还给我吗？
最近我思考了一些事情，或许在这段绝望的日子里能给广大农场主和土地所有人带来些帮助。英国在治水抗洪方面向来无能。我们生活的这个国度，是全世界降雨最丰富的国家之一。可奇怪的是，只要连续两天不下雨，政府就开始号召我们节约用水，比如洗澡的时候和朋友一起，也不要用软管浇菜浇花。这可能和我们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某些举措有关。当时政府把所有的水库都修到了北方，因为想着会有很多人到北方工作，但结果是人们都跑到了南方，而南方几乎没什么水库。
所以，干脆咱们建水库得了。政府不让我们种庄稼，全国的素食主义者们希望咱们的奶牛也能像它们那些在塞伦盖蒂平原上闲庭信步的非洲表亲一样自由自在，那我们还种什么地养什么牛？都到山谷里筑坝拦水吧。冬天我们就把水库租给那些蠢蛋野泳爱好者。夏天卖给园艺师和需要经常洗澡的人。所有人都不吃亏。
《克拉克森的农场》第二季海报
为何我的农场商店会在科茨沃尔德引起争议？
现在只要打开电视，迎接我们的总是一些令人振奋的画面。比如，一个面颊绯红的乡下人正在给小羊接生，或者培育大黄。我们已经有了《农耕生活》《乡村农业比赛》《伟大的英国乡村》《乡村档案》以及《移居田园》等一大批农村题材的纪录片，但我在这个市场中发现了一个空白，因此《克拉克森的农场》便应时而生。
而所有这些节目看完，你可能才刚刚转到第五频道，等待我们的是更多饱含着约克郡和王室之爱的精彩节目：《我们约克郡的农场》《在农场的这一周》《城乡生活对对碰》《开创乡村新生活》《本·福格尔：乡村新生》《万物生灵》《女王在约克郡的农场》《万物生灵：本·福格尔特别版》《本·福格尔在约克郡的女王农场》《约克郡农耕体验》《与安妮公主和本·福格尔在约克郡体验农耕》《与凯特·亨布尔下农场》以及《约克公爵夫妇做布丁》等。
所有这些节目有着一个共同的宗旨，即让城里那些朝九晚五的上班族看看，英国的乡村生活是多么舒适和安逸。
哼。当你看西蒙·佩吉和尼克·弗罗斯特主演的电影《热血警探》时，你会认为影片里的情节全是虚构的，因为很明显一群年过花甲的体面人怎么会仅仅因为别人的房子和穿衣风格与传统的乡村价值观格格不入就大开杀戒呢？可现实中还真不好说。
最近听新闻说，东萨塞克斯郡有个野化达人被当地的市政委员会要求拆掉他在自家花园里修建的生态乐园。他对有关部门的这一决定感到极大地震惊和不安。我们只能希望和祈祷这位可怜的伙计别一时冲动想盖个大教堂出来。
其实问题很简单：在一个村子里，大多数人都和蔼可亲，见了面也乐于和你微笑或挥手致意，但总有那么极个别的家伙待人冷漠，说话又尖酸刻薄。这类人通常被大家称作教区委员。在这个畸形的世界里，他们所谓的资历只是因为他们在一个地方生活的时间足够长久，仅此而已。
所以，倘若你是那种眼界只比鼻尖高一点点，又从没出过远门的人，那你就是村里的元老。你就是海华沙（译注：Hiawatha，美洲易洛魁联盟的酋长，奥农多加部落印第安人的传奇领袖。西方人对他的了解主要通过亨利·沃兹沃 · 朗费罗的著名史诗《海华沙之歌》）。
我在地方报社当记者的时候，曾连续多年报道过教区委员会的会议，所以我一直以为《蒂博雷的牧师》是一部纪录片。因为它真的特别写实，那些人的确都是些小心眼儿、神经病。
在约克郡一个名叫布林斯沃斯的村子里，议员们曾经用了45分钟讨论要不要给大会添置个新水壶，而后又用了45分钟讨论是买个玻璃水壶还是塑料的。
教区委员会说白了就是一个俱乐部，里面聚集的那群人希望把一切都维持在1858年的样子。如果你搬进一个村子并对那里的某个传统颇有微词，比如五朔节花柱上悬挂的女巫，教区委员会基本上会对你不理不睬。但如果你对自家的花园放任自流，顺其自然，他们说不定会拿大剪刀剪断你的脖子。要是你敢开一家农场商店，那就等着天启四骑士驾着战车、挥舞着带火的战刀来找你算账吧。
就规模而言，我的农场商店小得毫不起眼，但在科茨沃尔德，它的存在却像一枚装满沙林毒气的核弹头。有时候我真希望自己建的是一座清真寺，或一条碍不着任何人的旁道。那样的话就不会引来如此之多的争议了。
我们理解规划调控的必要性，也明白教区委员会里的那帮热心人有权发表反对意见，可在农村有那么一群人，整天无所事事，就知道反对这个反对那个。他们好像就是为反对和仇恨而生的。
不信的话，你可以在车库上加盖一间房，或者砍倒一棵树试试，到时你就明白我的意思了。
我的商店开业没几天就收到了一封措辞严厉的警告信，说我们那些好吃的冰激凌不合规定，其原材料中使用的牛奶产自13公里之外的格洛斯特郡，而这违反了某项法律条款。因为我在商店里售卖的农产品，必须是产自西牛津郡。
那之后我又陆续收到许多意见：房顶的颜色不对；招牌宽了30厘米；店内不允许出售茶和咖啡；盖在麦秆包上的斜纹棉布违反了防疫规定；停车场影响到了公路安全；腊肠卷卷错了，那个所谓的错处令人匪夷所思；还有我们要是在商店里卖啤酒，游手好闲的年轻人就会蜂拥而至，他们必然会跑到墓地里大小便。
所有这一切只说明了这些所谓的19世纪的守护者是多么落伍。因为当今这个时代，假如你想抨击什么，你得说他们引起了精神健康方面的问题，要么就说他们种族歧视。你说牛奶的产地不合规定，这很难让人心服口服。
说来也怪，我在伦敦生活多年，除了有一次半夜2点在富勒姆路上把垃圾袋当足球踢时惹了点麻烦外，我不记得自己和哪个邻居拌过一次嘴。我想这可能因为住在大城市里的人都不得不与人和睦相处。不管遇到什么事，他们都义无反顾地选择坚忍克己，坦然面对。
然而乡下是个完全不同的地方，甚至可能和你们在电视上看到的正好相反。如果一个地方过去从来没有存在过农场商店这种东西，那今后也不应该存在。尤其开店的老板是像我这种只在当地生活了区区 25 年的人。我敢打赌，亚历山大·弗莱明发明盘尼西林的时候，村子里的老人们肯定会围着他说，乡下人都忍受腹泻之苦几百年了，他们希望这个传统能延续下去。
令人恼火的是，反对的人从来只是一小撮，而你永远不可能知道这一小撮人都是谁，所以到头来你变得不相信任何人，只好在报纸上写文章嘲笑他们。于是，我就开始思考这个问题。为了不让人头疼，咱们能不能把那些反对者的名字和照片都张贴在社区的公告板上呢？或者让他们出门时都戴上贴了反光条的棒球帽？这样乡村生活也许就能和谐得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