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自：邯郸日报
邯郸市博物馆标志
战国透雕夔龙纹金牌饰
喜郎
走进邯郸市博物馆，在一楼大厅的正中央，悬挂着一个巨大的标志：两条龙相对，中间夹着“甘丹”两个字。“甘丹”即“邯郸”早期的写法。双龙相对的形象，则源于赵王陵二号陵出土的透雕夔龙纹金牌饰。它安静地摆放在三楼的展厅，透过玻璃罩，可以看到这件金光闪闪的宝物。
在这件文物的边框上，有一圈细细的卷云纹。最显眼的部分，是框内的两条透雕镂空、相向对称夔龙。据《山海经》记载，“夔”是一种有特殊能力的神兽，黄帝用它的皮作鼓面，鼓声能传到五百里之外，以此来震慑天下。到了后世，人们逐渐称之为“夔龙”。商周时期出土的青铜器上，经常可以见到夔龙纹。夔龙纹张口、卷尾，呈S形弧线，具有古拙的美感。我们在牌饰上见到的这两条夔龙，非常典型。它们昂首张口，作腾空而起的姿势，很像《周易》里爻辞所描写的“飞龙在天”。
从纹饰分析，这件牌饰属于考古学上北方鄂尔多斯式造型。那么，北方草原上的造型，怎么会出现在邯郸的文物上呢？要解读这件国家一级文物，还得从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的真相讲起。
民间不少人士认为，赵武灵王发动“胡服骑射”改革，类似于后来的“师夷长技以制夷”。胡服短小，穿上之后便于骑马射箭。于是，赵武灵王就此把骑兵引入了中原。其实，这是一个巨大的误解。
首先，要了解胡服骑射，有必要弄清楚：“胡”指的到底是谁？不同历史时期，“胡”的指向不同。具体到赵武灵王时期的“胡”，包括白狄、赤狄、林胡、东胡、楼烦、匈奴等少数族群。他们长期盘踞在赵国北部边疆，与赵国形成了盘根错节的族群关系。关于这几个族群与赵国之间的故事，未来有机会，笔者再另外撰文阐述。
其次，“胡服短小，便于骑射”的印象，其实是近代西洋服饰给我们留下的印象。战国时期的胡服并不短小。当时胡服具体的样子，在王国维《观堂集林》、缪文远《七国考订补》里都有阐述。主要包括前插貂尾的大冠，金珰首饰，头部两侧要有用羊毛制的护耳帽，脚上要穿一双黄皮皂靴，腰部佩戴黄金带钩(又名“师比”)等等。这样的服饰，集中体现了北方游牧民族的特点。但在客观事实上，如此繁琐的穿戴，其实并不适合骑马射箭。
第三，早在赵武灵王之前，中原战场上就已经出现骑兵了。这一点，在《韩非子·十过》《孙膑兵法·八阵》里都有记载。
最后，在人们耳熟能详的成语“胡服骑射”中，作为服饰的“胡服”居然排在了军事变革的“骑射”前边。这多少有点不可思议。难道服饰改革比军事改革更重要吗？答案是肯定的。要了解这一点，我们就得弄清楚赵武灵王发动这场改革的真正目的。
按照《史记·赵世家》的说法，胡服骑射的目的有两点。第一，为了教化赵国百姓和胡人，实现不同族群的互相理解与平等。原文是“吾将胡服骑射以教百姓”。注意，著名的成语“胡服骑射”就是从这儿来的。第二，为了招募胡人骑兵加入赵国的队伍。也就是“遂胡服，招骑射”“西遇楼烦王而致其兵”。
总之，赵武灵王利用胡服吸引、教化胡人，使其加入赵国的队伍，从而实现北方边境安全，以达到“北王诸胡，称雄诸强”的目的。客观上，这场声势浩大的改革，历经赵武灵王、赵惠文王、赵孝成王，终于振兴了赵国，使其成为战国七雄之一。甚至，到了战国末期，有能力与强秦正面硬刚的国家，只有赵国了。这不得不说是“胡服骑射”积累下的殷实家底。
了解了以上真相，我们就可以更清晰看清透雕夔龙纹金牌饰了。双龙相对，象征着草原文明与中原文明的碰撞与融合。边框的卷云纹具有浓郁鄂尔多斯格调，更是直接昭示着草原文明。这枚罕见的牌饰，以贵重的黄金制成，说明它的主人很可能是赵国的顶级人物。正是由于这件文物和另外三匹青铜马均出土于赵王陵二号陵，因此，不少学者认为，赵王陵二号陵的主人很可能是赵武灵王本人。
按《史记·赵世家》的记载，赵武灵王本人是第一个穿胡服的人。不仅穿了，他还把胡服穿到了朝堂之上，引发了满朝贵族、臣子的侧目。可以想见，当年赵武灵王很可能就是佩戴着这样一枚金牌，向大家阐述了自己的改革蓝图，最终付诸实施。
胡服骑射，首先是一场浩大的服饰变革，进而引发军事变革。这样奇妙的构想，难怪近代思想家梁启超盛赞赵武灵王是“黄帝之后第一伟人”。透雕夔龙纹金牌饰作为这场变革的参与器物，无疑是邯郸市博物馆最重要的文物之一。在这枚牌饰中间夹上“甘丹”作为博物馆的标志，精妙而恰到，隽永且深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