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自：深圳发布
“七点三十四分开车(在车上遇见吴德和)，十点半到深圳。”这是在可查的巴金文献中“深圳 ”第一次亮相，它出自巴金 1963 年10月31日的日记。那天早晨，他从广州出发，经由深圳罗湖口岸去香港。巴金以中国作家代表团团长的身份率团到日本访问，这个代表团的成员还有冰心、马烽、严文井、许觉民、韩北屏等人。
巴金 摄于1963 年 11 月
那一天，他们在深圳有两小时的停留，“在深圳吃午饭 ”，后到罗湖车站，“坐大轿车过海，住摩星岭九号 ”。(巴金1963年10月31日日记，《巴金全集》第25卷第311-312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8月版) 一个多月后，代表团又原路返回。从深圳匆匆路过，巴金没有留下更多的文字。另一位文化人季羡林倒是描述过他从印度访问归来走过罗湖桥时的心情，尽管那已经是十五年以后。他说：“这是一座非常普普通通的桥，如果它坐落在其他地方，决不会引起任何人的注意，甚至不会令人感到它的存在。”但是，当他抬头看到守卫在桥上的战士时，感觉大不一样了。“我心里猛然一震动，泪水立刻夺眶而出：我最可爱的祖国，我又踏上你的土地了，又走到你的怀抱里来了。我很想俯下身去，吻一吻祖国的 土地⋯⋯ ”(季羡林：《天竺心影》第1-2页，百花文艺出版社1980年9月版)
1961年巴金经香港往日本的签证
那时国门尚未完全打开，罗湖作为一个关口，在饱经风霜的那一代人心中引 起的感触一定十分复杂。深圳虽小，罗湖海关也不大，在那个时代它们肩负的使命和起到的作用却不容低估。新中国成立之初 ，中国通向国际主要依靠南北两条通道，火车出满洲里通向苏联和欧洲各国， 是北线；过深圳经香港转亚欧各国，是南线。罗湖口岸，是很多中国人走出去和外 国人走进来的最重要的国门。巴金他们这个代表团，承担的是中日两国民间文化交流的重任。
这样经过深圳出访，巴金在那一时期还有几次：1955年4月4日至10日，作为亚洲作家会议的中国代表团副团长赴新德里出席亚洲作家会议。1961年3月24日至30日，率中国作家代表团赴东京出席亚非作家会议常设委员会紧急会议；1962年8月1日至12日，赴东京出席第八届禁止氢弹、原子弹世界大会。当时，中日两国尚未恢复邦交，巴金等人是在香港获得“签证”才进入日本的，巴金故居至今尚存在香港日本国总领事小川平四郎1961年3月23日签发的“渡航证明书 ”，上面有巴金的基本信息 ，其中现住所一栏写著：“香港摩星岭道九号 ”。证书下面有巴金本人的签名和照片。这也是特殊时期中日两国间往来的一个历史见证。这几次出访，除了1955年回国是在昆明入境之外，其他往返都是经香港和深圳的，这些文化使者、友谊使者无形之中将香港和深圳两地连接起来了。
我们在梳理和研究深港两地文化交流史时，不该忘记这个层面的历史。通 常，人们的关注都集中在两地常住的文化 人之间的交流、联手的活动乃至相互间的影响，然而，像巴金、冰心、季羡林等大量的“过客 ”却被忽略了。我认为以他们在文学界的地位和影响，这些足迹不应被擦掉，更何况，他们的经历或许还牵系着大历史的幕布。如巴金三次访日，对于以后中日邦交恢复正常化起到了先导和奠基的作用。对于香港和深圳的文化而言，这些历史和记忆还别有意义：这两个城市文化中都有“文化码头”的特性，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得这里成为人们流动和汇聚的焦点，过往，带来交流，带来新风，不同气息的融汇，形成本地文化的活力和多元性。深港两地有如今的文化形态，当然是两地文化人不断努力的结果，但是，也不能忽视“过客 ”们作为潜流的冲击作用。
1961年3月24日 摄于香港九龙机场，前排右一至右四依次为：冰心 、巴金、刘白羽、沙汀
发掘这一股潜流，让那些深潜在地下的文化记忆浮出地表，对于梳理深港两地的文化史和累积文脉有著重要的意义。关于香港，巴金在日记和书信中留下不少点点滴滴的印记，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他对香港出的电影之兴趣以及与电影界人士之间的交流。巴金是资深影迷，从在法国留学时代到晚年，这一爱好一直没有改变。在香港转机，虽然时间短暂，他对电影的兴趣依然浓厚。1955 年4月2日，已抵新德里的巴金在给上海的妻子写的信中还为在香港的“一天半”未能看电影而抱憾：
香港住了一天半，时间全是在山上别墅中度过的，在阳台上望海，风景真美。我真想在这样环境中过半年的写作生活。那两天香港正在演《寒夜》的粤语片，看报上介绍文字，似乎内容跟小说差不多，很想下山去看看，但是不好跟团体找麻烦，大家都不下山，我也只好罢了。上机前在九龙饭店坐了一个多钟头。昨天整天未睡，今天休息，但睡不著，不知是不是因为早饭和午饭喝了两杯浓咖啡的缘故 (《家书》第205页，浙江文艺出版社1994年10月版)
巴金的作品在香港被改编成电影的有十多部，不知道他自己是否都看过。不过，这一次的遗憾，两年后在上海得到弥补，1957年金焰带著《寒夜》的主演吴楚帆来巴金家做客，他们成了朋友，“我们三个人谈得融洽、愉快，还同去看了《寒夜》 ”。巴金称吴楚帆是“粤语片的电影皇帝 ”(《病中 [ 五 ]》，《巴金全集》第16卷第552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3月版)，十分欣赏他的演技：“四年前吴楚帆先生到上海，请我去看他带来的香港粤语片《寒夜》，他为我担任翻译。我觉得我脑子里的汪文宣就是他扮演的那个人。汪文宣在我的眼前活起来了。我赞美他的出色的演技⋯⋯ ”(《谈〈寒夜〉》， 《巴金全集》第20卷第506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4月版)
巴金在香港看电影的愿望，于1963年之行中圆满实现了，他还与吴楚帆实现重聚。10月31日抵港当晚，巴金即通过电视看了电影：“继续看电视节目，看到吴楚帆、白燕主演的粤语片《黑侠擒凶》。”之后几天，他更是大过电影瘾：“看电视节目(琼・克劳芙主演的影片)， 十一点二十结束。 ”(1963年11月1日日记)“晚看电视⋯⋯看完白燕、张瑛主演的粤语片《金粉世家》上半部。”(11月4日日记，《巴金全集》第25卷第312页)11月2日那天，还去了电影院：“罗明林陪我们到皇后戏院看故事片《猛鬼屋》。 ”(同前，第312页)当年12月3日从日本回到香港住了三晚，依旧是频繁地看电影：“七点半罗明林陪我们到‘利舞台 ’看电影(希奇考克导演的《迷魂记》)。九点半散场，坐汽车回摩星岭已十点一刻。 ”次日又去：“六点一刻吃晚饭。七点罗明林来，约我们去豪华电影院，看美国故事片《广告皇后》(冰心未去)。”(同前，第326页)5日，巴金还与多位电影界的朋友会面：“十一点半后罗明林陪我去九龙得胜街电影俱乐部，凤凰公司韩经理等请我吃中饭，在座还有夏梦、鲍方、平凡、张活游、李晨风、廖一原、卢敦、吴楚帆、周 ××。两点后结束。罗明林陪我去九龙塘招待所休息。五点同罗步行到对衡道五号吴楚帆家。先喝咖啡，后吃饭，除吴夫妇外，客人还有白燕、张瑛、廖一原夫妇、王坑、王彼得和某导演。饭后吴楚帆和白燕大谈香港电影界的情况和不良倾向。 ”(同前，第327页)研究香港电影史、娱乐史的人，似乎不应该忽略这些旧事和记录。
1963年11月中国作家代表团摄于日本，前排右二至右七依次为：韩北屏、严文井、巴金、冰心
巴金日记中的“摩星岭九号”，是他几次途经香港的住处。确切地说应为摩星岭道上的福利别墅( Felix Villas ，港人称“绯荔榭 ”)，我从网上查阅的资料说：该别墅1922年由商人Felix Alexander Joseph所建，共有高低十八座独立洋房，其中高座十栋1995年被拆，剩下八栋低层的。1950年代初中国银行曾在此购置过房产，不清楚是哪一栋，新华社香港分社经常把国内来的各界人士安排住在这里。请教香港的朋友，她说如今此处应为摩星岭道61号，不知道巴金所住的这一栋如今是否还在？1963年旅港，巴金还游览了不少地方，“三点罗明林陪我们游缆车站、山顶道、浅水湾、赤柱等地。六点返摩星岭。 ”自1927年第一次踏上香港的土地，巴金在不同时期都曾到过香港，时代在变，香港也在变，面对著这一片山水，他一定感慨良多。
“八点二十分离摩星岭，乘车过海去九龙车站，罗明林、肥廖(安祥)、严、曾到站送行。九点二十五分开车，十点半到深圳(陈铨方送我们到深圳，办完入境手续即告辞返港)。在深圳午饭，见到宿穀荣一和宫石林治各位。一点开车，四点十分到达广州。”1963年12月6日，巴金离开香港，再次经深圳入境，日记中平淡地记下了这一次告别。他可能没有想到再次踏上香港的土地，看到“香港的夜 ”，要在二十一年之后。
此时，巴金晚年最重要的作品《随想录》正在香港发表、出版。其实，《随想录》的发表，也与深圳有一定的关係。《随想录》后期写作的部分稿件，是通过《大公报》广州办事处经由深圳转到香港的，巴金1986年8月8日致潘际垧信中曾有记录：“ 《随想》一四四和一四五遵嘱在您返京后仍寄原址转交(六月中旬寄广州办事处转港)⋯⋯ ”(《巴金全集》第24卷第534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年2月版)他的另外一部回顾自己创作的 《创作回忆录》，部分原稿也是先寄给深圳的一位叫“王家桢 ”的先生再转给香港《文汇报》总编辑曾敏之。这些在他的日记中都有记载，如巴金1979年3月27日日记：“寄曾敏之稿 (深圳王家桢转) 。”
1979年6月16日，“上午写完《回忆录》之四(关于《海的梦》)，即寄深圳王家 桢转曾敏之。 ”(《巴金全集》第26卷第329、346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年2月版)深圳和香港，在巴金老人的晚年创作中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
1984年10月巴金重临香港，已是满头银发
在晚年，巴金和冰心还有一个未曾实现的梦想，那就是再一次共游深圳。这 是冰心在1990年9月17日致巴金的信中透露的：“吴青是天天巴金舅舅不离口， 总说：‘您和巴金舅舅在深圳去一次聚聚多好，我和小林也去。我何尝不想呢？
但我近来身体实在越来越不行 。” (《冰心书信全集》第48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10月版)岁月流逝，他们都老 了，而此时的深圳正青春勃发。改革开放之后，这里不仅仅是一个关口，而且是一 个窗口 。在1980年初就有人写过与季羡林迥然不同的罗湖桥：“我们在深圳下了火车的第一个印象是香港的旅客特别多。站在罗湖桥头可以看到，五颜六色的人流如潮般地从深圳河对岸涌了过来。据海关的一位同志介绍，成立特区以后，来自香港的企业界人士、参观团、考察团、记者、旅游度假的团体或个人，以及回乡探亲的港澳同胞大大增加了。平常，每天从这里进出境的旅客有一二万人次，假日四五万人次，春节期间高达六七万人次。就一个不到十万人口的深圳特区来说，接待任务是不轻的。涉外活动多，是这里与内地城市最大的不同之处。”(戚休、 李正杰：《特区的春天》，《来自特区的报告》第56页，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4年11月版)这段文字不仅写出了一个充满活力的深圳，还写出深圳和香港之间交流的密切。1997年香港回归时，已是垂暮之年的冰心和巴金躺在病床上送上了衷心的祝福⋯⋯深港两地，牵动著多少人的心啊，从这个角度而言，它们的影响和作用，又不仅仅局限在两个具体的地域。
2022年10月23日霜降日于上海
作者简介
周立民，现为巴金故居常务副馆长、巴金研究会常务副会长。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现代文学、当代文学批评等，兼及散文随笔写作。曾出版《另一个巴金》、《巴金手册》、《巴金画传》、《五四之子的世纪之旅 —— 巴金评传》、《精神探索与文学敍述》、《世俗生活与精神超越》、《翻阅时光》等著作，并编辑或主编有“巴金研究丛书”、“巴金研究集刊”、“老上海期刊经典”等数十种图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