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自：成都日报锦观
成都得名考（二）
睡虎地秦墓《封诊式》竹简
巴蜀书社《成都得名研究》书影
明万历年间《三才图会》所绘蜀都图
□李殿元
关于“成都”得名问题，文史学者李殿元进行了较多的研究，先后撰写了十多篇论述“成都”如何得名的文章，从各方面阐述了“成都”这个名称所包含的意思是“在统一全国战略中走向成功之都”。“锦水”版将分期连载，以飨读者。
三 文献与考古对何时有“成都”的证明
何时有成都城和“成都”名？查阅先秦文献，发现在许多文献中都是记载有“成都”两字的。例如：
《山海经·大荒北经》：“大荒之中，有山，名曰成都，载天。”
睡虎地秦墓《封诊式》竹简。
《管子·治国篇》：“舜一徙成邑，二徙成都，叁徙成国。”
《庄子·杂篇·徐无鬼》：“舜有膻行，百姓悦之，故三徙成都，至邓之虚而十有万家。”
《尸子》卷下：“舜一徙成邑，再徙成都，三徙成国，其致四方之士。”
《吕氏春秋·慎大览·贵因》：“舜一徙成邑，再徙成都，三徙成国，而尧授之禅位，因人之心也。”
在这些先秦文献中的“成都”两字，除了《山海经》在“夸父追日”故事中的“成都，载天”（此言是指某座山的名称是“成都”“载天”即“戴天”，意思是山顶连接着天，形容极高）以外，其余皆是说尧舜禹三帝中的舜因为迁移了一次两次三次，逐渐形成城邑、都城，乃至国家。尧之所以把帝位让给了舜，就是在他的迁移过程中看到了人心所向。
可以肯定，这些先秦文献中的“成都”两字，均与后来作为蜀郡首府的成都无关。
到了汉代，在司马迁所著的《史记·五帝本纪》中有：“舜年二十以孝闻。……一年而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史记·河渠书》：“于蜀，蜀守冰，凿离碓，辟沫水之害。穿二江成都之中。”
汉代学术领袖扬雄在《蜀王本纪》中有：“蜀王据有巴蜀之地，本治广都樊乡，徙居成都。”
作为城市名称的“成都”在典籍中的出现，是入汉以后的事。不过，地下出土文物证明，早在战国后期，其实就出现了作为城市之名的“成都”了。
1985年，在四川雅安荥经县同心村船棺葬出土有“成都”矛，时代为战国晚期，弧形窄刃，刺身呈柳叶状，圆弧形脊，中空至尖，弓形双耳间骹面铸饰一浅浮雕虎像。其一面为虎的头顶和前躯，另一面为虎头的下颚。虎首前端的骹面阴刻铭文“成都”二字，刺身脊上另阴刻一“公”字。此矛因铸“成都”二字，故称“成都矛”。
2017年，在成都蒲江飞虎村船棺葬墓群出土“成都”矛，时代为战国晚期，弧形刃，柳叶形刺身，圆弧形脊，弓形双耳间骹面铸有纹饰，一面为虎纹，一面为手心纹。虎纹前端的刺身脊上阴刻“成都”二字，手心纹前端的刺身脊上阴刻“公”字。此件矛与荥经同心村船棺葬出土的“成都”矛形制相似，在成都属首次发现。
1987年，在广元青川县白水区出土吕不韦戈，时代为战国晚期的公元前238年，现藏青川县文物管理所。援中部有凸棱，阑侧四穿，内一穿，援、胡、内有斜刃。内部两面均有铭文，共23字。正面刻铭为“九年相邦吕不韦造蜀守金东工守文居戈三成都”，背面铸文为“蜀东工”。铭文表明这件戈为秦国中央政府监造、成都本地“东工”制造。这是迄今发现最早有明确纪年、铭刻“成都”二字的实物资料。
1975年，在湖北云梦睡虎地出土秦简所见“成都”。《睡虎地秦墓竹简·封诊式》：“……令吏徒将传及恒书一封诣令史，可受代吏徒，以县次传诣成都，成都上恒书太守处，以律食。”
考古出土的战国时期与“成都”有关的实物资料，说明至迟在战国晚期，已有了“成都”这个地区或城市称谓。
《史记》《华阳国志》对何时有成都记载得很清楚。《史记·张仪列传》说：秦惠王二十二年（即更元九年），“卒起兵伐蜀，十月，取之，遂定蜀，贬蜀王更号为侯，而使陈庄相蜀。”《华阳国志·蜀志》记载：“周慎王五年，秦大夫张仪、司马错、都尉墨等从石牛道伐蜀。……冬十月，蜀平。”秦惠王二十二年、秦惠王更元九年、周慎王五年，都是公元前316年。即是说，在战国时期的公元前316年，秦军征服了古蜀国。
秦在征服古蜀后，将中原地区的统治方式推向了原蜀国辖区：首先废除王位制，实行封侯制，以稳定政局，收服民心，所以三封蜀侯，而蜀侯又三反；终罢蜀侯而置郡县，原蜀国辖区改称蜀郡，设郡守，大量移秦民入蜀。郡县制的设立，最终结束了各地割据状态，建立起正常的国家秩序。郡县制当然不能只有郡而无县，在蜀郡之下，第一批建立的就是成都、郫、临邛这3个县。按前引《华阳国志·蜀志》记载，作为都市的成都是在公元前311年正式成立的，至今已经有2332年的历史了。
四 古籍中的古蜀地名均为中原文字
《蜀王本纪》《华阳国志》记载有古蜀时期的许多地名：湔山、朱提、江源、汶山、郫、玉山、广都、樊乡、成都、瞿上、华阳、褒斜、熊耳、灵关、玉垒、峨眉、江、潜、绵、洛、南中、西山，等等。这些地名是古蜀时期就有的？还是后人追记的？
从文字形态看，所有涉及古蜀事的地名，无疑是与古蜀文化无关的中原文字。有没有可能是古蜀读音的延续或者遗存呢？也不可能！因为这些地名所包含的文化内涵，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地属于中原文化。
史籍已载明，公元前316年，秦灭亡了古蜀，随后便是秦国在蜀地强力推行秦文化即中原文化。由于居民主体的改变，在外来先进文化因素的刺激和促进下，曾经辉煌的古蜀文化甚至可能存在的古蜀文字遂灰飞烟灭。到汉代，连古蜀时期的传统墓葬、器物器形、纹饰符号都急速减少乃至消逝。
正是因为古蜀文化的消逝而中原文化已在蜀地取得唯一独尊的地位，所以，西汉大学者扬雄才在《蜀王本纪》中下了这样的断言：“蜀之……时人民椎髻左衽，不晓文字，未有礼乐。”之所以说古蜀人“椎髻左衽，不晓文字，未有礼乐”，原因就是曾经发达的古蜀文化在当时已经没有人知道了啊！也正因为如此，也才有了西汉初期蜀郡守文翁，因见“蜀地辟陋有蛮夷风”，而大倡教育，遂使蜀地很快转化为“好文雅”之邦的记载。
《蜀王本纪》《华阳国志》都是在古蜀国灭亡300年以后完成的。那时，古蜀文化（文字）已经完全消逝，所以著作者只能用中原文字去撰写。既然是中原文字，那么在其中所涉及的包括“开明王自梦廓移，乃徙治成都”等历史，究竟是用秦汉时期的地名去追记古蜀事迹，还是古蜀时期遗留下来的地名，就成了问题。
虽然《蜀王本纪》与《华阳国志》都载有“蜀王徙治成都”之事，不论是《蜀王本纪》所说的是“蜀王五世”，还是《华阳国志》所说的是“蜀王九世”，应该说，都与成都建城无关。因为，《蜀王本纪》《华阳国志》是在古蜀王国灭亡数百年，古蜀文化已经完全消失后由后人根据传说撰写的，但传说不一定是史实；这两本书使用的是中原文字，其中涉及的数十个地名都是秦汉时期的地名，不可能只有其中的“成都”是古蜀地名；成都的金沙遗址影响很大，但它并没有发现诸如三星堆遗址那样的城墙、街道，还不足以证明这里曾经是大都城；即使“蜀王徙治成都”之事确实存在，那也不过表示蜀王曾经到过此区域而已。正因为是传说而非史实，所以才会有“蜀王五世”与“蜀王九世”之不同的说法。
如果没有证据证明古蜀时期就有“成都”，那么，《华阳国志》中的九世开明“徙治成都”就可能是用秦汉时期的地名去追记古蜀事迹。对“开明王自梦廓移，乃徙治成都”的“成都”，应作这样的理解：九世开明王将他的统治中心区域进行迁徙，迁到了今天成都的这片区域。这种用著作者当时的语言、文字、名称，追记过往历史的表述方式是很常见的。例如，“李冰修建了都江堰”这句话在今天无疑是正常、正确的话；可是，在李冰时代却是没有“都江堰”这个称谓的。“都江堰”之名，是在《宋史·宗室（赵）不忧传》里才第一次出现。在司马迁《史记·河渠书》中，都江堰是被称作“离碓”的；在常璩的《华阳国志·蜀志》中，都江堰是被称作“湔堰”的。所以，说“李冰修建了都江堰”，是用今天大家都熟悉的名称去描述秦国时期的李冰之事啊！
之所以在战国晚期的公元前311年才有了成都，是因为“成都”的出现与得名是与秦的统一战略有关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