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在调整中，单一的全球化已不复存在，世界正在形成多极的全球化，中国无疑是其中一极。
近几年去全球化的声音此起彼伏，但全球化的趋势无法阻挡。寻求在全世界范围优化配置资源是经济规律驱使，全球恶化的地缘政治阻挡不住全球化浪潮的涌动。
2022年德国巴斯夫计划投资100亿欧元在中国湛江开设新工厂。这是德国公司在中国有史以来最大一笔投资。苹果宣布将在印度生产25%的产品，特斯拉的中国供应商诺亚伊泰投资1亿美元在墨西哥蒙特雷设立新工厂，巴西跨国个人护理化妆品集团Natura已将其业务扩展到除南极洲以外的所有大洲的73个国家。2023年1月，中国电池巨头宁德时代的首家海外工厂在德国安施塔特进入量产。这样的案例还有许多，不再赘述。
全球化不会消失，但全球化在调整之中。美国从中国进口的商品从2017年的22%降至2022年的17%以下。越南对美国的出口额增至1200亿美元，比2007年增长了10倍多。中国在美洲的足迹正在急剧增加，中国已成为该地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贸易伙伴。美国商贸部去年11月份的数据表明，美国从欧盟的进口超过了中国。虽然拜登政府在极力切割中美经贸关系，中美经贸关系在“选择性脱钩”中处于不可能完全断绝的状态。2022年中美贸易额有望创下新的高度，但美国对中国实施的301条款关税对美国消费者和企业带来了不利影响。
全球化的调整是因为从上世纪90年代这波全球化以来出现了一些问题。最早对全球化提出质疑的是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经济学家丹尼•罗德里克，他质疑全球化不等于否定全球化，而是希望决策者必须重新思考新自由主义的经济观念，以建立一个更具韧性、公平和可持续的全球经济。1997年罗德里克发表其著作《全球化走得太远了吗？》，认为全球化正暴露出，在一个不受约束的世界市场上，那些拥有教育、技能和流动性的“赢家”和那些不拥有的人之间的社会裂痕。这些明显的“失败者”越来越担心自己生活水平的下降和在一体化世界经济中的不稳定地位。其结果是市场和社会各部门之间的紧张关系严重，政府被迫夹在中间。2019年罗德里克发表文章认为，全球化正陷入困境，这一困境被特朗普为代表的民粹主义所利用而导致贸易保护主义盛行。
全球化的困境使得全球化的赢家也承认，全球化带来了不平衡的利益，必须有所改变。中美关系的变化、全球新冠疫情和俄乌冲突使得去全球化的声音高涨，越来越多的国家把安全因素嵌入全球化，导致政府用行政手段切割体现全球化特征的全球供应链。
2022年7月美国国会通过的《芯片与科学法案》，旨在切断中国与高端芯片的联系，用芯片捆住中国的发展，达到对中国形成压倒性优势的目的。2022年2月，欧盟委员会发布包括《欧洲芯片法案》在内的一揽子立法，加强欧盟在半导体生产方面的主权，并实现更好的供应链弹性。这是欧盟寻求“战略自主”的产物。2022年8月，在日美“经济版2+2”会谈中，两国达成了联合研发2纳米的协议。这被外界视为日本的芯片战略。
美欧日的芯片战略就是要垄断芯片供应链，或垄断供应链上的某个环节。这一操作违背了寻求在全球范围优化配置资源的全球化规律，但安全因素嵌入全球化后，人为的行政手段取代了市场配置资源，导致资源配置在寻求不合理的自给自足现象或几个国家的集团化现象，“回岸”和“友岸外包”是这两个现象的词语化表述。从全球化的历史看，国内经济的利益始终高于全球经济的利益。1931年英国放弃了金本位，两年后罗斯福也放弃了金本位，这都是从本国经济利益考量选择走出大萧条而采取的对策。金本位是有利于全球贸易的制度安排。
从美欧日芯片战略的实施看，似乎在证明去全球化的合理性。去全球化的关键点是摆脱政治制度不同国家在关键供应链上的相互依赖。但事实上全球供应链已经非常成熟，商业意义太大，无法逆转。所谓的去全球化大都与中国有关，但全球供应链调整的成本过于高昂，迫使全球化依旧按照原来的轨迹在运行。“中国加一”就是对去全球化的反应：将工厂留在中国，但发展与其他地方的供应商来对冲风险。印度、泰国、越南和马来西亚的外国直接投资由此在大幅增长。
全球化在调整中，单一的全球化已不复存在，世界正在形成多极的全球化，中国无疑是其中一极。中国是全球120多个国家的第一大贸易伙伴，中国倡导的“一带一路”是中国式全球化的集中体现。
不仅如此，中国式全球化在亚洲、非洲和拉美地区有着广阔的前景，支撑这一前景的基础是劳动密集型产业为基础的工业化。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制造业大国和对外贸易大国，这就为中国帮助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工业化提供了基础，中国的直接投资和对外贸易与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工业化进程的结合，将给世界提供另一种版本的全球化。
（作者系上海师范大学天华学院商学院经济学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