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2022年，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1922年，在中国共产党直接关怀和领导下，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宣告成立。一百多年来，一代代团员青年凝聚在党的理想信念旗帜下，在团组织的团结带领下，历经血与火的洗礼、生与死的考验，始终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先锋力量。作为共青团中央机关刊——《中国青年》杂志忠实记录下这一百多年来，在党的坚强领导下，共青团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在青年前列，组织引导一代又一代青年坚定信念、紧跟党走，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而贡献力量。
《中国青年》创办于1923年10月20日，是国内现存的历史最悠久的红色主流期刊。《中国青年》百年办刊史，是我们党领导中国青年运动的一个清晰缩影，是百年党史 “青年篇章”的重要记录，是共青团事业蓬勃发展的光辉记忆。
百年《中国青年》，是一部厚重的历史，是一方精神的高地，是一面思想的旗帜，是一部青春的史诗，是一只奋进的号角。它是观照百年青年运动的思想之镜，也是记录中国青年扬帆远航的成长笔记。它锐利，为时代潮汐写下芸芸注脚、变化轨迹；它熙暖，指引一代代青年风帆与共、勇往直前。
中国青年杂志全媒体推出的专栏“《中国青年》百年史话”，旨在通过对历史的追溯，引领广大青年传承红色基因，赓续红色血脉，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让青春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火热实践中绽放绚丽之花。
新时代《中国青年》赤忱如昨，思辨如故，热血不凉。让我们勇做新时代的弄潮儿，崇尚先锋、学习先锋、争当先锋，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俯仰鼓帆，贡献青春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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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青年》百年史话”㉖
剿灭麻城会匪
@文/李良明
随着北伐战争的胜利推进，以两湖为中心的全国农民运动迅速兴起高潮。千百万农奴站起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把几千年来的封建地主特权，打得落花流水，地主的体面威风，扫地以尽。
“地主权力既倒，农会便成了唯一的权力机关，真正办到了人们所谓‘一切权力归农会’。”毛泽东如是说，“这是四十年乃至几千年未曾成就过的奇勋。这是好得很。完全没有什么‘糟’，完全不是什么‘糟得很’。‘糟得很’，明明是站在地主利益方面打击农民起来的理论，明明是地主阶级企图保存封建旧秩序，阻碍建设民主新秩序的理论，明明是反革命的理论……一切革命同志须知：国民革命需要一个大的农村变动。辛亥革命没有这个变动，所以失败了。现在有了这个变动，乃是革命完成的重要因素。一切革命同志都要拥护这个变动，否则他就站到反革命立场上去了。”
到1926年12月，湖北全省有32个县建立了农民协会，会员达28万多人。1927年3月4日，湖北省第一次农民协会代表大会在汉口召开，选出了省农民协会执行委员会，陆沉、陈荫林为正副委员长，标志着湖北农运发展进入了高潮阶段。尤其是鄂东的黄冈、麻城、广济、鄂城等地的农民协会，还根据湖北省第一次农民协会代表大会通过的《关于农村合作社问题的决议案》，成立了各县“信用合作社”，并选择适当的地点设立分社，使农民便于借贷、储蓄，其基金多为没收土豪劣绅之财产。
位于鄂东的麻城县，是湖北农民运动发展最快的县份之一，尤其是该县乘马区，在王树声的领导下，农民运动如火如荼。
王树声，原名宏信，1905年5月生，麻城县乘马岗区项家冲人，1926年春经刘象民、桂步蟾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早在1925年寒假，董必武派蔡济璜、桂步蟾、刘文尉、徐其虚、刘象民等回麻城，建立了中共麻城特别支部委员会，从此，革命烈火燃遍麻城全境。
王树声入党后，积极开展革命活动。他是乘马岗第二乡中共党小组长，又是该区农协的组织部长。在他的影响下，大哥王宏忠、二哥王宏恕，堂兄王宏学、王宏坤、堂弟王宏儒及堂妹夫马友雷等，都先后加入中国共产党。
王树声的舅父丁枕鱼是个大恶霸，被称为“麻城北乡一只虎”，他的儿子丁岳平，绰号“吃人狼”。父子二人占有良田六七百亩并放高利贷，他们横行乡里，无恶不作。
乘马岗农民协会成立后，开展减租减息。1926年冬月十六日，农友们刚在罗家河街头贴了几条“打倒土豪劣绅！”“一切权力归农会！”的标语，就被丁枕鱼、丁岳平父子指使的打手，将标语撕得粉碎，还砸了罗家河农会的办公室。他们还组织乘马岗、黄土岗、西张店的土豪劣绅，组织反动组织“大同盟”，对抗农民协会，高喊“反对三民主义！”“打倒国民党！”反动气焰嚣张。
农友们气愤至极，决心找丁家父子算账，但又担心王树声碍于亲情，下不了决心。王树声了解情况后，凛然对农友说：“要革命，就不能讲情面。谁反对农会，谁就是我们的敌人，就是亲娘老子，也要革他的命。”说罢，他带领数百农友，手持扁担锄头，直奔罗家河，逮捕了丁枕鱼，并押往县城，送县农协处理，并通缉在逃的“大同盟”其他头目。
不料1927年4月3日，麻城外逃的土豪劣绅，以河南光山县新集（现为新县——笔者注）为据点，勾结当地的民团、红枪会会匪千余人，突袭窜扰麻城县乘马岗、黄土岗、顺河集一带，沿途抢掠烧杀，毙伤农会会员50多人，捕去60多人。4日，又有所谓“总工会”纠集一批流氓向第七区农协挑衅，杀伤会员50余人，制造了两起惨案。5日，土豪劣绅又纠集一批红枪会匪2000余人围攻麻城县城。
麻城告急！
麻城县国民党县党部、农民协会紧急召集机关、团体联席会议，组织县城附近3000余名农民协会会员入城，固守待援。
5月上旬，中共麻城县委又派王树声驰省告急，向董必武汇报“麻城惨案”的具体情况，并向董必武求援。
王树声向董必武汇报后说：“我来省城，就是搬救兵的。”
董必武听罢汇报，怒不可遏，坚定地说：“我马上以省党部名义，主持召开省党部、省政府、省农协联席会议，立即组织力量，去麻城平息暴乱。”
当晚，联席会议作出决定，成立“麻城惨案”调查委员会，并命令原在黄安县剿匪的一个警卫营火速赶往麻城平叛。第二天，董必武又前往武昌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向毛泽东报告“麻城惨案”情况。
毛泽东十分尊重董必武，支持清剿会匪，当即从农讲所抽调200名全副武装的学员和省政府警备团一个营于14日驰援麻城。
当天晚上，毛泽东和200名学员一样，身着灰布军装，打绑腿，穿草鞋，来到武昌汉阳门码头。他站在码头上，鼓励即将出征的学员说：“你们马上就要上前线了，一定要勇敢作战，与反动势力坚决斗争，盼你们早传捷报，奏凯而归。”说完，给学员们行了一个军礼。
学员们向毛泽东回敬军礼，发出钢铁般的铮铮誓言：“不消灭麻城土豪劣绅，誓不回所！”
欢送仪式完毕，学员们登上了开往黄冈的轮船。
1927年6月30日出版的《中国青年》第167期，发表了戴克敏写的《剿灭麻城会匪的经过》，讴歌了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学员英勇剿匪、不怕牺牲的精神。
《中国青年》1927年第七卷十七号第167期合刊封面
戴克敏，湖北黄安（现红安）人，1906年生，1924年初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5年4月转为中国共产党员。1926年10月，以湖北省农民协会特派员的身份回到家乡，从事农民运动。1927年3月，选派到武昌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是这次剿匪第二大队的学员，也是大革命失败后黄麻起义的主要领导人之一。
戴克敏在文章中说：
5月14日晚，我们出发了！农所教员和全体同学整队欢送我们……15日就到了团风，是晚在黄冈围剿会匪，杀死老师徒弟十余人，同学亦伤了十人！16日，宿营白果。17日抵麻城，该县县党部、工会、农协、妇协，一切革命团体，知道我们到了，都好像大旱之得云霓，欢迎之热烈，达到极点！他们说农所学生是解除他们痛苦的救星，我们虽不敢说怎样为麻城人民解除痛苦，但在当时，也觉得勇气百倍……21日就预备向敌人进攻了……我们还没有进攻，他们却已来挑战了。于是一方面曹营长王营长进攻，一方面由农所学生进剿，一仗打下来，死伤敌人数十人，捉拿土豪数人，当夜即行枪决……22日再向光山方面进剿了。警卫团作尖兵，农所学生作预备队，农民千人手持武器任后卫，攀山过岭地前进。到距敌人驻地二里之处，农所学生就任右翼、警卫团任左翼，与匪搏战，于是会匪巢穴之熊家冲胡家湾，马上就化为焦土，杀死烧死计四十人！一连跑了三个山，就占领了前面的李家寨，农民送水送粥，络绎不绝……
23日，警卫团五连在附近剿杀会匪，我们农所同志就在该地宣传，演说此次来麻的意义，和农民应该武装起来，才能抵抗敌人……
24日，回到乘马岗。该县县党部及惨案委员会召集该地民众开了一个麻城北乡革命势力胜利大会，农民到者千人，都执武器，妇女二百人，军队及农所学生四百人……麻城民众都很觉悟。他们喊我们是“武装同志”……
留守乘马岗二日，27日即开到麻城县城，一路上家家都放鞭炮，劈啪之声不绝。28日，农民部刘德荣，农所舒国藩，及中大救护队，都来麻慰劳……
29日农所学生一部分分队往四乡宣传，分八组，每组六人……麻城人民在城隍庙开了一个慰劳大会。30日举行五卅纪念，我们整队参加大会和演讲，发传单，贴标语，作了扩大宣传。6月1日起程回武昌……
通过这次麻城剿匪实践，农讲所学员受到一次实际锻炼，收获很大。正如戴克敏所总结的：
这次战斗，是我们没有受过许多训练的农所学生，第一次走上战场。我也在这次战斗中，才实际上过兵士的生活。以前的一切浪漫性情，完全弃掉，不敢不守军队的纪律了！我们在武昌时，一向喊着打倒土豪劣绅的口号，这一次居然躬行实践，我觉得自己很安慰，总算实际上在革命中尽了些力，虽然这是很微小的一点。这次的战斗，还使我得到一个感想，现在革命已不是空口喊喊的事了！反革命者弓上弦刀出鞘，张开了他的贪狼饿虎似的大口，对着我们，我们革命者若不自己武装起来，把我们的枪口对准敌人而扫射，我们自己是没有命的！中国的革命一天天在紧张起来，同志们！武装起来！
这说明，毛泽东主办的武昌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为中国革命培养了卓越人才。经过三个多月的理论学习和实践锻炼，第一期学员于1927年6月18日举行毕业典礼。毛泽东和邓演达等出席。
毛泽东在毕业典礼上讲话，对毕业的学员提出殷切希望：“各位任何时候，都不要忘记农民的痛苦，要下决心为农民求解放、谋利益而工作，要站稳立足点，认清革命目标，排除前进障碍，把革命进行到底！”
随后，大革命的形势急转直下，武汉国民政府所辖地区的危机越来越严重。两湖和江西都发生了查封革命团体、逮捕工农的事件。1927年5月21日，许克祥在长沙发动马日事变，收缴了工人纠察队的枪械，捕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100人，又配合四川军阀杨森，进攻武汉，进占了离武汉仅40里的纸坊（现武汉市江夏区）。紧急时刻，武汉国民政府命令武汉军校学员编成独立师，恽代英亲任党代表，配合叶挺卫戍武汉的两个团，前往前线平叛，击退了夏斗寅的进攻。
乌云笼罩着武汉上空。蒋介石叛变革命后，虽然共产国际、联共（布）要求组织力量反击国民党新右派，但是他们相信国民党超过相信共产党，不相信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工农的力量，企图依靠所谓国民党“左”派汪精卫集团反对蒋介石右派集团。这真是见鬼了！实际上，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蒋汪已逐渐合流，在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共同绞杀中国革命。
1927年7月15日，汪精卫在武汉正式宣布“分共”，同共产党决裂，提出“宁可错杀一千，不可使一人漏网”的反动口号，对共产党和革命群众实行大逮捕、大屠杀。国共合作发动的大革命宣告失败。据不完全统计，从1927年3月到1928年上半年，被杀害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达31万多人。
《中国青年》在武汉不能继续办下去了，本期出版后停刊，只好又转移到上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