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自：贝壳财经
当地时间2023年2月9日，土耳其哈塔伊，地震发生后，一名妇女在废墟前落泪。图/ic
文/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 梅新育
在国际背景上考察，6、7两日重创土耳其、叙利亚两国的大地震，其影响主要来自土耳其而不是叙利亚，这是因为地震震中几乎全部位于土耳其境内，更是因为无论人口、幅员、地理区位、经济体量、综合国力还是对国际事务的干预程度，土耳其均大大超过叙利亚：
土耳其人口8468万（2021年12月），国土面积 78.36万平方公里，叙利亚人口1929万（2022年），国土面积18.5万平方公里（包括被以色列占领的戈兰高地约1200平方公里）；论经济体量，内战爆发前的2010年叙利亚名义GDP为600亿美元，土耳其为7766亿美元，接近叙利亚的13倍，现在，经历10余年内战后的叙利亚经济更不可与土耳其相提并论。
由于此次打击区域面积较为广大、涉及人口众多，世界卫生组织（WHO）估计受影响总人数超2300万，此次大地震将加剧“埃尔多安经济学”破产，显著恶化土耳其当前经济困境，降低其中长期经济发展前景，但难以在预定将于5月14日举行的大选中推翻埃尔多安，反而给埃尔多安创造了“名正言顺”操纵选举的机会。
一、埃尔多安的“经济奇迹”及其褪色
埃尔多安政坛崛起的基础是经济增长的“政绩”，并掌握了伊斯兰教势力、农村和城市棚户区农村移民两大力量。埃尔多安自2002年底竞选获胜出任总理起连续执政，2014年起担任总统，2017年通过改行总统制的修宪公投，2018年起担任新政体下总统，今年5月若胜选，可连任至2028年。从开始执政前夕的2002到2013年土耳其GDP达到顶峰，11年间以美元现价计算的土耳其名义GDP从2402亿美元增长299%至9575亿美元，人均GDP从3617美元增长245%至12489美元；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相比，如此增长业绩，堪称“奇迹”。但埃尔多安领导下的土耳其经济增长机制存在长期致命弱点：
压低储蓄率扩大消费，同时提高投资率，由此一方面推动经济增长提速，另一方面充分发挥、挖掘、巩固土耳其扼五海三洲要冲的区位优势，加强土耳其长期经济增长的基础；对由此导致的急剧扩大的储蓄—投资缺口及其外在表现——经常项目收支逆差，通过大量借入外债来弥补。
同时，通过大规模基建投资，埃尔多安得以对其政治基本盘农村居民、城市棚户区农村移民提供大批就业机会，对其政治盟友提供经济分肥的“肉桶”，由此实现经济、政治“双丰收”。
在本世纪初全球经济增长一派欣欣向荣、主要中央银行长期维持较为宽松货币政策的环境下，埃尔多安的上述路数能够维持；即使在次贷危机爆发之后，主要中央银行实施的量化宽松政策也支持了他的上述操作策略。然而，当主要中央银行非常规货币政策不可避免地走向终结时，退出量化宽松、缩表导致的资本流动逆转使其国际收支与债务风险日益凸显，他的上述操作策略日益难以为继，汇率危机、资本外逃等等相继袭来，其经济增长也就不能不日薄西山了。即使新冠疫情导致西方主要中央银行一度重拾量化宽松策略，但由于疫情全面重创全球经济、特别是土耳其支柱产业，土耳其并不能从中受益，反而在疫情打击和西方主要中央银行从2022年起强力收紧货币政策的双重打击下创巨痛深。
结果，自2013年达到9575亿美元的顶峰之后，以美元现价计算的土耳其名义GDP总体趋向萎缩，2014—2020年一路下降至7201亿美元的低谷，尚不及2008年水平（7708亿美元），其后虽然有所反弹，但2022年土耳其名义GDP（8535亿美元）仍不及2012年（8801亿美元），人均GDP（9961美元）不及2008年（10778美元）。再考虑到土耳其全国失业率和贫困率分别高达10.8%和17.1%，为经合组织国家之冠，昔日的“埃尔多安奇迹”早已褪色。
更糟糕的是，为了刺激国内投资和消费，也由于其政治基本盘农村和城市棚户区农村移民高度依赖大规模基建投资创造就业机会，其政治盟友要靠大规模投资分肥，在经济外部约束日益收紧的情况下，埃尔多安一直强烈反对加息，备战大选时尤其如此，其结果是不仅削弱了土耳其里拉的汇率，而且激励了土耳其负债的继续高速膨胀和通货膨胀持续居高不下乃至屡创新高，以及居民和企业部门的资本外逃、货币转换（将本币转为外汇资产），加快了土耳其官方外汇储备的萎缩。2018年以来土耳其一再发生“股汇双杀”“股汇债三杀”的金融危机，就是源于土耳其经济上述基本面因素的极度恶化。
结果，在2020年第三、四季度启动的这一轮全球性通货膨胀中，土耳其沦为全世界通货膨胀最严重国家之一，实属顺理成章。根据土耳其官方数据，2022年10月该国通胀率高达85%，2022年12月CPI同比上涨64.27%，2022年全年土耳其里拉对美元贬值幅度超过40%。
而且，为了吸引选票备战大选，“埃尔多安经济学”还变本加厉，进一步采取了降息、大规模提前退休、连续大幅度提升最低工资等一系列民粹主义经济政策，进一步恶化了财政金融等宏观经济基本面：
降息。土耳其央行2022年连续4次降息，基准利率累计下调500个基点，2023年1月19日宣布维持9%的基准利率不变。此举效果等于为土耳其通货膨胀、货币贬值火上浇油。
大规模提前退休。2022年12月28日，埃尔多安宣布取消该国男60岁、女58岁的法定退休年龄要求，1999年9月之前开始工作并完成社会保障注册者中，女性在20年内、男性在25年内完成5000个工作日即可立即退休领取养老金。埃尔多安宣称此举可使225万工人立即退休领取养老金而“受益”，其后果是土耳其原来1390万人的领取养老金人数由此一举猛增16%。此举效果是进一步加剧土耳其财政负担和恶化其社会保障体系长期稳定性。
连续大幅度提升最低工资。2021年底，土耳其将最低工资标准提升50%以上而达到4250土耳其里拉（约合275美元）；2022年7月，提高30%至5550土耳其里拉；2023年起提高55%至8506.80土耳其里拉，比7月份确定的水平增加了55%，比1月份的水平增加100%。在高通胀环境下，此举无助于提升居民生活水平，但会助力“通货膨胀—加薪—通货膨胀升级”的恶性循环，并损害其制造业出口竞争力。
二、“破窗效应”无助提振土耳其经济长期前景
宏观经济基本面疲弱、金融市场剧烈震荡之时遭遇大地震打击，且震区面积颇为广大、涉及人口众多，世界卫生组织（WHO）估计受影响总人数超2300万人，震区和受影响较大区域中的伊斯肯德伦港、杰伊汉港等地对土耳其经济颇为重要，地震带来的人力资源、基础设施、设备、生活资料等损失将大大加剧土耳其的经济负担。
其中，在人力资源损失方面，根据媒体公开报道，截至2月9日土耳其境内死亡人数已达至少14014人，叙利亚方面死亡人数上升至3162人，两国合计至少17176人遇难。从发展势头来看，仅土耳其一国死亡人数就多半会超过两万，受伤者当十倍于此。由此带来的经济损失不止是死亡人数、伤病救治和灾民安置等项支出，还包括灾区幸存者在相当一段时间内脱离经济活动和劳动生产率下降。与日常生活中的死亡不同，这种重大灾害中的大批量死亡导致大批家庭破碎，幸存者所处家庭、社会组织破碎，精神遭受重创，相当时间内无法作为有效劳动者重新投入经济生活，即使投入，其工作效率也将低位运行相当一段时间。
从长期发展视角看，由于此次灾后土耳其很可能不得不将其相当部分面向未来的投资转向重建灾区基本设施，其长期增长潜力将由此受损。
理论上，大灾造成的重建需求可以带动一个社会的投资，进而拉动其整个经济增长，但这种“破窗效应”并不适用于这次土耳其地震的情况。因为“破窗效应”生效的前提是重建投资给本土生产创造了有效需求，但土耳其并非发达国家，也没有中国那样完整的产业体系，这次灾区遭遇全面摧毁后的重建投资带来的需求很大或更多部分将用于进口设备、材料等等，而不是全部、大部分为本土生产提供购买力，还将恶化其国际收支、外汇储备和货币汇率。
由此，在这场地震之后相当一段时间，土耳其将经历产出下降、财政支出和赤字猛增、经常项目收支恶化、外汇储备减少，由此导致本币汇率疲弱动荡和以本币计价的进口成本上涨又将加剧其通货膨胀压力。其中经常项目收支差额是其宏观经济指标相互作用的枢纽：
1980—2022年43年间，土耳其经常项目收支顺差年份仅有7年：1988、1989、1991、1994、1998、2001、2019，由于“埃尔多安经济学”扩大国民储蓄缺口必然表现为经常项目收支恶化的内在逻辑，埃尔多安执政20年间仅有2019年一年顺差，国际收支持续逆差由此成为土耳其宏观经济稳定性的最大威胁之一。2020—2022年，土耳其经常项目收支逆差占GDP比重依次为4.9%、1.7%和5.7%，地震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计今明两年这项指标分别为3.9%、2.6%，地震之后，预计这项指标将超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上述预计。
应对经常项目收支恶化，通常要依靠资本和金融项目资本流入（包括股权和债权融资）弥补，或动员外汇、黄金等国际储备资产；在持续的私人资本外逃外逃压力下，土耳其可选择出路在于争取外界官方债务融资，或降低门槛要价、放宽条件争取直接投资流入。但该国能做到什么程度，尚待观察。
三、经济失利无碍埃尔多安连任前景
“埃尔多安奇迹”早已褪色且支离破碎，但经济严重失利与震灾叠加能够在5月份的大选中掀翻埃尔多安吗？答案是否定的。为什么？主要原因如下：
蛇无头不行，目前反对派缺乏公认的有威望领袖人物凝聚势力，人气最高的反对派头面政客、伊斯坦布尔市长埃克雷姆·伊马莫卢（Ekrem Imamoglu）已被埃尔多安罗织罪名判刑三年，不能参与此次竞选。
埃尔多安牢固掌握强力部门，随时可以用于打击政敌，操纵选举。
伊斯兰宗教势力依然与埃尔多安稳固结盟，进而有助于保持农村居民、城市棚户区农村移民票仓。“清真寺是我们的军营，（清真寺的）圆顶是我们的头盔，（清真寺的）尖塔是我们的刺刀，信士是我们的士兵。”——20世纪初泛突厥主义诗人、奥斯曼帝国新文学创始人之一齐亚·格卡尔普（Ziya Gökalp）的这段诗是埃尔多安最喜欢的，1997年他正是以伊斯坦布尔市长身份带头示威游行，抗议军方在美国支持下以保卫土耳其世俗化为由迫使当选的伊斯兰主义总理埃尔巴坎（Erbakan）下台，在游行中他宣读了这段诗，因此被新政府以煽动宗教仇恨罪被捕入狱。出狱后，他在被禁的伊斯兰政党美徳党基础上组建了现在的土耳其执政党正义与发展党。
顺势宣布紧急状态为埃尔多安创造操纵选票便利条件。由于在东部库尔德人聚居区和毗邻叙利亚地区驻扎重兵，即使没有此次地震，埃尔多安原本也很有可能在预见选情不利时制造由头在这些地区实施紧急状态，从而操纵选票。这回大地震固然是土耳其的悲剧，但也使得埃尔多安得以借机顺势在7日宣布10个省份实施紧急状态3个月，正好是大选前一周满3个整月；如有需要，接下来制造由头延期一两周，覆盖整个选举时期，或是扩大紧急状态区域，对埃尔多安而言，不难做到。土耳其军队在埃尔多安宣布紧急状态当日武力打击叙利亚西北部库尔德工人党武装，已经显露了埃尔多安意图制造、升级紧张局面以便吸引选票和操纵选举。
尽管如此，在5月份胜选连任之后，随着“埃尔多安经济学”的内在根本性弱点和地震经济后果日益凸显，5年之后下一次大选时反对派上位的概率有望上升，3年牢狱之灾也可能成为埃克雷姆·伊马莫卢（Ekrem Imamoglu）的政治资本，从而为反对派造就凝聚核心。
编辑 陈莉 校对 赵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