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上海养兔热潮:从人手一只到溺兔河中的大起大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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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滚动
转自:上观新闻
一
兔兔这么可爱,上海人养不养兔兔?答案是养过,但不是作为宠物。
受国际市场对兔毛需求量增大的影响,收购兔毛价格不断上涨,由此在20世纪80年代引发过上海养兔高潮。
据统计,在高峰的1985年,上海市郊130多万户农户,有70多万户养了兔,总饲养量在两年内从200万只猛增到1000万只。若以当时全市人口平摊,每人可摊到一只兔。
以青浦地区为例,1980年兔子圈存量为4.4万多只,1981年为14.3万只,到了1985年猛增到78.3万只,创历史最高纪录;崇明地区的养兔数据也在1985年末飙升达96万余只,创历史最高水平;1985年7月,当时的南汇县也成立了养兔协会,10月,南汇县养兔主管部门和南汇县养兔协会联合举办“南汇县长毛兔交易会”,吸引全国20多个省市、53个市县养兔同行及养兔户共6000多人参加。
1986年《解放日报》一篇名为《长毛兔传奇》的报道中提到:当时上海的长毛兔兔种质量全国第一。上海的长毛兔产毛率高、兔毛质量好,国内有28个省区市来上海买兔种,仅1985年一年中就买去了50万头。多年来,中国的兔毛出口在国际市场雄居首席。由上海口岸出口的兔毛,占了全国总出口量的1/5多,而且其中70%为特、一、二级的优质毛。
仅仅一年之内,当时上海的农户中涌现了许多养兔致富的能手,“摘掉了穷帽子,造起了新房子,成了万元户”。一句句金句流传在上海农民当中:“除了金子、银子,轮下来就得算兔子”,“家养一群兔,赛过小金库”。
有些乡村教师打了停职报告,要求回家养兔。有的养兔户的孩子一放学就扔掉作业忙于割草。在长毛兔“受宠”的巅峰阶段,喂它吃奶粉和麦乳精是平常事。“一时之际弄得市场上奶粉也紧张起来。”
二
1938年《文汇报》的广告版面有云:“悉本市法租界姚主教路(今天平路)一七九弄一号养兔咨询社,仍畜有纯种毛用皮用兔甚多,现正廉价分让,欲谋战时生产及准备战后经济复苏者,大可从事,又闻该社并负责答复,关于养兔业务之一切咨询云。”
回溯到20世纪上半叶,上海及周边地区养兔的农户不多,但养兔的历史倒一直都有。
1949年的统计显示,当时的青浦全县养兔不过1700只左右,且均为食用目的。
崇明地区的情况也差不多,当地农户仅饲养少量肉兔。但在1940年初,崇明下三星镇西首施剑秋兴建“旭升养畜场”,从外地引进安哥拉毛兔,附近农户开始饲养少量毛兔,直到20世纪50年代末开始饲养长毛兔。但由于最初良种较少,兔毛价格低廉,发展十分缓慢,全崇明仅300只左右。
南汇地区倒是把养兔算入当地农民的传统养殖业之一,但养的是以食用为主要目的的白兔。20世纪50年代,南汇从外省市引进青紫兰和力克斯兔种饲养,有的农户还将上述兔种与当地白兔杂交,繁殖饲养杂种肉兔。到1954年,中国兔肉进入国际市场,上海口岸经营冻兔肉出口,肉兔有了发展。1957年和1958年两年,当时的南汇全县收购肉兔20多万只。1966年,全县肉兔存栏量20多万只,是历史上肉兔养殖最多的年份。
在1959年到1961年,国家困难时期,猪肉供应紧缺,郊区一些农户纷纷养兔,以兔肉替代猪肉,养兔业有了较大发展。不过,到“文化大革命”初期,养兔又被当作“资本主义尾巴”而遭到禁止。
总而言之,当时上海及周边地区农户就算养兔,也是以养肉兔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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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解放日报》报道青浦县农民家的兔子一窝产下6只小白兔。
三
改革开放春风唤醒申城的同时,也唤醒了郊区的致富经。
从1983年开始,长毛兔,国际上统称安哥拉毛兔的养殖,成为市郊第一副业。这次养兔热潮是为了兔毛。
随着特级毛的收购价从70元、85元猛涨到100元,在高价刺激下,农村掀起饲养毛兔热。
1984年在沪全国人大代表在上海郊区调研时了解到:“上海县养兔专业户顾林兴,家养800只长毛兔,已出售兔毛500多斤,还可出售500多斤,全年可得净收入1.2万多元。他们致富以后,带动了周围群众共同致富。”要知道,这可是20世纪80年代的一万元!
当时,上海郊区各县纷纷从政策上鼓励扶持发展多种经营专业户。如青浦地区,当时凡符合专业户标准的,都由县政府发给“多种经营专业户优惠证”,允许请适量帮手,允许土地转包,允许购买生产运输车船,专业户正当经营收入不受侵犯。
在浦东三林公社,一个生产队里53户人家中的43户都养起了长毛兔。
在川沙县六里乡,金秋时节举办赛兔会。“从全乡农户中精选出来的67只长毛兔参加了比赛。技术熟练的姑娘表演了剪毛技术。比赛会现场剪毛、现场评比、现场议价、现场收购付款,吸引了更多的养兔农户。”
在金山地区,1985年长毛兔圈存量达43.94万只,交售兔毛22.23万斤,产值1348.30万元,创历史最高水平。
当年,各地纷纷成立毛兔协会,举办赛兔会,开办技术讲座,加强技术辅导。1985年同济大学出版社下乡送书时,除了带去《建筑施工》《建筑工程制图》,还带上了《怎样养好长毛兔》,“送下乡供干部、技术人员和农民踊跃购买”。
由于养长毛兔的经济价值实在爆热,连不法分子都对养兔户眼红到伸出贼手。单1984年第四季度一个季度,“郊区十个县被盗长毛兔五千余只,价值十五万余元。”
南汇县大团乡农民刘林根饲养的种兔在乡养兔评比中获奖,不料,次日就失窃长毛兔31只,价值1200余元。该县公安局接到报案后,组织干警奔赴现场进行侦查,很快就将3名窃贼抓获。松江县养兔承包专业户刘某,在1984年12月4次被窃长毛兔26只,县公安局组织力量守候伏击,当窃贼再次作案时,被公安人员和联防队员当场捉住。为此,报纸还专门配发评论:针对郊区时常发生的偷窃专业户长毛兔的行为,应“群起而攻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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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然而,仅隔一年,国际市场兔毛滞销,价格下跌,曾多达一万名的在市郊走街串户收购兔毛的小贩瞬间销声匿迹。
崇明地区的长毛兔,从历史最高水平的1985年96万余只直线下降,1994年末仅剩6万余只。1986年,南汇的养兔达到历史最高水平,年存栏量113万只,产兔毛60万公斤,居全国第一。到了1988年末,南汇全县毛兔存栏量下降至42万只。1986年金山的养兔量,直接跌到只有4000多只。
供求关系失衡,兔毛蜂拥而来,国家收购站资金成问题,仓储成问题,连人手也成问题。毛价贱了,农民称之为“压级压价”;来不及收,农民斥之为“关门拒收”。有的“养兔户肚里有气了,把兔子捉来活活摔死在收购站门口,有的让兔子溺死河中,任其腐烂发臭。也有于心不忍的,便将一只只小兔子流放田野……”。
当时的记者敏锐地从中捕捉到:“长期以来我们习惯了计划经济的主观经营思想,还不能及时地适应市场调节的经济工作。”
“我国出口兔毛本应在数量、时机、质量等方面灵活地按照市场经济的节奏安排出口……据了解,1985年春季,国际市场的兔毛已出现滞销苗子,但这个信息因各方继续竞收兔毛而无法反馈到养兔户。其次,我们对国内流通环节,缺乏灵活及时的调节手段……再次,没有重视开发国内市场,没有重视协助工业部门形成加工兔毛系列产品的能力。”
兔兔从爆热到遇冷,或许也是那个时代,上海市郊与市场经济正面相逢后,需要应对的第一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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