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嘉龙
拙作《〈鲁迅日记〉中的万千气象》在1月7日的《北京晚报》发表后，有热心读者指出文中的“季市”应当是“季巿（fú）”。我赶忙翻书，原来《鲁迅日记》中的“巿”是一竖到底，而非起笔为点的“市”，《辞海》更是直截了当：“巿，‘韨’的古字。与‘市’异。”实话说，这个错讹，不是我打错了字，而是我长久以来就把“季巿”当成“季市”了，热心读者的告知使我警醒。
许寿裳，字季茀，又字季黻，号上遂，鲁迅在其日记中又写作“季巿”“许先生”。许寿裳是绍兴人，与鲁迅在日本弘文学院留学时结下友谊，成为知己。回顾鲁迅的一生，在许多重要关头都有着许寿裳的身影，两位先生相扶相助、勇毅前行，堪称知识分子交谊的典范。
鲁迅到日本留学时，中国留学生都留着辫子，受尽白眼与侮辱。许寿裳说：“鲁迅剪辫是江南班中的第一个……这天，他剪去之后，来到我的自修室，脸上微微现着喜悦的表情。”一九○三年四月，鲁迅将断发小照赠予许寿裳，后来又补题了一首诗：“灵台无计逃神矢，风雨如磐暗故园。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许寿裳在日本弘文学院编辑《浙江潮》时，向鲁迅拉稿，鲁迅很快送来蕴含昂然之力的《斯巴达之魂》译作，这可看作鲁迅译作的起始。而鲁迅第二次赴日本，是为了用文艺来救国的，他组织了一些人办杂志，可惜人员逐渐流散，到最后仅剩周氏兄弟和许寿裳。一九○九年初春，许寿裳准备归国担任浙江两级师范学堂的教务长，鲁迅对他说：“你回国很好，我也只好回国去……”许寿裳回国任职后即力荐鲁迅来校任教。一九一二年，教育部在南京成立，先期到职的许寿裳向教育总长蔡元培推荐鲁迅并获准许，鲁迅在《范爱农》一文中写道：“然而事情很凑巧，季茀写信来催我往南京了。……”当年，鲁迅和许寿裳一同从南京返回绍兴，又一同启程北上，住进北京的山会邑馆。一九二五年春发生了“女师大风潮”，曾任女师大校长的许寿裳起初持旁观态度，待到教育总长章士钊将鲁迅免职，许寿裳和齐寿山（教育部视学）一道发表指斥章士钊的宣言，因此遭到免职。“三一八惨案”后，鲁迅和许寿裳均在被通缉之列，张作霖的部队不断逼近，许寿裳及时通知鲁迅，二人一同外出避难。鲁迅到厦门大学任教后，多次推荐许寿裳未果，这让鲁迅觉得愧疚；他到中山大学任教后，许寿裳也赶到了中山大学。
鲁迅和许寿裳的深情厚谊是难以说尽的：许寿裳的长子五岁时，鲁迅为其做开蒙先生；许寿裳的长女结婚时，忙于写作的鲁迅特意抽出时间出席婚礼；许寿裳的三女儿患病，鲁迅赶忙帮助介绍医生。鲁迅自一九二七年到上海后的十年间，许寿裳在南京和北平工作，二人不能常见，“但每次道经上海，必定往访，所以每年至少有十余次的会见，最后两年晤面较稀，但每年亦至少四五次”（许寿裳语）。许寿裳还把鲁迅不愿再教书的想法告知时任大学院（国民政府设立的全国最高学术教育机关）院长的蔡元培，鲁迅随即被聘为大学院特约著述员，月薪三百元；有了稳定的收入，鲁迅才能安下心创作。上世纪三十年代，上海笼罩在国民党的白色恐怖和日军的炮火蹂躏下，许寿裳对鲁迅的安危挂念于心，经常去信询问情况，他说：“我和鲁迅生平有三十五年的交谊，彼此关怀，无异昆弟。”
鲁迅逝世后，许寿裳撰写了大量回忆文章，为后世的学术研究和鲁迅精神的传扬作出了突出贡献，正如孙郁所说：“历代研究鲁迅者所得的资料，一是出自许寿裳，一是出自周作人。两人关于鲁迅早期生活的回忆文献，如今已成珍品和经典之作。”许寿裳对许广平也多有关照，许广平曾心怀感激地说：“鲁迅先生逝世后，十年间人世沧桑，家庭琐事，始终给我安慰、鼓励、解纷；知我、谅我、助我的只有他一位长者。”许寿裳一生致力于教书育人，对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对台湾的文化拓荒起到了重要作用。
谨向“一字之师”深表谢意与敬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