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关于岳飞之死
通常，对于岳飞之死，人们首先关注的是，究竟宋高宗为元凶还是秦桧为元凶。而杀害岳飞的动机，则一般认为是主战妨碍了和议，因遭横祸。这些探讨和认识，无疑都从不同层面和程度接近了历史真相。
对于岳飞研究，我近年来的思考，则跳出和战是非的认识框架。
南宋伴随着政权重建逐渐走上正轨，需要把在勤王基础上形成的多路私家军队变成天子亲兵。从这一层面考量，在军队国家化的进程中，削兵权是必然之势。把韩世忠、岳飞等人招入朝廷，除授为枢密副使，这是怀柔的一手。处死岳飞则是强硬的一手。
杯酒释兵权与铁血削兵权，是一枚硬币的两面。由于采取强硬措施，必然会遭遇反弹。投鼠需要忌器，柿子要捡软的捏。岳飞军队的战斗力虽强，但人数不多。因此在诸大将当中，岳飞最弱，也最无势力背景。这就很不幸地使岳飞成为开刀的首选。岳飞之死，具有这样的必然性。
我的这一分析，相信可以成为研究岳飞悲剧形成的一个因素。不过，最近读到一些史料，让我想到了另外一个因素。
岳飞画像
一则史料指示的思路
我们先看史料。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一九“绍兴八年三月条”载：“尚书兵部员外郎张戒守监察御史，用中丞常同荐也。”李心传于此下有一条考证，述及了张戒之所以被荐的原因。
戒之除，《日历》亦阙。兵部及御史台《题名》并在此月，今因闾邱盺改除附书之，当求他书考其本日。戒之待次严陵也，同与戒遇，问之曰：“诸将权太重，张丞相既失，今当何以处之？”戒曰：“兹甚不难，但当擢偏裨耳。吴玠既失，而曲端受死。杨沂中建节，而张俊势分。自然之理也。”同大喜曰:“此论可行。”既而同被召，首荐戒焉。
李心传讲述的逸事中，说到常同和张戒对军队将领权重和如何解决这一难题的方式。由于张戒跟常同的见解相同，而且又显示出很有谋略，因此，入朝担任言官之首御史中丞的常同，很快就把在严陵待阙的张戒拉入朝中，在他的部门担任了监察御史。
张戒进入朝廷担任要职，于是便有机会面圣，把他的见解直接阐述给最高统治者宋高宗。《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一九于“绍兴八年四月戊子”记载：“监察御史张戒入对。因言诸将权太重。”在张戒进言之后，君臣间还有如下对话：
上曰：“若言跋扈则无迹。兵虽多，然聚则强，分则弱，虽欲分，未可也。”
戒曰：“去岁罢刘光世，致淮西之变。今虽有善为计者，陛下必不信，然要须有术。”
上曰：“朕今有术，惟抚循偏裨耳。”
戒曰：“陛下得之矣。得偏裨心，则大将之势分。”
上曰：“一二年间自可了。”
戒曰：“陛下既留意，臣言赘矣。”
这组君臣对话，有不少可圈可点之处。首先我们可以看出，削兵权的进言，显示了张戒的一贯认识。并且也表明前面引述李心传附注的记载可信无误。他跟高宗所讲的削兵权的主张和方式，与他“严陵待阙”之际跟常同讲的完全没有二致。更可以玩味的是，高宗的态度。“若言跋扈则无迹。兵虽多，然聚则强，分则弱，虽欲分，未可也”，这句话，反映了高宗对削兵权的两难犹豫。无跋扈之迹，是无把柄。有心削兵权，但又担心造成兵势减弱。让高宗苦恼的是，如何既削兵权，又不会自毁长城。对此，张戒以“淮西之变”的近例提醒高宗须讲究方法。
宋·刘松年《中兴四将图》中的岳飞画像（左二）
高宗的定算与行动
其实，究竟怎么处置，高宗心里早已有了定算，很自信地向张戒说，“朕今有术”。接着便把他的术和盘托出：“惟抚循偏裨耳。”“抚循偏裨”，就是优待和收买大将手下的将领，提升他们的权力，以分权达到削权的目的。我们可以看出，高宗的“术”与张戒跟常同以前讲的方式完全相同。所以张戒不仅一口赞同，还指出了这样做的效果：“得偏裨心，则大将之势分。”“陛下既留意，臣言赘矣”这句话是说，既然皇帝您已有主意，留心此事，那就无须我多说了。可见张戒很高兴、很赞同高宗的想法。
从高宗与张戒的对话可见，高宗对削兵权不仅有术，更有时间表。“一二年间自可了”，就明确地道出了高宗对削兵权的时间设想。高宗与张戒对话的时点是绍兴八年（1138）春，此时对金作战的一些大捷还未出现。可见高宗对削兵权实在是处心积虑已久。此后的两三年间，绍兴和议，岳飞被处死，相继发生。由此也可以看出，事态完全是按照高宗的时间表展开的。
作为一个王朝的最高统治者高宗，无论从个人的皇位稳定，还是从王朝的长治久安，都需要一种政治的平衡。何况南宋建立不久便发生的“苗刘之变”，让高宗险些失去皇位。骄兵悍将对高宗的刺激相当深。因此，高宗很早就生出削兵权之念毫不为奇。《中兴两朝圣政》卷一二记载宋高宗这样称赞赵普：“唐末五季藩镇之乱，普能消于谈笑间。如国初十节度使，非普亦孰能制？辅佐太祖，可谓社稷功臣矣。”宋高宗称赞赵普在北宋初年的主要贡献，其实内心的观照正是南宋当时武将跋扈的现实。“杯酒释兵权”作为一项“祖宗法”，高宗也要效仿了。至于用酒还是用刀，那只是根据政治情势而采取的不同策略，重要的在于削兵权。
其实，让张戒赞同的“抚循偏裨”的策略，高宗也是汲取了来自士大夫的智慧。作为知州，守卫德安整整七年的陈规，《宋史》卷三七七本传记载他见到高宗时，首先进言说：“镇抚使当罢，诸将跋扈，请用偏裨以分其势。”对于陈规的建议，“上皆纳之”。就是说高宗欣然接受。元人陈桱在《通鉴续编》卷一五明确记载：“召入对，首乞罢镇抚使。帝纳之，自是不复除镇抚使。”南宋建立之初，为了鼓励抗金，作为权宜之计，对一些地方的文武守臣授予了可以世代世袭的镇抚使。这类似于唐代藩镇，等于是在拥宋抗金的前提下，默认地方军阀存在。文臣陈规也在授予之列，但主要以武臣为主。七年守城，见惯了武人跋扈的陈规，从保证王朝长治久安的士大夫政治建设的大局出发，不顾牺牲自己的利益，向高宗提出了这项建议。于是，“抚循偏裨”便成为高宗的抑武之术。陈规建言与高宗接纳的时间节点是在绍兴三年。是时为南宋王朝建立的第七个年头，刚刚结束颠沛流离的亡命局面，由无序到有序，政权运作渐次走向正轨，尽管弱势，也有了一定的底气同劲敌金朝谈判议和。此时的士大夫和高宗已经有了抑武的念头与方策。
不仅有念头和方策，在这一年，高宗还有具体行动。《宋史》卷二八《高宗纪》于绍兴三年九月乙亥条载：“以刘光世为江东、淮西宣抚使，置司池州；韩世忠为镇江建康府、淮南东路宣抚使，置司镇江府；王为荆南府、岳鄂潭鼎澧黄州、汉阳军制置使，置司鄂州；岳飞为江南西路、舒蕲州制置使，置司江州。”对于表面上看只是军队驻防的记载，《通鉴续编》卷一五在转述之后分析道：“时诸将拥重兵而无分地，刘光世在镇江，月费至二千万缗。每闻易镇，则设辞不奉诏，有急复迁延以避之，朝廷无如之何。故命四人易镇。”根据这一分析可知，对一直不听调遣命令的四大将及其部队，此时做了驻防调整。拥有了一定控制力的高宗，小试牛刀，来了个大军区对调。这既是抑武的步骤，也是一种试探。而据《宋史》卷二八《高宗纪》的记载，到绍兴五年四月，镇抚使也一步一步地最后废除了。
士大夫政治下的文武与和战
回到前面的话题。其实，让我更感兴趣的是张戒的认同。在尚未与高宗沟通之前，他就有与高宗完全相同的认识。不仅是张戒，另一个文臣常同也持有相同的认识。不仅两个人有和谐的对话，常同还把张戒引为同志，拉入朝廷。这两个人的认识实际上反映的是当时文臣的普遍认同。为什么他们的认识如此一致，都主张削兵权呢？如果说“苗刘之变”是对高宗的强刺激，那么，在张戒与高宗对话的前一年绍兴七年刚刚发生的“淮西之变”，文官兵部尚书吕祉被杀，则是对文臣造成的近距离强刺激。
北宋伴随着科举规模的扩大，造成前所未有的强势的士大夫政治。“满朝朱紫贵，尽是读书人。”不满足于“春风得意马蹄疾”，没有了“坐而论道”，也可以跟皇帝叫板，“为与士大夫治天下”。“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以天下为己任的士大夫群体，主宰了上百年的政治。靖康之变，不仅打碎了一个处于鼎盛的王朝，也改变了历史进程。
南宋初建，艰难中兴，必须依赖军事实力，只能坐视武人跋扈。当政权建设逐渐走上正轨，走狗良弓，都需要让让位了。士大夫们不能容忍唐末五代的骄兵悍将再度回到历史舞台，政治的主宰还应当由科举精英来担任。在这样的意识主导之下，必然会出现新的文武之争。从这个角度审视张戒、常同这些士大夫为何要主张削兵权，就不难理解了。
那么，对于岳飞之死，秦桧处于什么角色呢？秦桧是宰相，但他不是武臣，作为身份还是士大夫。宰相可以说是士大夫政治的最高代表。除了执意对金乞和的施策使然，秦桧也头痛武将的跋扈。当时的武将也确实强势。那段“莫须有”的对话，不光反映的是秦桧的模棱两可或蛮横无理，还反映了韩世忠的强势，他敢于闯到政事堂公开质问秦桧。因此说，在秦桧的内心，也一定有着与张戒、常同等士大夫们一样的意识。甚至以秦桧所处的地位而言，他要专权，要树立权威，可能这种意识更为强烈。
岳飞的影视形象
最近，李裕民先生仔细研读史料，认为《宋史·岳飞传》所载韩秦“莫须有”的对话当系“子虚乌有”，出于后来的编造（《新视野下的“莫须有”故事》，《西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3期）。李先生的具体考证指出，高宗与秦桧合谋害死岳飞，韩世忠在当时高压的形势下赞同这一举措。而孝宗受禅即位后既要出于重振抗金士气，为岳飞平反，又要为太上皇高宗开脱罪责，韩世忠之子则为了重塑其父的光辉形象，于是在岳飞被害三十多年后，孝宗命赵雄另行撰写的碑文，便出现了“莫须有”的故事。李先生的考辨，沿着历时性的特定时代背景，考量历史结果形成的综合因素，亦即我所经常强调的合力作用，相当令人信服。不过，即使“莫须有”的故事并不存在，韩世忠没有表现出跋扈的强势，也不会改变我从文武之争这一视点考察所得出的结论。
历来，只有征战才给了武将广阔的驰骋空间，而和平时期的到来，则自然会减弱武将工具性的存在意义。因此“狡兔死，走狗烹”现象的出现，也是势所必然。铁血杀戮与杯酒释权所显示的不过是方式的不同。南宋朝廷在江南站稳脚跟，并且逐渐强盛，在这种形势之下，武将必然要让位。此时，不待杀岳飞这样残酷的悲剧上演，一些政治嗅觉敏感的武将一定也会收敛气焰。其实，早在岳飞被害的大半年前，任命韩世忠、张俊为枢密使、岳飞为枢密副使，这种明升暗降，已经显现出削兵权的“文”的一手。不过，南宋此时的形势跟北宋初期皇权强盛的政治形势不同，高宗的权威已经受到过“苗刘之变”的挑战，当时还曾被迫退位。因此，为了彻底立威，一定要动用“武”的一手，必须开杀戒。见机知微，看清了这种形势的韩世忠采取很乖巧的配合姿态，并非没有可能。士大夫们所显示的立场，无疑也成为南宋朝廷决策收兵权的一种催化剂。
和与战，都是政治。不过，武人站在自身的立场，一般主战。如《宋史》卷四一二《孟珙传》记载宋理宗问和议之事，孟珙就如是回答说：“臣介胄之士，当言战，不当言和。”而文人的考量则比较复杂，既有对外的战略认识，又有对内的政治权衡。并且，不战而屈人之兵是文人的优势。一定的实力基础造就了和平的环境，士大夫重新成为政治的主宰，因而主和便成为当时的政治主旋律。在这样的形势之下，不识时务的主战派便成为以各种方式清除的对象。主战的岳飞，不仅让主和的秦桧视为必欲除之的眼中钉，甚至也让一向以主战著称的张浚误解岳飞有吞并其他军队扩充实力的野心。无论主战还是主和，秦桧和张浚的身份都是文人士大夫。岳飞悲剧的内在因素，从这一视角亦可窥见一斑。
远离战争、减弱武人存在意义的“绍兴和议”，也成为削兵权的外在因素。同时千万庶民渴望和平、结束战乱的呼声，又成为这一政策取向的民心支撑。于是，高宗的念念心结，士大夫的复势愿望，加之北宋以来形成的士大夫政治传统，诸多的政治合力，便形成了历史结果，遂使岳飞的悲剧不可避免地上演了。岳飞被害，当时在政治上没有产生太大的波动，在民情上也没有出现很大的反弹，其实也很说明问题。对岳飞遭遇的悲情诉说，始于多年后宋孝宗即位初的一度主战之时。
刘子健先生在《两宋史研究汇编》（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87，200页）也指出岳飞被害是“君主专政，官僚辅佐，共享权力的制度下必然的结果”。刘子健先生尽管没有使用合力以及士大夫政治的用语，但所指出的综合因素正是这种历史结果形成的合力，而权力共享，无疑也是我所讲述的士大夫政治的显著特征。
结语：文武之争的负面遗产
纵观南宋的历史行程，尽管以后一直存在有来自北方的军事压力，但和平时期居多，这就为士大夫政治再度成为主宰提供了现实保障。和平时期只需要维持军备，武人注定不会成为政治舞台的主角。
形成长时期历史延续的士大夫政治，让士大夫重文轻武的意识根深蒂固。即使是在特别需要武将来守卫江山的时期，士大夫也不会消除对武人的内心轻蔑。《通鉴续编》卷二四记载宋度宗对辞任的贾似道再度任相，授予了节度使的名衔，却惹得贾似道火冒三丈，说“节度使乃粗人之极致尔”。建节是武将求之难得的荣誉，在士大夫眼里居然一钱不值。贾似道的这句话正是士大夫对武人偏见的自然流露。
在跟高宗议论削兵权之后两个月，据《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二〇记载，张戒又有关于和战的进言，其中讲道：“必兵强而后战可胜。战胜而后中原可复。”由此可见，主张削兵权，仅仅是为了压抑适足形成威胁因素的武将高官，并不是要自毁长城。面临来自北方的军事压力，武备还是需要增强。就是说，需要军事，但前提是必须置于士大夫政治的掌控之下。
兵权成功削除，正如高宗之愿。借用虞云国先生的话说，他终于让赵家的军队姓了赵。新一轮文武之争，士大夫大获全胜，亦如士大夫之愿。岳飞个人悲剧落幕，形成的大氛围却让人人皆大欢喜。岳飞的府邸成为太学新址，士大夫政治的全面恢复，南宋的以文抑武，这也是一个象征性的标记。在时代的大潮中，个人的悲剧像是瞬间消失的飞沫。飞沫消失，空馀凭吊，历史依然前行。
不过，矫枉往往过正，一个倾向导致另一个倾向，此后的南宋权相辈出，则显示了士大夫政治的极致发展，走向了变质。这种变质的士大夫政治对政权带来了很大的损害，导致南宋的军队国家化也没有能够彻底完成。这一隐患，到了后来，无论是对金还是对蒙，便清楚地显现出来。南宋作战的诸多失利，可以说都与军队私家化的状态难脱干系。
政治的稳定状态一定是表现在各种力量的平衡。以杀岳飞为标志，在文武之争上，士大夫占了上风，其实也对政治造成了伤害。《通鉴续编》卷二二记录了南宋末年士大夫余玠对宋理宗讲的一番话：“方今指即戎之士为粗人，斥为哙伍，愿陛下视文武之士为一，勿令偏有所重。偏则必至于激，文武交激，非国之福。”“文武交激，非国之福”，余玠这句话未尝不是对包括岳飞悲剧在内的政治教训的总结。回望历史，南宋灭亡除了不可抗的外因，而究其内在因素，在政策与策略上对文武关系协调失当，不能不说是加速南宋灭亡的一个因素。这可以视文武之争为宋代历史走向带来的负面遗产。
（本文首刊于《文史知识》2021年第3期，澎湃新闻经授权转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