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2022年，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1922年，在中国共产党直接关怀和领导下，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宣告成立。一百多年来，一代代团员青年凝聚在党的理想信念旗帜下，在团组织的团结带领下，历经血与火的洗礼、生与死的考验，始终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先锋力量。作为共青团中央机关刊——《中国青年》杂志忠实记录下这一百多年来，在党的坚强领导下，共青团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在青年前列，组织引导一代又一代青年坚定信念、紧跟党走，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而贡献力量。
《中国青年》创办于1923年10月20日，是国内现存的历史最悠久的红色主流期刊。《中国青年》百年办刊史，是我们党领导中国青年运动的一个清晰缩影，是百年党史 “青年篇章”的重要记录，是共青团事业蓬勃发展的光辉记忆。
百年《中国青年》，是一部厚重的历史，是一方精神的高地，是一面思想的旗帜，是一部青春的史诗，是一只奋进的号角。它是观照百年青年运动的思想之镜，也是记录中国青年扬帆远航的成长笔记。它锐利，为时代潮汐写下芸芸注脚、变化轨迹；它熙暖，指引一代代青年风帆与共、勇往直前。
中国青年杂志全媒体推出的专栏“《中国青年》百年史话”，旨在通过对历史的追溯，引领广大青年传承红色基因，赓续红色血脉，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让青春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火热实践中绽放绚丽之花。
新时代《中国青年》赤忱如昨，思辨如故，热血不凉。让我们勇做新时代的弄潮儿，崇尚先锋、学习先锋、争当先锋，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俯仰鼓帆，贡献青春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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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青年》百年史话”㉔
共青团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
@文/李良明
武昌都府堤20号，是武昌高等师范（现武汉大学）第一附小所在地。为挽救中国革命，1927年4月27日，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举行开幕式。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回忆当时的现状时说：“在这一阶段中，党的组织是发展了，但是没有巩固，没有能够使党员、党的干部在思想上、政治上坚定起来。新党员非常之多，但是没有给予必要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工作经验也不少，但是不能够很好地总结起来。党内混入了大批的投机分子，但是没有清洗出去。党处于敌人和同盟者的阴谋诡计和包围中，但是没有警觉性。党内涌出了很多的活动分子，但是没有来得及改造成党的中坚骨干。党的手里有一批革命武装，但是不能够掌握住。”
这表明当时中国革命形势异常严峻险恶。
在危急的转折关头，年轻的中国共产党人，为探索中国革命道路，在这次会议上，进行了艰辛的努力，提出了无产阶级要努力争取无产阶级领导权，提出了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第一个重要历史文献《土地问题决议案》，指出了蒋介石建立的南京政府是反人民的法西斯专政，强调党应到南方建立革命根据地，指出了中国革命的非资本主义前途，尤其是重视党的自身建设，首次提出要加强“集体领导”，坚持“民主集中制”并首次写进党章，还第一次创建了党的监察委员会，成为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前身。
这些都是正确的，在党的历史上应该书写一笔。
但是，由于共产国际和联共（布）的错误指导，这次会议未能从理论和实践上，彻底纠正陈独秀的右倾错误，对所谓的国民党“左”派汪精卫集团缺乏认识，仍抱有幻想，没有提出也不可能提出挽救革命的具体措施。因此，大会的历史局限性也十分明显。
就在中共五大结束的第二天，1927年5月10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也在同一地点召开。这也是在武汉召开的唯一的一次团代会。《中国青年》是随团中央在1927年4月10日左右从广州迁来武汉的，陆定一任主编。
1927年6月13日出版的《中国青年》，为“中国共产青年团第四次大会特号”，对这次大会作了详尽的报道。
《中国青年》1927年第七卷十三十四号第163、164期合刊封面
其中杨善南写的《纪C·Y第四次全国大会》说：
在一九二七年的赤色五月初旬，全中国几乎完全为反革命的空气所充塞。东南半壁，正当蒋介石代表之卖革命的资产阶级所盘据；白色恐怖包围了长江下游及珠江流域。被残杀之共产党员、共产青年团员、工农民众以及左派的革命青年的尸骸赤血，充塞了原野，几乎无日无时、无地无之！
……
在这样险恶危急，争决革命最后生死的期间，武汉集中了六十多个从国内外各地而来（的）少年共产主义者。他们带着几年来的苦战经验，受了全国五万同志的委托与无数万青年工农之热烈的渴望，在严重紧张的赤色五月之中，满怀燃烧着革命的烈火与痛悼战侣的悲愤，检阅两年来的战斗队伍和战斗经验，同时缜密周详的决定今后的作战大计。这就是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
大会会场布置得庄严简朴。前一天，湖北团省委就将大会开幕式会场准备好了。主席台前悬挂着“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横幅，正前方的墙上悬挂着马克思、列宁、孙中山和李卜克内西的画像，两边墙上分别贴着用红纸写的标语：“我们的旗帜——列宁”“我们的武器——列宁主义”“我们的任务——世界革命”“争取中国革命的非资本主义的前途”等30余条。
1927年5月10日上午，来自全国各地团组织的代表，在头围红布、手持木棒、身着劳动制服的儿童团的夹道欢迎下步入会场，举行开幕式。
第二天，汉口《民国日报》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四次代表大会志盛”为题，详尽报道了大会开幕时的盛况：
五月十日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举行开幕式典礼之日，除该团代表为北方、东北、西北、豫、陕、鲁、浙、两粤、川、湘、赣、鄂各区代表及海外东京支部、旅欧支部等代表，共计出席者二百余人外，尚有参加该团大会开幕典礼之第三国际代表、少年共产国际代表、中国共产党代表、国民党代表，俄、英、法、美各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代表、国民政府代表、全国总工会、劳动童子团总部及中央军事政治学校、中山大学以及其他各工会、学联、童子团、各级党部等团体来宾……革命空气之紧张与浓厚，空前未有。
大会推荐任弼时、萧子璋、贺昌、杨善南、田波扬等九人组成主席团，任弼时为主席团主席，并宣布大会开幕。首先，全体代表起立，静默三分钟，追悼各地牺牲的同志及战士。静默毕，由任弼时致开幕词。
“同志们，本届代表大会，在目前革命势力最紧张的时候举行，我们的责任，至为重大。”任弼时说，“这次会议的任务，简略言之，可分为三：（一）集中全国青年的力量，反对帝国主义对中国革命的武装干涉，反对世界未来的战争；（二）依据共产国际及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大会的指导，打倒背叛革命的资产阶级，创造非资本主义的革命前途；（三）代表青年工农及一般（被）压迫青年的利益，为改良青年生活而斗争。”
随后，分别由少共国际代表、英国共产党代表、中国国民党中央青年代表、湖北省国民党青年部代表、湖北省国民政府代表、全国总工会、全国学生会代表、湖北省农协代表、湖北省妇协代表等先后致词。下午3时半，共产党代表恽代英、蔡和森也出席会议，并分别致词。
最后由任弼时致答谢词。在雄壮的《国际歌》和《少年先锋队》歌声中，开幕式胜利结束。
在接下来的5天中，来自全国各地的代表对于中国革命的前途与劳苦青年群众本身的问题以及团的过去和今后的工作等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
任弼时说：“这次大会所讨论的重要问题，都是根据去年十一月共产国际和少年国际扩大会议对于中国问题的决议及中国共产党今年五月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精神而决定的。”
中共五大《对于共产主义青年团工作的决议案》，对共青团的工作提出了四项要求：
一、共产主义青年团是党指导下的青年无产阶级的革命组织，其任务在扩大共产主义的宣传与共产党的意识和政策的影响到广大的革命青年群众中去，吸收他们在共产主义旗帜之下积极参加共产党所领导的各种斗争……
二、共产主义青年团夺取广大青年群众的唯一条件要注意他们日常的需要与争斗，用部分的要求具体的口号才能将革命的青年群众团结在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周围，共产主义青年团必须领导青年工人全体加入工会，在工会内组织青工或学徒委员会，注意青工童工和学徒经济斗争工作，改善他们的生活……共产主义青年团应在共产党的指导之下注意在兵士中努力发展工作，改造这种军队……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工作要努力向青年化的方向走去，才能获得广大革命群众。
三、共产主义青年团在革命学生与青年工农中的影响，自共产主义青年团第三次大会以后有相当的进步，但是在组织上的发展颇为迟缓，落在党的后面……今后要注意在广大的青年工人、青年农人、青年军人、店员、学徒与革命学生中积极发展组织，团结广大青年于其周围，努力做到团的群众化……吸收好的工人同志在各级机关中工作，以巩固共产主义青年团各级机关的组织，特别是中央指导机关。
四、过去共产主义青年团与共产党的关系不甚密切与完好，重要原因是因党没有注意团的工作斗争以帮助……今后党应处处积极指导团的工作……团在政治上受党的指导，但团有讨论政治问题，提高团员对于政治的认识与兴趣的责任……
经过认真讨论，大会接受了共产国际和中共五大对团的工作的决议案，通过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
《宣言》分析了当前国内外形势，肯定了中共五大取得的成就，明确地说：
大会坚决地认定，本团是无产阶级青年的革命组织，他应当在党的指导之下，吸引广大的劳动青年群众，参加革命的斗争，同时在这些斗争中去养成他们的共产主义者的精神……本团应结合农工与小资产阶级的青年，在无产阶级及其政党领导之下，为全部被压迫青年之解放而奋斗。
《宣言》表示，大会深悉因帝国主义者武装干涉中国革命，阴谋破坏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号召全体团员，“扩大反对武装干涉中国并保障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宣传，号召青年群众加入军队，投效于工农武装的组织，勇敢地立在反帝国主义斗争中的最前线，在少年共产国际的领导之下，与国际无产阶级青年携手并进，捍卫中国与苏联革命之胜利”。
《宣言》最后说，大会表示十分满意少年共产国际对于中国青年运动的正确指导，“特唤起全体团员及全国被压迫青年群众之注意，中国之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中国革命青年应亲密地与西方无产阶级青年及各殖民地被压迫之青年群众联合起来，在少年共产国际领导之下，共同奋斗，方能完成其所担负的重大历史使命”。
1927年5月16日深夜，大会举行闭幕式。选出任弼时、李求实、杨善南、刘昌群、卓恺泽等人为第四届团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任弼时继续担任团中央书记。陆定一等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不久接替刘昌群担任团中央宣传部长。
这次大会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会后，任弼时发表《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意义》。他说：
这次大会第一个重要的意义就是：表示中国共产青年团当这最严重时刻，聚集自己的力量，来估计过去革命经验，按照现在革命的要求，规定今后斗争方针，为的是要继续已死同志完成未竟的事业，以答复新旧军阀的白色恐怖和帝国主义者对中国革命的武装干涉。
在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时候，青年团还是一个组织很小、影响极微、带着充分的学生色彩的青年团体。但经过两年的斗争，“已经走向渐次变成无产阶级青年群众革命组织的道路”。这次大会明确指出了中国革命的前途是应争得非资本主义的发展，进而达到革命领导权的斗争，反抗背叛民族利益的资产阶级，努力促成工农及小资产阶级的亲密联合，实现其民主独裁的政权；大会强调要发展农村土地革命，扩大无产阶级在军队中的影响，建立工农自己的武装，领导青年工农参加工会、农协和反抗经济压迫的政治斗争。因此，任弼时指出：
这次大会的第二个重要意义，就是在党的领导下，确定了中国革命的远景和团的工作新方针。这必定更提高劳动民众为远大目的而积极奋斗的精神和国际无产阶级及被压迫民族援助中国革命的努力。
任弼时认为，五四运动后，中国青年运动的领导者是知识阶级，并没有深入群众。五卅以后，青年工人随着工人阶级而跃入中国革命运动的舞台，青年工人变成了中国革命运动中极重要的动力。自北伐战争胜利后，中国的青年运动有了更广大的下层基础这一运动的领导，“完全由知识阶级的青年学生转变于中国的劳动青年群众了”。这次大会明确指出，青年知识分子要到工农群众中去为工农服务，“谋革命完成及学生自身解放之伟大使命”。所以，任弼时认为：
这次大会的第三个重要意义，就是指明了中国青年运动趋势，并且更加确定了共产青年团的性质，应当消灭团内知识阶级的习性，而完全变成真正无产阶级青年的群众组成，努力在工农群众中去扩大自己的队伍与影响。
在任弼时看来，过去的青年运动，因为革命的突飞猛进，多偏重于一般政治上的活动与斗争。由于帝国主义、军阀、资本家、地主的压迫，青年工人、农人、学生和学徒的生活痛苦不堪言状，他们几乎牛马犹不如。“如是他们得不到生活上的改善，便不能使他们为革命有更多的努力与牺牲和保证革命已得的胜利。”正因如此，任弼时强调说：
这次大会特别指出，领导青年为其本身利益而争斗……反对任何阶级调和和妥协的理论，尤其是要注意青年工人学徒的经济斗争。这是这次大会的第四个重要意义精神。
任弼时在文章的最后希望：“我们不独希望中国共产青年团的团员接受大会的决议而努力按照去执行，并且希望能得到广大青年群众对于大会决议的拥护，努力站在共产主义青年团旗帜之下，使中国青年运动更加发展和深入。如此中国青年乃真不愧为中国革命的少年先锋队。”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在过去的岁月里，艰苦奋斗，已为中国革命建立了不朽功勋，在青年群众中播下了普遍的革命种子。被惨杀牺牲同志的鲜红的血不会白流，它浇灌的革命鲜花，将绽放得更加灿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