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部分专家学者提出给老百姓发钱，建议国家直接发现金，给中低收入群体每人2000元；或者发电子消费券。有的学者甚至提出每个月都发。在经济新常态尤其是各级政府财政压力下，可能吗？
个人觉得作为社会主义国家，要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首先要实现15年义务教育。目前我国是9年义务教育。如果实现从幼儿园到高三的免费的义务教育。我估算至少可以节约5000亿元人民币。既有利于促进我国年轻人结婚，节约养育成本，促进我国人口一定程度的年轻化。这些年轻的父母节约下来的钱也有利于促进我国内需。
其次，完善我国社会保障。我国2021年60岁以上的老人家有2.67亿人。我国目前的退休金大约有四轨，其中农民最少。因此可以提高这些农民的养老金，也有利于促进我国内需。下图是2019年我国农民养老金。
第三，能不能实现我国一定程度的免费医疗。目前全球203个国家或地区中有120个国家都实现全体居民的免费医疗。疫情叠加经济新常态，俄乌冲突、国际经济和政治格局的变化。我国很多人医疗支出巨大。因此，建议实现一定程度的居民免费医疗。最基本的，农村合作医疗人均上涨，能不能国家出了。那么每年可以节约数万亿元来促进内需。从而促进国内大循环。
钱从哪里来呢？第一，厘清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的财权和事权，实现财权和事权的匹配。比如义务教育、医疗、养老、生育保险等都是全国性公共产品。
第二，增加农民的财产性收入和提高土地出让金在民生中的支出比重，促进国内大循环。2021年我国土地出让金有8.7万亿。如果能拿出10%来改善民生就足够让我国农民养老金从138元/人（2019年）提高到600多元。
第三，逐渐适当提高国有企业上缴财政的利润比例。政界和学界人士认为，需要提高国企利润上缴给政府的比例。2020年国有企业实现利润34222.7亿元，其中中央企业32088.5亿元，地方国有企业14022.8亿元。《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完善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提高国有资本收益上缴公共财政比例，2020年应提到30%，更多用于保障和改善民生。但目前实际上缴比例不到10%。现代国家，政府企业利润上缴一般在50—60%，甚至80—90%，由于体制机制、利益固化等因素，目前远没有达到十八届三中全会规定的30%，更何况50%。
第四，要精兵简政，建立高效廉洁廉价的政府公共服务体制。这是从巴黎公社到中国共产党历届领导人所孜孜以求的目标。由于原有体制的弊端造成了“现有政府机构重叠庞大、人浮于事”的现象严重。这不仅滋生文牍主义和官僚主义，助长贪污腐败和不正之风，也给国家财政造成了沉重负担。中央与地方财政几乎变成了一种“吃饭财政”。中纪委原副书记刘锡荣更批评县域行政机构过于膨胀，“民众再勤劳也养不起这么多官”。2017年中国政府行政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为15.3%，明显高于美英日意德法六国的平均水平（9.9%），尤其是公共安全支出占比为7%，明显高出六国4.4%的平均水平。如果全国行政性开支占财政支出比重由2017年的15.3%降至10%左右，尤其是公共安全（即维稳开支）大幅度下降，可节约1.5万亿到2万亿的开支。这完全可以满足进城农民工的医疗等社会保障支出，有利推动在各城市务工的农民工进入中等收入群体。
第五，三公消费，如果能节约出来。有巨量的资金促进我国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的供给。
（作者系厦门大学经济学院经济学系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