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世界文学》主编高兴证实，中国社科院荣誉学部委员、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获得者、著名翻译家李文俊于2023年1月27日凌晨3时30分在睡梦中安详离世，享年93岁。
2021年夏天，李文俊在家中。本刊记者 倪伟 摄
李文俊以福克纳译者的身份广为人知，他翻译的福克纳作品《喧哗与骚动》 《押沙龙，押沙龙！》《我弥留之际》《去吧，摩西》《献给艾米丽的一朵玫瑰花》《大森林》等广受读者欢迎，他还翻译过爱丽丝·门罗的《逃离》、塞林格的《九故事》、麦卡勒斯的《伤心咖啡馆之歌》、简·奥斯丁的《爱玛》等，并著有《纵浪大化集》《有人喊encore，我便心满意足》等。
李文俊1930年生，广东中山人，1952年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系，历任《译文》及《世界文学》助理编辑、编辑、主编、副编审，编审。中国译协副会长，中国作家协会对外文化交流委员会委员，中国社科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学术委员。上世纪50年代开始发表作品。1994年曾获中美文学交流奖。
改革开放以后，在《世界文学》杂志任编辑的李文俊率先将《变形记》翻译进国内，成为西方现代文学大规模翻译的标志性事件，影响了一代中国作家。莫言、余华等作家都曾谈及李文俊译作带来的冲击。
李文俊退休后继续从事翻译，晚年翻译了一些轻松的儿童文学，八十几岁之后身体不济而停笔。2021年7月，记者曾在李文俊家中做过一次采访，他深居简出，不问世事，对成就十分谦逊，称自己没有太大野心，坚决不做权威。
他觉得后人的翻译一定会超过他，“我是无所谓，谁能超过我，我求之不得，欢迎。”他弯起眉毛，笑着说。但对自己翻译的福克纳也透露出自信：“最近要想比我译得好得多，也不大容易，以后的事情我就不管了。”
李文俊喜欢新的写法，这也是他喜欢福克纳的原因。他认为如果文学的写法没有变化，思想艺术不会进步，翻译也要应时而变，每个时代都有各自的文学趣味，语言和翻译方法总会改变。
以下为记者与李文俊的对话：
文 | 倪伟
本文转载自微信公众号“中国新闻周刊”（ID：chinanewsweekly），原文首发于2023年1月27日，原标题为《《喧哗与骚动》译者李文俊辞世，堪称文学界的“字幕组”》，不代表瞭望智库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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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一个人能说我的翻译永远能够存在”
记者：你翻译的作品里，最满意的是什么？
李文俊：谈不上满意，跟原作一比，没什么光彩的。我翻译的东西，一个是以福克纳为主，他的好几本都翻译出来了，太累了。后来也翻译一些儿童文学，《秘密花园》等等，《爱玛》我也喜欢的，加拿大的门罗也翻译了。
记者：翻译《喧哗与骚动》是不是很辛苦？
李文俊：《喧哗与骚动》是上班那时候翻译的，都是回家以后、周末的时候翻译，上班的时候做《世界文学》编辑，后来做主编了，更不能做坏榜样。好在我们不是每天去，我每天去半天，下午就回来了，因为很多稿子能在家看，一直有这样的传统。
记者：你喜欢福克纳的什么特质？
李文俊：福克纳已经翻译得差不多了，他也不是每本都好，不大喜欢的我就不翻，也有人翻，陶洁、蓝仁哲也都翻了。福克纳讲的都是旧的事情，但他是站在批判过去（的角度），批判农奴、黑奴的社会，他作品里面对优秀的黑人都非常热爱，他自己家里的老佣人当妈妈一样养着。
我喜欢不那么古典的东西，没有新的写法，也说不过去。我们的作家老是按着以前传统写，没有变化，思想艺术上不会好的。现在看看，福克纳也快过时了，也用不着太为他说好话。现在大家觉得马尔克斯了不起，欧洲也有一些比较不错的，写法方面新。
记者：福克纳的东西据说很难翻？
李文俊：他的句子很长，伤脑筋，曾经觉得很难，后来知道他的路子，稍微能够理解，多花点时间，改改，达到比较符合原文的程度。最难的是《押沙龙，押沙龙！》，心脏病都犯了，也不能怪他，我自己心脏有毛病。
记者：福克纳的南方语言对你有挑战吗？
李文俊：翻译福克纳主要是搜集资料比较困难。他用的语言、南方的风俗，都有一般外人不容易知道的参考书、字典，在美国可以买到，有一年去加拿大，从美国经过，我专门去买了。一个普通的英文字，到黑人那里有别的意思，外国人有专门收集资料。也有外国福克纳专家给我帮助，把困难一点一点解决。都会有困难，不是凭才气可以解决的。
记者：你后来关注过别的翻译者的新译本吗？
李文俊：现在翻得多了，福克纳已经得到承认了。《喧哗与骚动》有重新翻译的，现在还有新的译本吗？哦，他一定比我翻得好，希望他成功了。我是无所谓，谁能超过我，我求之不得，欢迎。
没有一个人能说我的翻译永远能够存在，大多数人还是会喜欢新出版的。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青年人的趣味，新的文学的感觉，这是一定的。其实总是贴不近的，两种语言、两个时代、两种环境，能够尽量让读者了解当时的外国人是怎么生活，有什么想法，能够感觉出同情或者憎恨，跟着走，那也不错了。鲁迅翻译的《死魂灵》，郭沫若翻译的《浮士德》，都给取代了，使用语言、翻译的方法，总要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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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承认我曾经是个优秀的译者就行了，以后总会要超过我的”
2021年夏天，李文俊在家中。本刊记者 倪伟 摄
记者：卡夫卡的《变形记》最早也是你翻译的，那是德语写的，怎么想起翻译那篇？
李文俊：《世界文学》复刊第一期发表的《变形记》，我眼光比较厉害吧。那篇偏向于颓废，但后来大家看法改变了。我在中国第一个介绍的，因为从英文材料里看到了，外国人非常重视，我就英文本翻译过来，我太太（编者注：张佩芬，德语翻译家）从德文给我校订了，没什么大改。1979年发表的，作家看了以后，都很受启发。
当时还配发了一篇批判卡夫卡的文章，那时候还没有进步到现在这样，对这样的东西总要批判。先是内部出版，后来觉得可以公开发表，我们又修改了一遍，加配一篇批判文章，整个气候对西方现代主义持批判态度，我们能够介绍已经算胆子比较大了。当时以批判的名义，出了不少西方作品。
记者：当时你们发表这些西方作品，受到过批判吗？
李文俊：有一年发表《第二十二条军规》，上面有领导打电话给上海新文艺出版社，问为什么出这样的书，出版社负责人说，我们是给作家参考用的，以这个名义搪塞过去的。大的形势不可逆转，1982年我们发了《百年孤独》，年底马尔克斯就得诺贝尔奖了。很多都是我们先发表，后来再得到世界承认。
记者：你在读者心中地位很高的，什么时候觉得自己成名了？
李文俊：我这个人不大喜欢出风头，安安定定，生活得下去，有点稿费就行。以前还要养老人，现在小孩也不用管了，无所谓了，从来不去看银行里多少钱，够用就得了。自己闲下来就看看报刊，看看过去人家送给我的东西。名气不想太多了，我现在比较自由，想怎么做怎么做，不宜公开的我就不发表。
记者：翻译给你带来的收益大吗？
李文俊：福克纳的书订合同一万册以内，千字多少钱，再版如果超过订的数目再订合同，再给一次稿费。《逃离》我是门罗得奖之前翻译的，后来得奖火了，卖得很多，我抗议不服，跟出版社反映过。我不找他们，他们不会找我。背后是一个商业公司，跟出版社合作，他们不是搞文学的，搞商业的，最后给我补了三万块钱。
总的来说收益不会太多，我也没地方用，能过生活就行了。本来还去潘家园买古董，现在走不动了，也不去了。我刚到超市去了一下，家里用的靠我来买，还有我儿子，但他要工作，不能老来。我每天都要下去的，我们雇了一个人，每天来做午饭，晚上一顿我们自己负责，太太做。中午菜多就热热吃，不够就买点菜，老人吃不了多少东西。我太太是搞德语的，翻译黑塞的。
记者：大家都把翻译家成为“盗火者”，感谢你们在那个年代引进外国著作的贡献。
李文俊：我没太大的野心，绝对不想做权威，大学里面那些老师都比我们高明。没做什么有意义的事情，就是一个普通的人，混口饭吃，做一点喜欢的事情。最近要想比我译得好得多，也不大容易， 以后的事情我就不管了。大家承认我曾经是一个优秀的译者就行了，以后总会要超过我的。那无所谓的，本来就是小人物。
盗火者，我对自己不会估计这么高，不可能有那么大影响。中国的改变要靠哲学思想和政治理念的人来做，文学不是走在前面，是走在后面的，不可能写一个东西引导社会，如果有人能做到，一定也有道理，我做不到，没有这样的野心。
记者：现在跟老同事、老朋友们来往多吗？
李文俊：老朋友死了的不少，傅惟慈、梅绍武、董乐山他们都去世了，（剩下的）我最老了。现在过过太平日子，儿子每月去医院给我领药。朋友送给我的书翻翻，也没有人给送书了，我现在跟社会没什么联系了。我姐姐妹妹都是搞音乐的，我小时候也对音乐很喜欢，一度想学唱歌，有鼻炎就放弃了，买了不少唱片录音带。眼睛看太多书也不行了，没事就听听音乐。
我不上网，学过一阵子没学会。我不想知道外面的事情，手机也不用，我赶不上时代了，你来找我，是上当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