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 林子人
编辑 | 黄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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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调侃为“有妖气”的兔年生肖邮票如今一票难求。
1月5日，中国邮政正式发行了《癸卯年》特种邮票，一套两枚，面值共计2.4元。两枚邮票的名称分别为“癸卯寄福”和“同圆共生”。发行当日这套邮票线上线下就都卖断了货，连带淘宝上搜索量暴涨，在二级市场上溢价超过300%且销售火爆。
《癸卯年》特种邮票的设计者是著名艺术家黄永玉，这是黄永玉第三次设计生肖邮票。他曾创作了新中国成立后发行的第一枚生肖邮票——1980年的庚申年猴票，被称为“猴票之父”。在“癸卯寄福”中，黄永玉别出心裁地用蓝色描绘了一只左手持信、右手持笔的红眼兔子，在网上引发争议。有网友表示，这只蓝兔子透着妖气，给人一种怪异的感觉。面对网友的吐槽，现年99岁的黄永玉回应表示，画个兔子邮票是开心的事，画出来让大家高兴，祝贺大家新年快乐。
《癸卯年》特种邮票“癸卯寄福”和“同圆共生”
黄永玉的“蓝兔子”丑吗？中央美术学院教授、中国美术史学者黄小峰认为，它或许是一只“丑兔子”、“怪兔子”，但恰恰是有艺术家的特殊考虑的。“它是拟人化的，它站了起来，拿着笔和纸，而且它的手是人手，就像一个人戴着兔子的头套。可能这种考虑让很多看惯了比较可爱的小兔子的人不太习惯。”相比之下，“同圆共生”更符合我们的主流审美，它的灵感或许来自敦煌“三兔共耳”藻井。但黄小峰表示，无论如何，我们不能否认的是“癸卯寄福”比更传统的“同圆共生”更特别，更令人印象深刻。
在采访中，界面文化（ID: Booksandfun）与黄小峰从黄永玉的兔年邮票争议谈起，聊到了中国美术史中的那些或真实存在、或想象出来的动物形象。某种程度上来说，兔年邮票引发的争议与动物在中国古代很早就被赋予了吉祥含义有关，也受中国艺术传统中占据主流的动物写实主义风格影响。黄小峰认为，“写实还是写意”的审美之争几乎每个时代都会出现，但真正重要的是，在当下我们需要更丰富多元、更有包容性的审美，“一个社会、一个时代如果只有一个兔子大家认为好，那就麻烦了。”
01 吉祥文化要求把动物画得真实，有时候还要特别可爱
界面文化：黄永玉设计的1980年庚申年猴票和今年的兔票从风格上来看截然不同，猴票非常写实，如今这枚猴票价格不菲，是最受邮票收藏者喜爱的邮票之一。中国人对描绘动物的观感似乎非常强调“像不像”，或至少要抓住动物的神韵。你对此怎么看？
黄小峰：表面的相似或内在的神韵，这两个标准放在中西方都是成立的。至于中国的主流审美，可能和动物在中国古代很早就被赋予了吉祥含义有关，拟人化的动物可能比欧洲晚一点出现。无论是《庄子》还是《山海经》，其中的动物都是没有独立思想的，顶多是“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那种神意的动物，或《山海经》中的怪兽猛兽，它们都不是有思想的动物形象。
中国文化中动物形象非常多，但很容易把动物上升为具有某种象征含义的形象。比如汉代人推崇羊，羊谐音“祥”，是吉祥的含义。中国古代丧葬文化中，往往会用小动物来塞七窍，比如说蝉，蝉在地下蛰伏多年，有永恒的象征意义。所以就容易演变成一种情况，人们看到动物，容易往好的方向去想，哪怕是对一些危险的动物也是如此，五毒（蜈蚣、壁虎、蝎子、毒蛇、蟾蜍）单独来看都是毒物，但连在一起这些动物形象都是很有吉祥含义的。这可能是中国几千年文化里不可忽视的一个趋势吧。
在艺术领域，动物形象很多时候是起装饰作用的，尤其强调装饰效果是不是好看。汉代画像史中有一种图像，一棵大树上有很多鸟雀和猴子，一个人站在树下张弓搭箭要射树上的动物。根据学者邢义田的研究，这个图像的含义是“射爵射侯”——雀通爵，猴通侯。后来民间类似的吉祥图案就更多了，比如“马上封侯”，猴子骑在马上，旁边还飞了几只蜜蜂。
经常出现在汉代画像里的“射爵射侯图”（左上角）
武梁祠前石室三拓片
图片来源：中国台湾地区“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历史文物陈列馆
界面文化：你在《古画新品录》中提到，宋代出现了动物画集册，用“写实主义”或“自然主义”的风格描绘动物。写实主义/自然主义是否一直是中国绘画传统中描绘动物的主流风格？
黄小峰：可以这么说，把动物画得很真实确实是一种自古就有的追求，从青铜器艺术开始就有很写实的动物形象，比如犀牛尊。美术史课程经常会讲到一个例子，60年代甘肃武威雷台发掘了东汉墓，出土文物除了著名的铜奔马之外，还有一个十多厘米高的小猴子木雕，这只猴子左手矗着地，右手托着腮，蹲坐在地上，像“思想者”。虽然它的毫毛、五官没有刻画得特别细致，但木块经过简单的加工就栩栩如生。
绘画传统变得非常重要之后，这种媒介就特别适合用来描绘真实的动物，例子非常多。在宋代，人们对自然的观察越来越细致，当时有一种科学主义、理学精神。画猴是宋代绘画中非常重要的一个主题，之前比较少。有学者研究，易元吉为什么画那么多猴，结论是可能有“连中三元”的隐喻。他的《猿鹿图》寓意为“三元得禄”。还有长臂猿攀上树枝去够树梢上蜘蛛网里的蜘蛛，也被认为有吉祥含义。
宋 （传）易元吉《猿鹿图》图片来源：台北故宫博物院
吉祥文化显然要求画得真实，而且有时候还要特别可爱，如果画得邪乎就是妖了。宋代有一类《搜山图》，描绘的是二郎神搜山降魔的主题，很多二郎神的手下就是动物妖精，它们去抓的也是动物妖精。
界面文化：崔白《双喜图》中的兔子纤毫毕现，栩栩如生，常被拿来与文艺复兴时期德国艺术家丢勒的《野兔》作比较。写实传统是不是在宋画中到达了某种登峰造极的地步？
黄小峰：从目前艺术史中留下的作品来看，可以这么说，现存的宋代绘画中，动物基本都表现得很真实，《猿图》中的猿或者崔白《双喜图》中的野兔都非常写实。在这一方面，宋画确实是比较突出的。
宋 崔白《双喜图》（局部）图片来源：台北故宫博物院
02 中国绘画传统中的动物风潮，受文化、地域、政治或宗教影响
界面文化：在中国画中，动物占据了怎样的地位？动物是受画家重视的一个题材吗？
黄小峰：动物是非常重要的题材。牛和马是中国绘画传统中特别重要的大型动物，它们都是日常生活中常见且重要的动物，牛是耕作工具，马是出行工具。狗也很重要。韩非子在讨论绘画时说，“犬马难，鬼魅最易。”意思是，真实存在的狗和马，如果画得不像的话，大家立刻就能指出来，但鬼神是生活中看不到的，因此可以随意想象——用这个例子来说明做实事其实很难。韩非子用画狗和画马来比拟他所想表达的政治思想，也说明了在他的时代动物绘画已经很平常了。但动物成为单独的画科（注：古代术语，指绘画主题）是在唐代，当时出现了花鸟、畜兽这两类与动物有关的画科。
界面文化：文人画兴起后，动物主题还是那么重要吗？
黄小峰：对没有受过专门训练的人来说，动物是不好画的。文献中说，易元吉经常去深山之中，躲在一旁观察野外的猿猴如何活动，这是职业画家的素养。文人是业余画家，就没必要一定要去画动物了，他们会画一些比较好掌握、也比较适合传达他们那个阶层审美理念的东西，比如山水。因此就文人群体来说，画动物确实少了。
但也有例外情况。宋代的李公麟画马技艺高超，元代的赵孟頫、任仁发也擅长画马；八大山人画鱼、画鸟——有时候恰恰因为专长画动物的人少了，你在这方面下点功夫往往能脱颖而出。另外，文人画家有自己的兴趣和选择，会因为某个题材有很高的地位而学习如何绘画。宋代之后的动物绘画里最崇高的两种动物就是牛和马，因为它们在生活中实在是意义重大，马还有人才的象征意义，所以赵孟頫、李公麟画马是有其艺术追求的。
宋 李公麟 《五马图》（局部）图片来源：Google Arts & Culture
文人画中，动物也开始被当作人类世界的隐喻或寄托。最常见的是画蚱蜢、蜜蜂、蝴蝶、知了、蜻蜓、螳螂等草虫。这个传统在唐代就有了，宋代以后更加发达。比如说现藏于大英博物馆的元画《乾坤生意图》，描绘的是一个小灌木丛，丛中长了一颗白菜，白菜下趴着一只蟾蜍，蟾蜍虎视眈眈地看着蚂蚁，它们在搬运飞蛾和蜻蜓的尸体。白菜上爬着蜗牛，后面还有一只螳螂虎视眈眈地盯着一只知了。它想表达的含义就是人类世界也是“你吃我我吃你，适者生存”的，其中有一种拟人化。
元 谢楚芳 《乾坤生意图》（局部）图片来源：书格
大型一点的动物拟人化相对较少，但也不是没有。比如《降龙伏虎罗汉图》中的老虎是非常温顺的，虽然它还是一个动物，但可以和人类世界进行比拟，有这样的一层含义。中国古代绘画中比较少直接把动物画成人的例子（除了《搜山图》把动物当作妖），一般拟人化的动物也不是纯粹的拟人，而是带有和人类世界比拟的性质。
其实讲到拟人化的动物，日本有一类《鸟兽戏画》图，把动物完全拟人化，兔子、青蛙、猴子都画得一般大，它被认为深刻影响了后世日本动漫的发展。这类绘画的创作年代相当于中国宋代，但在中国存世的画作中比较少看到与日本《鸟兽戏画》类似的例子。可能我们的文化传统不收留这些东西，元明清这种完全拟人化的动物绘画也比较少。
平安时代12世纪 《鸟兽戏画断简》东京国立博物馆（重要文化财产）图片来源：日本博Japan Cultural Expo
界面文化：对于画哪些动物，不同的历史时期是不是也有不同的偏好？动物形象流行与否有时也和官方的推动密不可分。比如中国环境史学者宋雅兰（E. Elena Songster）发现，将大熊猫作为创作对象从六七十年代开始成为艺术界的一大趋势，在20世纪以前，大熊猫几乎在中国传统绘画中无迹可寻。在中国艺术史上，我们是否还能找到类似的例子？
黄小峰：我觉得可以分两种情况来谈，一种是有的动物之前没有被发现或培育出来，就没有怎么在艺术中被表现；另一种是因为特殊的时代风气或社会观念，有些动物突然流行起来。
和大熊猫类似的例子我能立刻想到的是牦牛。在古代绘画中我们很少看到牦牛，但建国之后开始有了。中央美院的吴作人先生画牦牛，表现开发西北艰苦卓绝的过程。
晚清以后，金鱼绘画开始流行起来，在那之前是没有人画的，这种观赏鱼应该是比较晚才培育出来的一个品种。再往前追溯，唐代绘画中有一种像今天的京巴、狮子狗那样的宠物狗，叫作拂林狗（也称猧子）。根据学者的研究，它引自西域，可能是来自东罗马帝国，它如今被认为是中外文化交流中的一个重要案例。拂林狗既是文化交流的产物，也是特殊贵族身份的象征，比较有名的是那张《簪花仕女图》，画中的一位贵族妇女回身逗弄这只狗。它在绘画中的出现显然和社会思想、贵族生活风气有关。
唐 周昉 《簪花仕女图》图片来源：Google Arts & Culture
宋代的长臂猿绘画可能也是一个案例。宋代以前虽然也有长臂猿的绘画形象，但没有宋代艺术中表现得那么精准和到位。当时对产自四川地区的长臂猿、金丝猴都有很多理解了，整体而言对灵长类动物有越来越细致的分类和描绘。这和当时的文化发展有关——唐宋以来，四川就是非常重要的文化中心，很多重要的画家文人聚集在四川地区，所以五代时期有了西蜀画院，其中最重要的一位动物画家就是黄筌，他因画珍禽、奇花、异兽出名。
宋 （传）易元吉《蛛网攫猿图》图片来源：台北故宫博物院
兔子好像一直没有这样的待遇。兔子可能比较普通，也比较容易见到。
关于牛的绘画很有意思。牛分黄牛和水牛，黄牛是一种运输工具或耕地工具，唐代和宋代都有表现黄牛的绘画。水牛在绘画史中的出现和江南文化的崛起有关。故宫收藏了一幅韩滉的《五牛图》，画的是五头黄牛。但韩滉其实擅长画水牛，这和他在南方的为官经历有关，韩滉曾任镇海节度使、浙江东西观察使。《历代名画记》中记载，韩滉在南方不仅画水牛，还画安详的农家生活。他的弟子戴嵩后来也成为了唐代特别擅长画牛的画家，今天台北故宫收藏的一幅传为戴嵩所作的《斗牛图》中画的就是两头水牛。水牛再一次在绘画中比较突出，大概是在南唐时期，南唐绘画传世较少，但据记载来看，南唐有不少画家擅长画水牛。南宋绘画中出现了不少水牛形象。
因此，动物绘画的偏好与文化、地域、政治有关。
唐 韩滉《五牛图》（局部）图片来源：故宫博物院
另外还有宗教的影响。佛教禅宗特别喜欢把驯服心性的过程称为“牧牛”，《牧牛图》中描绘的都是水牛而不是黄牛。我们知道，水牛虽然很擅长耕地，但载重不行。和温顺驯服的黄牛相比，水牛容易冲动，所以它和自由天性联系了起来。
03 “写实/写意”之争宋代就有，审美应提倡多样化
界面文化：刚才我们谈到的都是现实中存在的动物形象。那么那些不存在的神奇动物呢？它们在艺术史中是不是属于一种完全不同的类别，更多和装饰艺术有关？
黄小峰：想象的动物也可以画得很真实，陈容的《九龙图》画得多真实啊。有一个很著名的画龙点睛的故事，说的是南朝画家张僧繇有一回在南京的一座寺庙里画壁画，他画了两三条龙，但好多年都没有点龙的眼睛。人们就问，你为什么不点眼睛呢？张僧繇回答，我不敢点，一点龙就要破壁而出。寺庙里的和尚不信，逼着他点，他点了其中一条，果然点完眼睛之后立刻乌云密布，雷电交加，那条龙破壁而出，没点眼睛的两条龙还在墙上，人们信服。
宋 陈容 《九龙图》（局部）图片来源：书格
这个故事说明，很多古人相信龙这类的想象动物是真实存在的，只不过是不是这个样子，或者说是不是只有自己没见过，需要去讨论。但凡这种不完全真实的动物，创造出来的目的至少有一个，就是以陌生感给人威严的神圣感，因此龙凤才会成为帝后的象征物。
还有一个很好玩的例子是麒麟。明代有一张图叫《瑞应麒麟图》，画中一个阿拉伯打扮的人牵着一头长颈鹿。它记载的是明永乐年间榜葛剌国（今孟加拉）进贡长颈鹿，永乐皇帝和满朝文武都认为那是一头麒麟。长颈鹿满足了当时的人对麒麟的想象，它长着牛蹄、马身、鹿角，身上还有“鳞片”——长颈鹿身上的斑纹被人们当成了鳞片。《瑞应麒麟图》里的动物虽形状像长颈鹿，但身上的斑纹不像长颈鹿，而是刻意模仿麒麟的传统认知画成了鳞片。在古人看来，想象动物其实是真实存在的，只不过一般人没有能力看到，如果你能看到，要么证明你是有特殊能力和身份的人，要么证明你生活在一个盛世，它们的出现是一种祥瑞。
明 《瑞应麒麟图》图片来源：台北故宫博物院
回到你的问题，其实神奇动物的表现手法也是多样的。有写实，但所谓的写实不能用崔白画兔子的那种写实来理解。陈容画的龙不能说是写实的，但他想创造一种真实感，让人相信这是真的。描绘的动物有真实感、体积感、质感和性格，才会对人产生某种冲击，有神圣庄严的感觉。这可能是中国古代神奇动物的一种表现方式。
界面文化：不能欣赏写实风格之外的绘画风格，是否是“审美低级”的表现？你是否认为黄永玉的蓝兔邮票能启发当下艺术审美观念之争？
黄小峰：宋代时，写实还是写意的问题就有过争论。苏东坡说“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意思是说，谈论一幅画，只是用形似的标准来看待，就像小孩一样，不够成熟。韩非子“犬马难，鬼魅最易”的传统观点流传到宋代，遭遇了一些文人的挑战。欧阳修认为，这么多年人们都说“犬马难，鬼魅最易”，真是如此吗？做到形似好像要容易一点，照着画就好了，但描绘虚幻的鬼神就很难，因为你要得到那种“意”，那种意蕴，特别能让人浮想联翩的东西。这就是宋代人说的写意。
审美是没有绝对性的，我们今天觉得美的东西，过几年可能会觉得俗；今天觉得丑的东西，过段时间可能会觉得怎么那么好。中国文化中这种例子太多了。日本流行牧溪（法常和尚）的禅宗画，他是南宋末元代初人，当时的主流绘画评论说他的画“粗恶无骨法”，导致他的很多作品被来到中土的日本禅僧带走了。牧溪被奉为日本画道的大恩人，没有他就没有室町时代以来的水墨画。随着后来中日文化交流，日本的禅宗画又对中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反映了文化交流中非常复杂的一面。
我觉得每个时代都会有这样的讨论。今天我们在国家层面讲美育，其中有一点强调的就是审美需要更丰富，某一个人的审美可能是单一的，但一个社会的审美应该是强调多样性的。不能欣赏写实风格之外的绘画风格，是不是就是“审美低级”，可能不能简单那么讲。如果一个人不能接受黄永玉的蓝兔子，我觉得完全没问题，但谩骂和人身攻击就是另外一回事了。我们应该公开讨论它。审美应该是多元化的，一个社会、一个时代如果只有一个兔子大家认为好，那就麻烦了。
《古画新品录：一部眼睛的历史》
黄小峰 著
理想国·湖南美术出版社 2021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