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书鸿病中为父亲马凤图画像
我的父亲马凤图，字健翔，回族，是当代成就卓著的武术家，同时又是一位致力于医者仁心的中医师。上世纪50年代 ，他与牛孝威、董静庵、柯与参并称“兰州四大名医”，医名广传河陇。
父亲1888年生于河北省沧县杨石桥一个世代习武的回族家庭。幼随祖父，父亲习劈挂拳及摔跤等艺，并随舅父吴懋堂和孟村吴世柯习八极拳,1899 年，当时12岁，拜盐山县黄林彪为师，习通背大架子，十二大趟子，劈挂，青龙等拳及六合枪要法，双手刀法，七十三剑（宣化剑）等艺。系统接受了李云标，肖和成，黄林彪所倡导的通备学说。
对父亲的武术成就，报刊上已多有介绍，国内外也陆续发表了多种专题研究的论著；而作为一代名医，虽然民间至今还流传着不少称颂之词，专门介绍的文字却比较少见。父亲一生倡导医武结合，主张医者应该是强健体魄的表率和宣传者，武者不仅应该是良好生活方式的楷模，而且应该有一定的医学修养，“医武双修”，才有珠联璧合之效。”深感愧疚的是，作为后代的我们，几乎都做不到这一点。
父亲曾经怀着“济世”的抱负蹭蹬于仕途，然而在饱经挫折之后，选择从医“济世”为晚年的归宿。这大概就是所谓“不为良相，便为良医”之说了。不过父亲与许多被动的从医者确有些不同，他真的喜欢中医这门学问和这个职业 ，因此才能做长时期的准备和积累，一旦下海 ，即如水到渠成，不久便成为此道中之高手。
这篇文稿侧重于父亲的医学成就，是他在兰州的从医经过和他晚年的医学实践。父亲及我们全家和兰州缘深情厚，民国十六年（1927年），父亲来到兰州，先居住在埽泥泉子（今柏树巷），1945年在南稍门的福禄街中街子口上买了一院房子居住，1949年，搬到南城巷一处土木结构的小院子里。直到1966年，南城巷拆迁又搬到了大众巷，后来就住在了兰州大学校内。我们家兄弟姊妹八人，有七人出生在兰州，都是在清华小学上的学。所以，我见了故乡人就给他们说：我是南稍门人！
父亲在把中原地区的通背拳法传入西北并自成一家后，又将学医得来的知识用在了为人民健康服务上，最终成为一名职业中医师。
说起父亲的医学，虽然幼年时曾从二叔祖马占元学过一点单方偏方之类，但说不上有什么家学渊源，启蒙老师是舅舅吴懋堂先生，而真正将他引入医学殿堂的还是武术家黄林彪先生。用父亲自己的话说，他一生所走的亦武亦医的道路，是黄先生一手带出来的。
后来又得到了另一位对父亲产生过影响的人，是当代名中医张锡纯（寿甫）先生。张锡纯是盐山县人，与父亲可算是同乡，但二人原先并无交往。民国九年（1920年）初，父亲南游归来，曾到天津谋求职业，与张锡纯邂逅于桐城派古文家孙宝琦先生居处。父亲后来回忆说：张很率诚，也很健谈，医典稔熟，文史修养也相当厚。谈起晚清和北洋的秘闻轶事来，滔滔不绝，如数家珍。这与他医名高，接触过很多重要人物有关。当时他的《衷中参西录》前几期已次第问世，社会反响很大，京津医家几乎案头必备。父亲遇见他时，刚刚读过几期，对其中内容十分熟悉，所以张对这位中医爱好者的学识颇表好感。又知道父亲擅长武术，而且是盐山黄林彪的弟子，更加另眼相看。二人谈未尽兴，约定第二天再谈。
第二天，二人在鸿宾楼饭庄见面，在座的还有张最喜欢的京剧武生高富安和李吉瑞、薛凤池等伶界朋友，谈话内容自然不限于医学。但张对自己的“衷中参西”之说做了一番提玄钩要的阐述。而且鼓励父亲大胆临床，勇于实践。他反复说：医家的真知卓识皆来自临床，一日不临床，便短了一日之智；三日不临床，遇病家如履险地。他强调医家须有胆识，终生局促于经络脉象而临诊不知所措者，与好谋而无断的将军同。他借用唐代颜真卿向“草圣”张旭请教笔法的著名典故，一口气说了六七个“胆、胆、胆……”此时神情激越，意气昂然，旁若无人！父亲后来说，张锡纯先生是他见过的前辈名医中最为淹贯博通而气宇恢宏的一位，而且以当时的盛名，竟毫无骄饰之态，谈笑风生，挥洒自如，这一点是常人不容易做到的。
几年后，张在沧州行医，父亲乘返乡省亲之机去拜望，可惜，当时正有京中显贵的眷属特来沧州求诊，张忙于接待，与父亲匆匆一晤而别。以后通过信，还收到过他寄赠的《医林改错》等医书，然而终于没有再见面的机缘。父亲对张锡纯怀有深切的敬重之情，他对张所有的方剂都做过认真研究，并经常在临床中参酌使用。此外，在充分吸收西医理论和精心诊断、大胆用药方面，也都有效法张的地方。30年代张殁于津门，父亲在唁电中自署“受业沧州马凤图”，后来也经常以张的私淑弟子自称。
初到甘肃的父亲，政务繁忙，调动频仍。但父亲总是挤时间读书，找机会临诊。遇有名老医家，一定去拜访求教。民国十六年（1927年）任狄道（今临洮）县长时，尽管任期短暂，他还是拜访了当地几位老医生，向他们请教甘肃的地方病及对症方剂。临洮是陇上的文化名城，出过不少文人，也出了不少名医。在这里，他还买到不少久觅未得的稀缺医籍，均出自当地某世医之家，如乾隆版的薛氏《医经原旨》等。
民国十七年（1928年）到十八年（1929年）初，在导河县（河州含今临夏市及积石山、东乡、永靖、康乐四县）县长任内，是父亲一生中最为艰难坎坷的一段经历。在这里就不多讲了。
民国十八年（1929年）秋，父亲又由军法处长调任永登县长。此年春夏两季，甘肃曾遭遇百年不遇的大旱，道馑相望，饿殍遍野，约有80多万农民死于饥荒。永登是重灾县之一，入秋后，雨水较好，灾情缓解，民困稍苏，但疫病大面积流行，特别是肠胃病急剧增加。当时社会医药水平非常低下，大量病人得不到及时救治，有的人逃过了饥馑却丧身于疾病。父亲以少量时间料理政务，其他时间全部用于救治患者。他从兰州请来几位医家，在县衙内开辟了临时诊所，向患者免费或低费施诊施药。一时间四乡病人闻声而来，县衙内熙熙攘攘，成了一个救治中心。他经常亲自坐堂看病，不嫌累，不避脏，遇疑难顽症，寝食不宁，务求良效。据当时在县府任科长的佟少侨说：他身为一县之尊，政务之外，从早到晚处理病人，亲自组织和察看药物，还督促县府上下所有人员参与救助工作，亏了他体格强健，精力充沛，要是一般人，恐怕早就累倒了。
当年许多得到过救治的永登人，都深切感念这位与众不同的“县长先生”。60年代初，生活困难时，永登红城子、苦水等乡的几位老人，曾几次专程送来炒面和干菜。
更为难得的是，父亲在公余之暇，时常为民众看病，凡到四乡视察，必定带着药囊，为寒苦患者施诊送药，还亲自给县内医家讲授《内经》《灵枢》《伤寒论》等医典。
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甘肃籍中医牛孝威自北京归来联络地方中医王仲英、李子质、柯与参等筹办“中央国医馆甘肃分馆”。牛孝威以此事来寻求父亲的支持，他当即表示赞同，便带着牛孝威、王仲英等，找省府当局交涉申办，并争取到了邓宝珊、张维、水梓等地方头面人士的赞助，使国医馆很快建立起来。当时全国成立分馆的仅华北和沿海几个省而已，甘肃是走在前面的。国医馆成立之初，父亲并未担任职务，后来他应邀担任了处方鉴定委员会的主任委员，负责医疗事故相关的鉴定事务，这实际上是一项责任重大的职务。
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他与牛孝威、于有五等创立了兰州国医讲习社，在兰州民众教育馆设置讲席，分诊断、方脉、药物、针灸等科目，向中医初学者义务授课。他曾讲《中医药物学》，每次选讲五味药，从药性功用到配伍处方，旁征博引，条分缕析，受到同仁和社会上的好评。上世纪40年代末，他与中医师王致廉等创办了“兰州健民国医研究学社”并出任董事长，王任社长，地址在白云观内。学社一面招收学员，传授中医基本知识，一面设诊所应诊。社员、学员曾达到130余人，分布在全省许多县，其中如席良丞、窦伯清、王海如等，后来都是省内有影响的名医。这个学社一直存在到解放初期，它对甘肃中医事业的发展产生过积极作用。
30年代末，甘肃省为贯彻南京政府颁行的“中医条例”，首先在兰州试行中医资格考试制度，并由市警察局协理其事。当时还有省府参议等虚衔的父亲，也呈交了参加考试的申请表，任警察局长的老友拜伟（襄华）见到后很不理解，曾专门到家里来劝阻，父亲笑而不答。后来还是如期参加了考试，成为兰州少数取得正式医照的中医师之一。到40年代末，父亲一面在西北师范学院体育系担任兼职教授，一面在家里另辟诊室，接待患者，只是一直坚持义诊，并不收取脉金。这时，他的医名在兰州城内外已经是尽人皆知，“马大夫”的称呼已不胫而走，仅仅是还没有正式挂牌行医而已。他经常为付不起药费的穷困病人垫付药费，身上钱不够了，就让记在账上，从他的工资中扣除。他还在家里自制了多种常用的散剂，遇有紧急而窘困的病人，特别是农村来的病人，便免费送给他们。
1949年6月，鉴于当时复杂的形势和生计之难，父亲正式在兰州同泰堂药店坐堂行医，并同时在住宅门口悬挂上“中医师马凤图寓”的招牌，启用了印有“沧州马凤图处方”的处方笺，从此开始了他晚年20余年的“悬壶”生涯。这时，父亲已是60开外的人了。
□马明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