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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大屠杀亲历者回忆录手稿首度公开

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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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甜子/紫牛新闻客户端

第九个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到来前夕,最新出版的核心期刊《文学研究》2022年10月版,刊发了学术论文《<难民回忆录>的文史价值刍议》,对南京大屠杀亲历者吴雁秋的回忆录手稿进行了评析,这也是珍本《难民回忆录》的首度公开,南京大屠杀再添史料新证。12月9日,扬子晚报记者联系上了论文作者黄静及相关专家,回溯了《难民回忆录》手稿的发现和考订始末。

全文不到两万字,记录七个半月的流离失所

《难民回忆录》手稿共19137字,全文手书,含封面封底仅33页,但字字千钧。以日记的形式记载了1937年8月15日至1938年3月24日期间,作者吴雁秋一家人南京——六合——南京流亡的经过。其间种种遭遇、见闻和感想均有记录,最后署“雁秋记廿七年三月于五间厅住宅”。由此可见,作者安顿下来旋即进行了回忆录的写作,当属南京大屠杀史料中较早的一份一手资料。

这本《难民回忆录》是黄静在南大文学院图书馆特藏库中发现的。“最初发现这本书,是在2021年的冬天。”黄静告诉记者,自己作为该馆工作人员,打算对特藏库的资料目录数字化,“当时我发现了一本薄薄的线装册子,油纸封面端端正正三列手写体,从左至右分别是:‘难民回忆录 雁秋记 民国廿七年八月立’。”

“我心中存疑,便将这薄薄的册子粗粗浏览一遍,这才赫然发现它不是一本普通的回忆录,而是1937年南京大屠杀中某个亲历者手书的一部个人逃难史。”

手稿书写工整,虽然记录日期偶有误差,但无论是对那段惨绝人寰的历史情状的描摹,还是对时局和社会的分析,对设立难民区的前因后果,以及对乡村匪患、船票飞涨等时事世风的记录等,都以实录文字为还原历史提供了许多可贵的真实细节。

“举个例子,《难民回忆录》里,‘幸’字用了32处,最特殊的是第一处的‘幸’字,‘所幸内人在乡间产生一女,出世即亡,否则多一累赘’。表层看是作者意图表达‘庆幸’、‘万幸’,但读者反而更加同情于作者的言外悲凉之情。”黄静表示,复杂人性和道德在战争摧残下的无奈与痛楚,《难民回忆录》中多有记录。

整理文稿,查阅资料,并撰写成学术论文,黄静花了整整一年。“我在各数据库中粗略地检索了一下,现存已出版的书刊中均未发现同名资料。在‘南京大屠杀’这个历史事件过去近85年之际,在留存世上的幸存者不足百人、一代人的记忆都已模糊的今天,幸存者的口述史业已穷尽之时, 这本册子的发现显得尤为重要,东京审判又将多一份迟到的证词。”

作者是侵华日军罪行的官方记录者

这一位吴雁秋,到底是谁?仔细看过全文的黄静,借助南京大学提供的海量数据库,通过详细的资料考订和查证,整理出了吴雁秋个人信息:吴雁秋,男,祖籍南京,生于1893年,南京大屠杀的亲历者,家住南京老城南门西片区的太平街11号。南京沦陷前任职于国民政府最高法院,国府西迁时失业。南京大屠杀期间除母亲留守城内之外举家避难六合,回城后小本经营谋生,并写作《难民回忆录》。抗战胜利后任南京第四区三十一保保长。

“保长”加重了手稿作者的分量,为“吴雁秋”赋予了民间和官方的双重见证者身份。他不再只是一个“南京大屠杀”的亲历者,也不仅仅是“南京大屠杀”历史中,作为南京沦陷时期的平民写作《难民回忆录》的个人史书写者,作为抗战胜利后第四区第卅一保保长,吴雁秋的另一重重要身份,是侵华日军罪行的官方记录者,负责该保区域内的罪行调查的他,用自己的文字记录下了侵华日军的罪行。

“手稿中有增删,墨迹有深浅,可以看出并非当时或一时修改的。可见在成文以后作者又反复阅读并推敲过文字。”细心的黄静还注意到,吴雁秋曾在南京解放后,于1949年4月,为这本《难民回忆录》补上了新的一页。在回忆录的最后一页,吴雁秋写下“今幸我解放军以解放全国为目的,救民于水火,南京获得解放……”

这本书为何被“尘封”多年?

“这段未完稿依内容可推断写作在1949年4月之后,因此到此时手稿尚完好地保存在作者手上。”带着学术考据的态度,黄静还追溯了这本书的流传过程。“我们在文学院图书馆能查询到的最早的登记记录,是八十年代管理员造册的珍善本目录,第二次记录为1997年9月23日的一份管理员换岗的珍本交接清单。据此,至少我们能够相信《难民回忆录》在流入南京大学以后受到了妥善保管。”

这本《难民回忆录》为什么被尘封这么久没有进入学界视野?黄静分析,这与图书馆的特点有关。首先特藏库是依目录卡片闭架借阅,而工作人员的例行盘点“依惯例,我们一般仅根据原始登记卡片核对书名、登录号,确认无误,这条记录便完成了。”黄静介绍,早先用于检索的目录卡片,除了常规的索书号和登录号外,只有“回忆录,作者雁秋”字样,读者根据卡片无法推测这是一本什么样的书,封面“1938年8月”也只会让人想到抗日战争的某个时期。“我想这应该是多年来该书束之高阁的原因之一。”

此外,到南大文学院查找线装特藏资料的读者,多半为文学院古典文学和古典文献学专业的师生,查阅目的性明确,文学院几万册线装书,一本民国时期不知名作者的作品很难进入他们的视线。“该册子一直存放于珍本柜,其珍贵性显而易见。这一次是因为我们考虑将资料数据化工作尽可能地完善起来,每个环节都要比以往更加细致。”黄静说。

整理成多篇学术论文后,黄静的这一学术成果很快得到学界认可,并刊发于《文学研究》8卷2期(南京大学出版社2022年10月版)。“《媒介批评》学术辑刊也已经发来了用稿通知,手稿全文和更多考订细节将于年后刊发。”黄静说。

专家:同期史料中较为稀有,对史学叙事做了细节补充

据悉,目前,关于南京大屠杀的早期文献,除了各种公文,民间以往公开的日记或回忆录主体,大多是第三方观察家,如在日军进入南京后,仍然留在南京的外国传教士和商人等。对难民和保护难民的行为记录,除了被纳入世界记忆名录的《程瑞芳日记》外,亲历者记录中较常见的以口述史居多,因与历史事件相隔久远,其真相细节会随着岁月的流逝而模糊。吴雁秋作为南京大屠杀的亲历者,写下的《难民回忆录》手稿,其珍贵的文献价值不言而喻。

“历史的细节是有温度的,有冲击力的。” 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名录》主要编纂者、南京大学教授姜良芹表示,这一本《难民回忆录》手稿,对于南京大屠杀后期有着较为细致的记录,在同期的历史资料中较为稀有。回忆录的作者吴雁秋在记录时,注意到了日军暴行的细节,他作为难民的亲身经历,无论是史料的形成时间、内容记述,还是作者记录历史的姿态,《难民回忆录》都有着独特的价值。“面对日军暴行,普通难民如何应对,回忆录的作者在文字中做了细节记录,这有利于我们重新认识日军侵华战争,认识日军侵华对百姓带来的苦难,对目前的史学叙事起到了细节补充的作用。”

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导吴俊表示,史料的历史价值需要作多方面的拓展。《难民回忆录》的史料价值具有综合性,不仅是对南京大屠杀的记录,还具有一定的社会学价值、地域文化价值。黄静有着跨学科的敏感性,对于《难民回忆录》的内容、细节都做了详细的考订和落实,为年轻学者如何进行文献研究提供了范例。

记者了解到,《难民回忆录》手稿将继续在南京大学文学院图书馆特藏库保存。

本期编辑 周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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