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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江战役红军付出了怎样的代价

北京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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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玉川

11月28日是湘江战役的纪念日。湘江战役是中央红军长征路上最为惨烈的一役。尽管中央红军最终突破了国民党所设置的第四道封锁线,但却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前段时间,笔者重走了红军强渡湘江的这段不寻常路程,并翻阅了资料,为红军将士大无畏精神鼓舞的同时,觉得有必要追述湘江之战发生的历史背景和经过,以激励更多人铭记经验和教训。

1934年11月,当中央红军突破了国民党的第三道封锁线后,蒋介石立刻命令桂系白崇禧、湘系何健沿湘江从全州至兴安构筑第四道封锁线,薛岳的中央军则继续追击红军至湘江、萧水一带,试图将红军消灭在湘江以东。

然而,蒋介石命薛岳的中央军在尾追红军时始终保持着一定的距离。蒋介石试图利用红军与地方军阀死磕,从而削弱地方军阀实力的伎俩昭然若揭。对此,白崇禧(桂系)、何健(湘系)心知肚明,但迫于蒋介石的压力,又不便公开违抗。这也一度为中央红军突破湘江防线留下了大好时机。

11月20日,红军先头部队攻占湖南永州的道县时,红一军团派出一小部分对位于桂林恭城的龙虎关隘口佯装攻击,做出进攻桂林的态势,以便掩护主力部队顺利渡过湘江。当晚,白崇禧电告蒋介石要将桂军主力南撤,然后由湘军填补防御空白。

蒋介石于22日17时,下达了准许桂军南撤的复电,同时致电何健,要求湘军南下全州接防。白崇禧没等湘军接防,即刻下令连夜将在全州、兴安、灌阳布防的主力部队撤往恭城(灌阳以南百余公里),仅在全州留有两个营的干训队,兴安、灌阳各留有一个团。

何健接到命令后并没有立刻南下接防,而是采取拖延战术,避免过早与红军遭遇。何健的手下刘建绪,于11月24日抵达全州附近后便按兵不动,直到27日才开始抢占全州,并向渡江的中央红军发起攻击。而桂军则是在11月27日才向湘江防线派遣主力。

也就是说,在长达5天的时间里,全州至兴安长达40公里宽的湘江沿岸,实际处于一种无防的状态。然而,22日就抵达道县(距离湘江渡口仅约80公里)的中央红军纵队,并没有及时安排渡江,而是在道县滞留了三天。11月25日,在道县东部国民党中央军周浑元的紧逼下,才开始向湘江转移。而在行军时,又由于部队携带大量的辎重,导致行军速度十分缓慢,平均每天仅走25公里。道县无故浪费三天,再加上行军速度缓慢,从而错过了湘、桂两军洞开湘江门户的天赐良机。

其实,素有“小诸葛”之称的白崇禧,内心早有算计。湘江防线洞开的目的,就是采用“送客”的策略以避免与红军正面恶战。从11月23日红军进入清水关算起,按照红军的行军速度,需要5天才能通过封锁线。因此,白崇禧与同僚们商定了一个既避免与红军死磕,又能迎合蒋介石的命令的方案,即“不拦头、不截腰、只击尾”的与红军作战原则。因此,按照这一方案,11月28日红军主力大部分应该已渡过湘江,这也是桂军开始进攻红军尾部的时间。

11月28日,蒋介石发现红军已开始渡江,便给白崇禧发电,要求白崇禧立刻投入重兵围歼红军。白崇禧接电后做出积极响应的姿态,命令15军等主力部队向红军发起攻击,刘建绪的湘军也随其后向红军发起进攻。

悲壮的湘江战役由此打响。

28日当天,除了红一军团2个师、红三军团1个师先行渡过湘江,并抢占了部分高地掩护主力渡江外,中央红军大部分刚刚抵达湘江东部沿岸。

为了掩护中央机关、军委纵队及后续军团渡过湘江,红一、红三军团奉命在湘江两岸的新圩、脚山铺、光华铺等地区,构筑工事,阻击国民党军。其中,新圩是中央红军的重要阵地,红军想要渡过湘江,必定经过新圩。新圩以北到湘江岸边一马平川,无险可守。

28日,桂军在炮火掩护下,向新圩的红三军团第5师前沿阵地发起进攻。29日,桂军增大兵力,并有飞机支援,战斗更加激烈,红军将士终因力量悬殊被迫后退。30日,红5师奉命撤出战斗,新圩由红6师第18团接防。

与此同时,湘军刘建绪的3个师从全州南下,向湘江各渡口发起猛烈攻击,试图将红军拦腰截断。红一军团的红1师、红2师奋力阻击湘军进攻,在重创湘军的同时,红军自身也惨遭严重损失,失去部分阵地。12月1日凌晨,湘军在飞机掩护下发动更加猛烈进攻。红一军团的红1师、红2师被迫撤出部分阵地,掩护中央机关和红军主力渡江西进。

在其他阵地,红军和敌军发生激烈交战,损失较为惨重。

12月3日,经过浴血奋战,中央红军终于全部渡过湘江,进入西延地区。此前驻守在新圩的红三军团第6师第18团,在由新圩向湘江撤退的途中,被桂军分割包围,大部分将士牺牲,其余将士则与担任红军总后卫的红5军团第34师一起被阻隔在湘江东岸,终因寡不敌众,弹尽粮绝,包括师长陈树湘在内的绝大多数指战员壮烈牺牲。

湘江之战,虽然中央红军取得了最终胜利,但却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总兵力由湘江战役前的6.4万人锐减至3万人(据《中国人民解放军征战全记录》)。

湘江之战,再次揭示了博古、李德等决策者的机械、教条以及对形势把控的失误。正是由于湘江之战的惨痛教训,促使中央决策层做出重要变革,奠定了遵义会议的历史意义。庆幸的是,正是这支用生命与鲜血突出重围的队伍,日后发展成为中国共产党军事力量的中流砥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