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自：邯郸晚报
民国前期在邯郸的几家银行，它们之间既有资金的互拨关系，又有业务上的竞争活动，由于它们都具有雄厚的资金实力，很快便控制了邯郸的城乡市场，并通过存放款业务逐步控制了旧式的钱铺业，进而又取代了民间银号。在经营活动中由于实行抵押贷款及押汇，许多大商户及工厂无论生产品或原料均具有两种属性：一种是工厂、商户的产品或原料，另一种便是银行的抵押品。中国银行的仓库经营就是操纵市场的唯一官僚资本。由于银行资本的操纵，邯郸市场发生了重要变化，经营多年的钱铺纷纷停业，如食盐业也由盐务局结合交通银行资本进行，大炭厂与银号资金结合起来，曾名震一时的元生恒银号大股东黄子久也不得不将资金投入源生隆银号，被迫依靠中国银行进行经营。还有一些银号不得不逐步转向经营商品活动。1936年邯郸城的商户已经发展到320余家，大约有33个行业，其中，货栈、煤炭、棉花、粮行、洋广杂货的行业就有186户之多，占到了全市商户的60﹪。这个时期，中央银行、交通银行、河北银行、金城银行都发放巨额贷款抵押并兼营仓库业务，邯郸商业市场实际上被它们所控制。
近代金融资本对邯郸经济命脉的控制说明，在民国前期，邯郸的工商业经济已经不是完全在一个行政区域内活动，而开始同整个近代经济社会发生不可分割的联系。同时也说明邯郸的工商业发展，更具有了近代城市经济的明显特点。
三、商业经济的发展与特点
清末以来，邯郸商业市场经历了20余年的发展，不仅初具规模，而且对整个冀南地区的经济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特别是邯郸的近代公路建设和汽车运输业的发展，加速了邯郸地区与全国各地的物资交流。因此，经过民国前期的发展，邯郸初步形成冀南地区的商业和物资集散中心，从而奠定了邯郸在近代发展成为商业城市的基础地位。
1.商户和行业获得了较快的发展。清末和北洋政府时期的商户数字不详，据有关统计，到1937年全县的商户总数最少也在500家以上。据《中华民国三十一年九月邯郸县商业调查表》，1942年商户总数为1648户，从业人员为9899人，则平均每户6.01人，如果抗战前邯郸商户也是户均6.01人，则500家商户的从业人员应有3000人之多。又据《邯郸商业今昔谈》，抗战前“外来客商常住者二三千人”。如果再加上走街串巷的小商贩，商业从业人员就更多，这在当时算得上一个数量可观的商人阶层了。
这一时期商业部门在原有行业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商业行业和商品品种一应俱全。到1937年前，除传统的煤炭业、钱粮业、煤油、纸烟、绸布、棉花、棉纱、洋广杂货、食品、瓷器、书籍、文具、药材、货栈、铁器、木器等行业之外，还出现了服务性的理发、洗染、钟表修理、自行车修理、照相、酱菜、面条加工等行业，已经形成为商品结构比较齐全的行业，商业的服务功能得到了明显的增强。
2.在城内形成了密集的商业街区。清末时邯郸的商业区域比较分散，主要集中在车站、苏曹、柳林桥、张庄桥、南关、东门里一带。其中，车站、南关、东门里市场虽都在城区范围内，但规模不大，也受到一定地域分割，并缺乏紧密联系，而苏曹、张庄桥、柳林桥又都是位于滏阳河沿岸的城外集镇。民国以后，滏阳河沿岸码头的商业市场开始萎缩，商户开始向城区转移；同时，西南庄一带由于靠近火车站和汽车站，交通方便，吸引不少商人开店设铺，逐渐成为商户集中、商业繁华的地段，商业的重心已集中到城区，当时人们就称西南庄“全境商业于此称最”。这里东连南关、东门里等传统商业区，使整个商业街区构成一个整体，形成以车站附近西南庄为中心的城市商业密集区，真正成为全县的商业中心。
3.物资集散促进了商业的繁荣。随着近代交通运输业与金融业的发展，民国前期邯郸的商业市场呈现繁华景象，其中，尤以物资集散能力的增强为明显。在这一时期，邯郸市场流转的大宗物资主要有六大类别。
棉花 随着20世纪30年代棉花的大面积种植，棉花成为邯郸出境的大宗商品。“外商贩运棉花，络绎邯境，秋收以后，代客收买，开设花店者不下十数家。除由本境购买外，邻近各县产棉区域，并且广为招徕，尽力张罗。”1931年前，“每年过运棉花约达数十万斤”，仅营业税一项“统计可得一万数千元，多至两万余元云”。1931年以后，棉花运销量逐年增加，每年外运约有一百三四十个车皮（每车皮装15万—20万趸），其中有100个车皮南运卫辉府、汉口，另有30余车皮北运天津，还有一小部分东走济南。棉花运销业的发展，不仅说明邯郸具有交通的优势，更反映了邯郸市场集散物资功能的加强。
山货 山货除一部分来自武安、涉县外，大部分是从山西运来。从山西潞安一带运来的白麻，再转运北京、天津及东北地区，年约有30—40车皮（每车皮装336吨）。由涉县、山西一带运来的核桃仁，再转运天津出口，每年有3万余箱，计150余万公斤。由涉县和山西黎城一带运来的黄花菜，转运天津每年300—500大包（每包重100斤），计2.5万余公斤。由山西运来转往天津出口的杏仁，每年有3000—5000大包（每包重120—150斤），计30余万公斤。由山西过境邯郸运往天津的花椒每年约3万包（每包重100—180斤），计225万公斤。过境邯郸的白瓜子有4000—5000包（每包重100斤），计20余万公斤。涉县一带的柿饼转往天津一带，每年为30—40车皮（每车皮装336吨），由山西过境北运石门、南运开封的莲蕉，每年也达40—50车皮（每车皮装336吨）。从邯郸一带收购的物资、蛋黄运往天津出口，每年不下50—60车皮。从邯郸运走的熏枣也有4万余公斤。可见，大量的西部山货都是经邯郸转运集散的。
粮食 市场的大宗粮食来自湖北、河南、山西及周围的临漳、成安、清丰、南乐等县，北走石门（石家庄）、正定、清风店等地。仅山西每年过境邯郸的粮食500—600车皮（每车装336吨），城内市场日上市量达5万公斤左右。可见，每年粮食运销也成为大宗集散的商品。
洋广杂货 20世纪20年代以后，邯郸市场的洋广杂货日益增多，大部分由滏阳河从天津运来，也有部分走铁路由汉口转来，仅资金雄厚的悦来货栈，平均每月要从天津或汉口运来一车皮，或由天津、汉口一带的商人将货运至邯郸货栈，本市商人小贩再从货栈批发而卖。洋广杂货的大宗品种主要是红糖、白糖、纸张、颜料、火柴、海味、食盐、雨伞、皮鞋、煤油、桐油及迷信用品等。这些种类繁多的洋广杂货，除在邯郸当地销售外，有一大部分运往周围各县及山西一带。
土布、铁货 土布主要从周围各县运来，再运销山西一带，平均每年约100万卷（每卷25匹）。铁货也是由山西运来，主要是铁钉、铁器等物，其大部分再转运往北平、天津、汉口一带，每年均有100车皮。经过邯郸转运的土布、铁货的运销量，在民国前期逐年呈上升趋势。
由此可见，邯郸商业经济在民国前期得到了较快的发展。到抗战前，邯郸的商户至少有324家，共有33个行业，其中在以上所述的六大行业的商户，就有186家之多，占当时邯郸总商户的60％。商业市场发展与变化以及几大商业行业的形成，促使商会组织进行了改组，原来把持商会的几个封建色彩较浓的上层人物被淘汰。1936年的商会会长由任养斋担任，任养斋是清末的拔贡，曾任河北省农会会长，也是北洋段祺瑞政府的参议员。1937年祯元亨的经理王沛然任商会副会长，代表了邯郸金融资本的势力。
从总体上看，这个时期的邯郸商业呈现两大特点：一是金融资本实现了对市场的控制，二是物资集散能力大大加强。这两个特点恰恰反映出在民国前期，邯郸作为近代商业城市的性质日趋明显。
第六节 城市的教育与文化
《邯郸县志·艺文志》称：“邯郸地僻民陋，风气闭塞，为学术缓化之区。……适光绪末年，奉令设学，励行普通教育，念余年来男女小校次第设立，又创设师范，广育人才，此外所开宣讲所、图书馆，所以启发民间知识，将普及邯邑之人无不读书识字，则文明气象庶可日进有功，尤望主教育者以善其后云。”可见，邯郸的文化与教育在民国前期获得了较快的发展。
一、民国前期教育的发展
（一）普通的学校教育
随着民国初期全国新文化运动的深入发展，邯郸的新式教育有了一定的发展。1915年，邯郸县将教育科改为劝学所。到国民党统一河北之前，全县已建立初级小学125所，在校学生总数达7000余人。1928年河北省政府成立之后，很快便颁布了一系列关于发展教育的规定，兴办新式教育又掀起了一个新的高潮。在兴办国民教育的热潮中，邯郸城乡也出现了毁庙建校，并先后又创办了几所高等小学和初等小学及各种形式的社会教育。
第二高等小学 由李靖邦、张景渠创办，校址设在“城西北李家庄村东，由寺庙改建。民国5年（1916），为西乡热心学务士绅就该校附近之殷商富户募捐修建筑造”。该校尚未竣工即遭大雨而毁，至民国8年（1919）重新开办。到1930年初，该校在校生达到168人。
第三高等小学 原为1923年创办的大邯汽车路高级小学校，旋因款绌停办。民国17年，由孙岳和邯郸县教育科科长王羹梅联合创办，“费由县发，始续行开学，现有学生一百五十三人”。该校也由寺庙改建而成，校址设在城东南的南堡村，聘用李子厚为校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