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自：邯郸晚报
随着清末以来邯郸经济的较快发展，商户发展到110余家。到民国3年（1914）时，邯郸便有了商会组织，由名绅祯元亨钱庄的老板王济堂为会长，副会长也是士绅和商人。当时还有商会会董，规定3年任期，分别由几家大商户担任。民国6年（1917），商会改组后，由粮行股东秀才刘显西担任会长，田学忠为副会长。到民国9年（1920），王琴堂出任商会会长，其余5名委员也都是清末时的秀才，他们不但有深厚的政治势力，在商界也有一定的影响，基本上都是本地的上层人物。由此可见，这一时期的邯郸商界，官僚和地主出身的商人处于统治地位。其他中小商人，由于缺乏政治靠山，在经济实力上很难得到大的发展。1920年以后，邯郸商业资本又有了一个新的变化，一些商人由于同外国商业资本的结合，从事洋货买卖而发迹起来。如宋慎斋开办的怡元亨商行，经营亚细亚煤油，“均系合资营业，押款三千元”。绅士田贞卿开办的“贞记”销售美孚煤油，押款也在3000元以上；北苏曹福商高家开办的“魁记”“德记”专营德士古煤油，押款6000元，并提供了2.5万元保证金。这几家专营外国洋油、洋烟的商号盈利较丰，“每年每家销售六千余箱，获利当在二千余元之谱，惟遇行情涨落，尚能乘机操纵，所获利益者当必超越寻常云”。黄子久经营的“宝记”英美烟草公司，曾垄断了邯郸烟草市场。其他经营洋广杂货的商号也相继成为邯郸商业市场的大户。由此可见，在这一时期的邯郸市场中，商业资本的构成发生了一些变化，近代色彩较浓的商业资本逐渐占据了主导地位。
车站市场 在铁路通车以前，车站还处在县城西南2公里之外的田野。铁路通车以后，在车站一带开始出现一些经营粮食的货栈和杂货摊。到民国初期，随着过境邯郸物资量的日渐增多，车站一带成为商贾云集之地，货栈业捷足先登，并很快兴旺起来。在这之前，邯郸的货栈业主要集中在苏曹等滏阳河码头。
自民国5年（1916）开始，苏曹的一部分货栈开始转向火车站，此处货栈增加到20余家。尤其是在大邯公路和邯武公路建成之后，火车站成为东西公路的交会之地，货流、客流均经火车站中转，为交通运输和商业服务的货栈、客栈、邮政分局、公安分所等设施一应俱全。到20世纪20年代后期，全县三分之一的商户集中在车站一带，达到100余家，“全境商业于此称最”。由此而来，“过运货物山货、铁货、杂粮、棉花、皮油、香油、草帽辫等，多系北运保定、北平及天津等处交卸。旧年交通无阻，每年装运火车计达千数百辆之谱。”这些物资转运货栈，“以代客收发货物为主旨。车站、苏曹镇两处，共计十七家，多系合伙营业，亦间有独资者。资本以三千元为最，少则数百元”。山西人在火车站经营铁器业有4家，资本三四千元，每年流动资金达七八千元或万余元。此外，在车站经营洋布、绸布棉纱业的商户也有10家左右。“至棉纱一业，购自河南彰德，多带卖于杂货肆中，间有推挽鹿车趁市专卖者，小贩贸易，非常业也。统计境内每年约销三百余包，合价七万余元云。”至抗战前，火车站、西南庄、火磨街几乎连成一片，形成了邯郸规模最大，买卖最为繁华的商业街区。
苏曹市场 位于邯郸城东北，滏阳河穿街流过，是水上交通的必经之地，清代曾在此设立盐业专卖的“引地”（官盐行销区域），因处河道也称“引岸”。当时，盐业专卖的盐站（引地）掌握在当地士绅和盐商手中，故这里必然是以运销盐业为主的市场，同时还是运销煤炭、杂货的物资集散地。
在北伐战争时，苏曹盐站改为食盐局。民国以后“邯境盐商袭旧日销卖之区域，除在邯销售外，武安、涉、磁等县亦由该商专卖。统计邯境年销约两千包，计值十数万元，盖商界中之巨擘也”。这说明苏曹市场是靠盐业买卖而发展起来的，邯郸一带经销的食盐有相当部分是从这里集散出去的。
苏曹市场还经营山货、铁货等，仅山西商户就有15家，其资金实力比较雄厚，他们为了操纵市场，还建有山西会馆，并有“山西帮”的组织。早在清代这里就是一处物资集散的货运码头，近年曾在邯郸旧货市场发现了清光绪十六年（1890）的苏曹船户运销合同文书，就是通过滏阳河将山西在此转运的柿饼运往沿河下县销售。在苏曹市场还设有专为外商代办买卖的过载行（货栈业）14户，因这些商户缺乏资金，仅收取商人的手续费。由此可见，在民国前期，苏曹仍然是一处十分繁华的商业市场。
柳林桥市场与张庄桥市场 柳林桥、张庄桥两村，均以滏阳河过村修桥而得名。随着近代以来滏阳河航运的日渐重要，柳林桥、张庄桥两村很快发展成为滏阳河水运码头，尤其是张庄桥村，在邯大公路建成以后，又成为水运、陆运的交汇点，很快形成一个商业市场。这两片市场向以经营煤炭、瓷器销售为最旺，其中，柳林桥郑家开办的“三兴”和张庄桥王家开办的“义兴”最为出名。除此之外，这两地还有13家经营煤炭和8家经营粮食的商户。因京汉铁路成为煤炭外运的主要通道和民国年间军阀混战对煤炭生产的影响以及民间资本的短缺，煤炭经销受到严重影响。民国本《邯郸县志·实业志》也说，“近数年来，商业凋丧，逐渐歇闭，现仅存十三家，资本无过三千元者。平时购买多赖息借为周转，统计煤炭每年约销三千万斤，平均五十元，合值十五万元。烟煤约销六千万斤，平均三十元，合值十八万元，下运沿河十余县，至武强之小范镇为止。”因此，这两地的煤炭经销在民国年间始终没有得到较快的发展。
南关市场 南关因靠近火车站，在铁路通车以后商业市场便很快发展起来，而且是当时邯郸城经营商品最多、规模最大、最兴旺的商业市场。在这里经营客栈有20余家，大栈可容旅客30余人，小栈10余人甚至数人。经营各种日常杂货行有18户；经营中药、食品、绸布、棉纱也有几家。钱铺作为初期的金融业也主要集中在南关一带，计有祯元亨、德隆泰、王顺长、德昌元、新盛元5家。其中以王济堂经营的祯元亨为最早，于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由粮行改行而办，主要业务是经营汇兑。此外，纸烟业经营也多在南关市场。“城南门里宝记为英美烟之分销处，系大名王姓独资营业，每年销售约计十余万元之谱。外有仁记经理国货纸烟，销售无几，殊较远逊。”由于宝记烟店同设在上海的“英美颐中烟草公司”建立联系，垄断了邯郸纸烟市场，仁记国货纸烟公司1920年被挤垮。还有数十家饮食业，主要是一些饭馆和饭棚。到20世纪20年代中期，南关市场已是熙熙攘攘的繁华闹市，形成了具有一定规模的商业市场。
东门里市场 此处向以经营粮食买卖为最盛，自清光绪末年至民国6年（1917）就有粮行13家，包括集镇村庄在内，当时邯郸共有粮行“五十余家，资本以五千元为最，少者不过二三百元。十数年来，多有购自湖北、河南等处，运至北平趸售者，获利颇丰”。这些粮行还经营部分从山西运来的杂粮。民国前后，因连年战争，粮食等重要物资十分紧张，从民国6年到9年，邯郸一带连遭灾荒，粮食市场几乎关张，官府和商会只是求助于担任两湖巡阅使兼湖北督军的馆陶人王占元，从湖北运来大批粮食，由平粜局承办发来的救济粮。按当时规定办理开设粮行的官府牌照需要相当数量的资金，因此，除王占元支持的“鸿顺”客栈和“福顺”粮行外，其他粮行均未发展起来。
二、近代金融与商业的联系
邯郸近代金融业是伴随着工商业发展而出现的，20世纪30年代以前，民间银号在商业经济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金融资本开始渗入邯郸商业市场。1928年时，邯郸有5家民间银号。裕丰恒银号于1929年开张，主营天津的汇兑，初创时也自出筹码，后因官办银行的出现而停止。同顺荣银号于1931年从邢台分来，兼营杂货业和洋布业。元生恒银号于1931年成立，专营天津方面的汇兑业务，其股东为士绅黄子久、陈廉卿等。祥源银号于1934年从邢台分来，并代民生织布厂收购棉纱。震生银号于1934年成立，经营存放款及办理汇兑业务。由于这几家银号的实力抵不过当时的官办银行，而最终均被官办银行所控制，成为其债户。
河北省货币体制改革实施以后，河北银行于1930年在邯成立办事机构，代理河北金库职能，除存放款外主要从事抵押贷款和抵押市场物资，其押资限定为棉花、粮食、洋纱及其他工业产品和原料。1932年在邯郸设立的中国银行办事机构，除不代理金库外，其他方面的业务活动与河北银行基本相同。1937年又有金城银行在邯郸设立机构，从事抵押贷款和物资，所押物资主要是棉花。在抗日战争爆发前夕，先后又有中南银行、交通银行来邯郸成立业务机构，目的是要操纵邯郸的交通与盐业，因不久抗日战争爆发，两家银行均未正式营业而夭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