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自：邯郸晚报
清末时除以上的主要庙宇建筑之外，还建有龙王庙、仓神庙、马王庙、刘猛将军庙、八蜡庙、药王庙、赵王庙、皮疡庙（东瓮城内）、三皇庙（丛台西）、东岳庙（丛台下）、靖堡庙（耒马台）、福神庙（县署内）、神祗坛、先农坛、厉坛、忠义孝悌祠、节孝祠、名宦祠、乡贤祠、僧忠亲王祠、三贤祠、贤良祠等庙宇。
4.慈禧与光绪行宫。所谓“慈禧行宫”，是为迎接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结束“西狩”返京途中路过邯郸而建。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冬，帝奉太后自西安回銮，驻跸邯郸。……冬十一月，驾至邯郸。御道两旁，人民跪瞻圣颜者甚众”。行宫位于今行宫街北侧，坐北朝南，前后为两进式四合院落，占地面积1500平方米。
行宫大门居中，进门为前院，居中为正殿，面阔三间，进深五间，高8米，为前后廊的木构架结构。屋顶为大式悬山顶，圆椽枋飞，明间隔扇，两次间为坎墙隔扇，后墙中央留有门，与后院贯通。在正殿两侧，各有东、西厢房三间，灰布瓦硬山顶，带有前廊。正殿的后院为“寝殿”，现后院的正房（上房）为五间，东楼已不复存在，西楼面阔三间，五架梁，单步前廊。作为宫殿建筑，以木结构为主，石础之上立木柱，柱上有架梁，梁上又重叠数层瓜柱、梁枋和架梁。邯郸行宫全部用的是筒瓦，上部属于硬山做法为“吻兽”，下部作为仿照庑殿做法有“走兽”，它属于“歇山顶”的形制，这也符合宫廷建筑之规范。
三、人口与经济
有清一代，邯郸同全国人口迅速增长的趋势一样，开始出现较快的增长。康熙十年（1671）时，邯郸的人口为25627人，康熙五十年（1711）时为26740人。雍正四年（1726）时为26810人。乾隆年间（1736—1795）以后，人口统计（五年一次）中止，故此间人口增长情况不详。同治十二年（1873），邯郸全县总人口上升为60763人，比150年前的康熙五十年时增长了近2.3倍。由此可见，这一时期是清代邯郸人口增长的第一个高峰期。到了光绪（1875）初年，邯郸全县总人口为58694人，较前略有下降；光绪十九年（1893），邯郸全县总人口又上升为77673人，比20年前的同治十二年增长了近17000人。由此可见，光绪后期是邯郸人口增长的第二个高峰期。而且，这个高峰期的人口增长速度比第一高峰期更快。
相对人口的增长而言，土地数额却没有太大的变化。康熙十年（1671）时邯郸全县土地为六千九百七十顷八十七亩，康熙十六年（1677）为七千一百九十二顷四十四亩，康熙十七年（1678）为
七千一百九十二顷八十七亩，康熙三十年（1691）为七千一百九十三顷六亩。到乾隆四十九年（1784），邯郸全县正额土地为七千一百九十四顷七十亩，再加上学田、归并屯卫地、董公祠地等“额外”之数，邯郸全县土地总数为七千二百二十七顷八十九亩。直到清末邯郸在人口成倍增长的同时，土地的数额却没有多大变化。
进入清代以后，邯郸的财政状况也有了一定的好转。以清代中期为例，邯郸县全年的财政收入总数为白银37169两（两以下单位略）。其中，平年财政收入为白银35925两，闰年则加征“闰银”1243两。每年财政上缴为白银23661两，其中“闰银”为479两；每年归邯郸地方支配的“留支”总数为白银12239两，其中“闰银”为679两。
当然，年度财政收支情况在不同时期是有一定变化的。到了清代后期，邯郸每年财政上缴的数额有所增加，平年为白银26240两，闰年为白银26919两；而地方留支则相应有所减少，平年为白银9678两，闰年为白银10241两。至于全县每年财政总收入，其数额略有增长，但没有太大的变化。
清光绪年邯郸县厘金局元宝
根据光绪《重修广平府志》对康熙时期广平府九县的人口、土地、财政收支的综合统计，邯郸县有5627户，计25955人；共有土地6907顷87亩；年财政上缴额为白银14216两，闰年白银14682两；平年留存白银16865两，闰年留存白银17450两；总收额平年白银31250两，闰年白银31716两。在广平府所属九县中，邯郸的人口居第五位，土地居第五位，财政总收入居第四位，财政上缴额居第七位，财政存留额居第二位。此外，清代邯郸县每年征收典当、房地契、牙贴、牲畜等杂税银近700两白银，大大高于其他县份。可见，邯郸在广平府九县中，是一个中等水平的县，财政经济并没有太大的发展。
四、清代的教育
清代邯郸的教育，仍然延续县学、书院和义学的教育体制。随着清末“新政”的实施，才结束了千百年来的传统教育方式。邯郸也由此创办了新式教育，开始跨入了中国近代教育的门槛。
（一）县学教育
县学，设立教谕、训导学官，还有教师若干。据历代《邯郸县志》，清代儒学建有黉宫（学宫）、崇圣祠、名宦祠、乡贤祠、明伦堂、敬一亭、祭器库等建筑，并历经顺治、雍正、嘉庆、同治、光绪几朝的维修与重建，清代儒学“旧设廪生二十名，增生二十名，附生无定数，凡岁科所入者皆列焉”。有清一代，基本上保持了这样的教育方式与办学规模。
教育的经费来源，除了官方辟有学田资助之外，还有部分义田收益和社会捐资来保证。学田，是官方专门为办学而留用的土地，其地租收入用于县学的经费使用。清乾隆时期“邯郸学田共四顷二十六亩”，到清光绪时期，“学田地共四顷六十三亩，内有董公祠地五十七亩。每亩征银四分五厘，共银十九两一钱七分”。可见，明清两代学田的亩数几无变化。
（二）书院教育
自明万历“毁书院，禁讲学”，一直到清代“自雍正年奉旨发帑，令各处创建书院，于是僻壤遐陬争取建设”。据《创修邯山书院碑记》可知，知县魏湳于乾隆十年（1745）通过捐资创建了邯山书院。到清道光末年时，书院建筑毁坏严重，“学舍圮者大半”。咸丰元年（1851），新任知县卢昌辅便筹集资金“共九百缗……复盖大门一间，北瓦屋五间，东瓦屋八间，并将旧有缺坏者补筑之”，对邯山书院进行了大修与重建。
邯山书院创办以后，由学识渊博的地方名绅担任主讲，道光年间郝树栗、咸丰年间张箴等都先后主讲邯山书院。清末甲辰贡士、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的邯郸名绅王琴堂曾任邯山书院的董事，主持邯山书院事务。
有清一代，邯郸先后共设书院三所，即位于城内的邯山书院，位于城西龟台寺的五星书院（建置时间不详，廉堂、索景清等人所建），位于河沙堡的继志书院。继志书院系同治年间王必恭捐资兴建，王必恭是远近闻名的河沙堡富户，自祖父起就开始经商，他创办继志书院一次就“捐金千余两,施地百余亩”。这三所书院，以邯山书院最为有名，历代知县或贵官名绅不断为书院筹资捐款、扩建校舍、增添设备，因此邯山书院在冀南地区颇有声望。总之，清代邯郸兴办学校的类型与数量，较明代有了明显的发展与进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