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时的故乡
北京晚报
▌张树兰
我今年80岁了,童年时光有两年是在故乡农村度过的。虽然那是70年前的生活,但我一直无比怀念。
我的故乡在河北省乐亭县中堡王庄乡老坟后村,那是一个小村庄,全村只有一百多户人家。
我8岁时父亲失业,一时找不到工作,又赶上祖父生病,母亲就带着我和妹妹从北京回了老家。回到家乡,我首先感到新鲜的是舌尖上的美味。
春暖花开时节,杨柳依依,树影婆娑,那缀满枝条的浅绿色的榆树钱儿看着就馋涎欲滴。把它采摘回家,和上黄豆面,撒入适量的花椒盐儿,上锅蒸熟后,盛上一碗就着滴了几滴香油的脆嫩的香椿芽儿,我和妹妹每天都吃得肚皮鼓鼓。
麦浪滚滚,开镰在即。菜园里的樱桃、甜杏每天向我们招手。村边树林里黑红酸甜的桑葚压弯了树枝。放学经过这里,我们常常是吃黑了嘴巴才回家。
夏日炎炎,酷暑难熬。阵雨过后,走进菜园子,摘个小倭瓜,用虾皮清炒,摘几条还沾着水珠儿的黄瓜,抹点儿自家做的豆瓣黄酱,盛上半碗高粱米水饭,就着贴得焦黄的玉米饼子,一顿饭吃完,身心倍儿爽。
秋风送爽,丰收的季节来临了。火红的高粱,白马牙玉米,金黄的谷穗,各家场院人欢狗叫,那种热闹的气氛不身临其境是无法想象的。此时各家都会煮上一大锅吃鲜儿,那种甜香鲜嫩,如今我们从早市买来的根本不可同日而语。有时也会从草地里捉几只尚未甩籽的螳螂和蚂蚱带回家,埋在刚刚熄火,草木灰还很热的灶坑里,不到十分钟就能吃到高蛋白的野味。
冬天白雪皑皑,田野寂静。有时偶尔捉到一只野兔,再宰杀一只鸡,加点松蘑,焖一锅鸡兔肉,就相当于过小年了。
其次感觉新奇的是学校。我们村的学校是初级小学(一到四年级),学校只有一间教室,一个老头教课,三十多个学生,开的是复式班。一年级和四年级人数较多。我插入三年级,只有七个人,考试我总是第一名,为此母亲还给我做了一件列宁服和一件花棉袄作为奖励。老师只教语文和算术,做作业都是用石板石笔,当堂做了交给老师看,老师判完就擦掉。有时下午全体同学到邻村高级小学(一到六年级)去学唱歌。我记得《歌唱祖国》就是那时学的。上下课不用摇铃,老师讲累了我们就自由活动。校园院子很小,没有鲁迅笔下的百草园的趣事。我有时就和闺蜜蹲在墙角说说悄悄话,有时和同学围坐在一起听四年级大姐姐讲故事。什么“五员哭坟”、“鞭打芦花”,都是说继母虐待子女的,听完我总是担心母亲的健康,也因此放学回家就抢着帮母亲干活儿。农村秋收后,白天短了就改吃两顿饭,下午放学早,吃完饭天黑前,就和小伙伴背上用藤条编的筐去拾柴。一筐树叶加一捆干树枝大概三四十斤吧,地点是在每天上学经过的一片树林里,离家二三百米。每次背回家也累得直不起腰来,我个子矮说不定就和那时背背篓有关。
后来又从北京转来一个二年级女生,是个孤儿。她说自己曾被人贩子卖过十三次,还让我们看她身上被打的伤疤。她很坚强也很活泼。她有一团猴皮筋,经常拿到学校里,休息时我俩就跳皮筋,其他同学没见过就围观。后来我们教会了大家,就一起玩儿,很开心;有时也玩抓羊拐,男同学玩弹玻璃球。
四年级时老师说我念书口齿清楚,让我当广播员。于是冬天晚饭后,我和另一个男同学便到村东头最高的一家房顶上,用铁皮做的喇叭念老师写的广播稿。内容已经不记得,总之半小时就念完了。这种广播只在冬季进行。
学校生活平淡但很轻松,放学后除了帮家里干活,阴天下雨时我还可以看课外书。我本家堂兄有很多书,记得有一本是写一个人在小人国里的奇遇,情节曲折,故事生动,我爱不释手。
在故乡,我印象最深的还是过年。腊月二十以后,家家陆续大扫除。祖父母住的东屋必须先打扫干净。祖父念过两年私塾,他住屋的东墙上贴着一大张纸,是他亲手抄写的《朱柏庐治家格言》,还教我背诵:“黎明即起,洒扫庭除……”过堂屋北墙上有一个一尺见方的洞,里面供奉着祖宗的牌位。平时挂着布帘,扫除时要将灰尘掸掉,擦干净。三十晚上给祖宗上供,男性要磕头。大扫除之后就是蒸黏豆包,放在瓦罐里冻上,留待正月吃。腊月二十三过小年,晚上送灶王爷升天,口中念叨着“上天言好事,下地保平安”。然后将新灶王爷贴在灶台上方。腊月二十九我们学生还要排队跟着村干部敲锣打鼓给军烈属拜年。其间每人能吃到两三个糖球,嘴里能甜好几天。三十晚上用冻豆腐、粉条、白菜、虾米皮包素馅饺子,一直到初三才能吃肉。大年初一我们穿上新衣服到东屋给祖父母磕头拜年,但没有压岁钱。这些规矩年年如此。
正月里住户多的大村子还要搭台唱戏,有专业戏班子的评剧,也有学校师生的合演。我们村小办不起,就到邻村去看。三一群俩一伙结伴早早去占好离舞台近的地方,看得真切,听得清楚。评剧《刘巧儿》、《小二黑结婚》、《罗汗钱》,我都是这样看的。
一晃70年过去了,如今的故乡早已旧貌换新颜,但儿时的记忆还深刻在我的脑海——村庄平静柔和,乡亲淳朴勤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