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延国
中国文学翻译的开拓者有很多，林纾无疑是其中的重要人物，他的翻译有四大特点：一是数量多，二是译笔好，三是序跋精，四是影响大。
从1899年到1924年，林纾与魏易、陈家麟等二十人合作进行翻译。具体的合作方式是魏易、陈家麟等人先口头表述外文原文的意思，然后由完全不懂外文的林纾根据表述来写译文。二十五年间，林纾与人合作翻译了九十八位外国作家的一百六十三部作品，如莎士比亚的《理查二世》《亨利六世》，狄更斯的《大卫科波菲尔》《雾都孤儿》，笛福的《鲁滨孙漂流记》，斯威夫特的《格列佛游记》，斯托夫人的《汤姆叔叔的小屋》，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等。
林纾曾对归有光、方苞、姚鼐的文章进行过深入研究，耳濡目染，当他进入翻译状态后，便情不自禁地用上了“拟古文体”——一种“较通俗、较随便、富于弹性的文言”的文体。用这样的文体对西方文学作品予以转化，无疑使译文增添了无穷的魅力。难怪林纾的翻译甫一问世，立马成了鲁迅、周作人、郭沫若、庐隐、钱锺书等人的案头物或枕边书。1964年，钱锺书在《林纾的翻译》一文中写道：“最近，偶尔翻开一本林译小说，出于意外，它居然还有些吸引力。我不但把它读完，并且接二连三，重温了大部分的林译，发现许多都值得重读。”
林纾参与翻译的文学作品多附有自己写的序或跋。这些序和跋，有的彰显了他的爱国主义思想，如他在1901年写的《黑奴吁天录跋》中有语：“今当变政之始，而吾书适成。人人既蠲（juān）弃故纸，勤求新学，则吾书虽俚浅，亦足为振作志气，爱国保种之一助”；有的能对读者起到很好的指点作用，如他在1907年写的“译《孝女耐儿传》序”中有语：“余虽不审西文，然日闻其口译，亦能区别其文章之流派，如辨家人之足音。其间有高厉者，清虚者，绵婉者，雄伟者，悲梗者，淫冶者；要皆归本于性情之正，彰瘅（dàn）之严，此万世之公理，中外不能僭越。”林纾告诉读者，文学作品有各种流派，而流派的形成无不折射出作者的性情，古今中外，概莫能外。在二十世纪之初，林纾居然知晓了比较文学的道理，这无异于从根本上颠覆了“比较文学”这门学问肇始于西方的看法。
林纾的翻译，不啻为近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个特殊的文学现象。游国恩等人主编的《中国文学史》称林纾“用古文翻译法国小仲马的《巴黎茶花女遗事》出版后，打破中国传统言情小说格局。自谓‘凄婉有情致’，一新文坛耳目，得到广大读者的赞扬”，如此评价，不失为“林译”的一种“空谷足音”。从总体上看，林纾的翻译不仅引进和传播了西方的先进知识和文化，也扩大了当时文坛艺苑的眼界，对二十世纪初中国文学的发展，特别是文学翻译的发展，有十分重要的影响，实在是功莫大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