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自：邯郸晚报
自明万历到清康熙十二年，时间相差整整一百年，在明万历初年时，邯郸境内滏阳河上所建的四座木桥中没有张庄桥，而到康熙十二年时，邯郸境内滏阳河上增修了四座桥梁，其中“惟张庄、北苏曹二桥以石为之”，修建的是石桥。这至少说明张庄桥与北苏曹桥这两座石桥修建的时间，是在明万历元年（1573）以后和清康熙十二年（1673）以前。在滏阳河这几处石桥中，弘济桥在正面大券的上方保留有石刻桥铭落款：“推官公家臣，通判周评。同知董选，广平府知府贾应壁创建，万历十年岁次壬十月吉日立。”康熙十二年《邯郸县志》有张庄石桥和北苏曹石桥的明确记载，说明滏阳河通济桥（张庄桥）和北苏曹桥建于明代后期（万历年以后）应无太大疑问。又据民国22年本《邯郸县志·地理志》交通津渡条称：“北苏曹桥在城东北五里，相传明万历间大千僧建。清道光二十九年村人武举郭汝为重修，石筑。”可见，今存北苏曹桥是清道光二十九年（1849）重修桥，只有张庄桥与弘济桥两座石桥以
后虽经过维修，但就整桥的结构而言，还基本上保留了明代原建桥的风格。
（二）河闸的修筑
滏阳河水闸的始建年代，邯郸地方志书虽有记载，但并不十分明确。清光绪本《广平府志》卷19《水利略上·闸规》载：“明万历年间，邯郸民陈国护于罗城头、柳林村建拦河二闸，壅水不下。永年民赵邦彦陈其五害，讼于官。知府刘芳誉会四县同勘。邯郸令孟三迁谓宜毁尤力，推官胡东渐赞之。闸遂毁。芳誉去后，二闸复建。”而清康熙本《邯郸县志·建置志》桥闸条记载邯郸县境内有三闸，“罗城头闸，在城东五里。柳林闸，在城东三里。苏里闸，在城东北二十里”。从历代《邯郸县志》记载来看，明万历初年本县志所记有桥而无闸，清代的《邯郸县志》所记略同，“三闸，罗城头闸……柳林闸……苏里闸……柳林闸建自明邑令进士张其庭，其余二闸，《旧志》不详所始，但之前明邑令惠民者为之”。《畿辅通志》称，罗城头闸、柳林闸建于明万历中，苏里闸建于清顺治初。民国本《邯郸县志·地理志》水利条引《张氏家乘》（张国彦家谱）、《广平府志》说，罗城头闸为明太保张国彦之子张我续主持兴建，柳林闸为明代张其庭所倡建，苏里闸为清顺治初王聘之所倡建。
今滏阳河管理处保存有清光绪八年（1882）《重修柳林闸碑记》：“自明代建闸三座，灌溉民田，在上游者曰罗城头闸，在下游者曰苏里闸，其中为柳林闸。”该碑在碑阴还记有“此次重修闸墙，掘出断碑一座，上记前明万历庚申（1620）孟秋，奉屯院左明文查取水利，柳林等村建闸一道，止灌夏麦秋禾，不种稻田，永远道行。由此观之，非即建闸所自始乎”。由此，结合清康熙本、雍正本《邯郸县志》所说“三闸修建年代无考”之语，说明早在清康熙十二年时，滏阳河三闸就已存在，并且对其修建的时间也不清楚。康熙本《邯郸县志·艺文志》所录《苏里闸增石记》“苏里一闸则创自明代，成于国朝”，是说它创修于明末，竣工于康熙初
年。以上的这些记载至少说明，柳林、罗城头、苏里三闸创建于明代应无疑问。
（三）水利与航运
1.水运之利。明代以后，滏阳河的航运地位更加重要。据《明史》卷87《河渠志五》记载，先后于明正统元年、正德元年、永乐年间、宣德八年疏浚滏阳河。由于干旱涝灾以及农田灌溉分水等原因，造成滏阳河航运不畅，所以疏浚滏阳河，使之能畅通舟楫，发展航运。到明代成化年间，张梦辅再次疏浚河道而航运畅通，滏阳河成为邯郸境内唯一的也是重要的水路航线。此后直到清末，这条航线就成为磁县和邯郸境内的煤炭、陶瓷及各种土货下运东北沿河各县至天津达渤海的重要通道，而且航运的通畅其收益更为明显。正如明人赵邦彦所云：“畿内食盐，自运入滏，经河间、真、广、上至磁州，皆仰给一水。……邯之西山，窑出煤炭、石灰，及瓷之器皿、矾阜、红土等货，由船载至曲、鸡等县，顺、真、河间等府咸取足焉。”
《大明会典》亦记：“明代在彭城镇设官窑四十余座，岁造磁坛堆集官坛厂，舟运入京纳入光禄寺。明弘治十一年进贡皇家之瓶坛达一万一千九百三十六个。”为此，在磁州南关石桥东设立了存放官家酒坛的仓库，称作“官坛厂”，已备顺滏阳河舟运入京。明代磁州推官张应登在《游滏水鼓山记》中称：“彭城陶冶之利甲天下，由滏可达于京师，而居人万家，皆败瓮为墙壁……之似此作者曰千人而多，似此厂者曰千所而少，岁输御用者若干器，不其甲天下哉！”由此可见，古代的滏阳河是沟通邯郸与南北物资交流的一条重要黄金水道，特别是在煤炭、瓷器的运输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