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7月，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举办暑期学校，邀请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人民大学、中央民族大学、复旦大学、中山大学、暨南大学等高校的学者围绕“明清的疆土管理”这一专题对学员进行授课。经主讲学者审定、授权，澎湃新闻·私家历史刊发此次暑期学校这一系列专题报告。本文整理自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的安介生教授的学术报告。
讲座伊始，安介生教授从“民族”“历史上的中国”与历史时期民族地理分布格局的演变三方面切入，对历史民族的诸多基本概念和内涵进行了阐释。首先，安介生教授回顾学术界对“民族”的概念解释，指出中外学界目前多运用“ethnic groups”（族群）概念的缘由，并对比了“种族”和“民族”的内涵区别。学界论及民族时往往会注重其与政体或国家、政权之间的关系，因此目前的研究常常会以王朝及地方性政权的演变作为民族研究的线索。其次，安介生教授指出，如何限定历史民族地理的研究范围，即“历史时期中国”的范围，是民族地理研究中一个最为关键的基本问题。谭其骧先生所概括的历史时期的中国的范围，即18世纪50年代至19世纪40年代鸦片战争以前的中国版图，至今仍是最具代表性、权威性的观点。此观点辨明了“历史时期的中国”范围与古文献中的“中国”范围、历代中原王朝的疆域范围、今天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土范围、历史上的所谓“内地”范围之间的区别，多卷本的《中国历史地图集》即体现了这一观点。而后，安介生教授回顾了秦汉至元代不断变化的民族地理格局，并指出其具有明显的时段性和差异性特征。
谭其骧先生
随后，安介生教授概括了明清两代疆域建设的成就。清代是中国历史上又一个由非汉民族所开创的大一统王朝，统一之后全国各级政区的拓展广度与治理水平，以及境内各民族融合的进度和密切关系，都大大超过以往各个朝代。一方面，清代国力的强盛与政区的一体化，为境内各民族的融合创造了极好时机；另一方面，将统一的政区管理体制推行于拥有众多民族及族群的广袤国土之上，清朝也确实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
一、“长城内外”：明清北疆民族构成之比较
在北疆方面，安介生教授指出，起始于秦或更早的时期的长城一线，既是最重要的民族区域分界线，也是中国北方农牧业分界线。400毫米等降水量线，大致为大兴安岭-张家口-兰州-拉萨，与长城一线也相对吻合。北面即被称为“大漠”的蒙古草原地带，长城南北一带，实际上为农牧业过渡地带。
为抵御鞑靼人的入侵，明朝在沿边地区设置九大重镇，合称“九边”。王士性《广志绎》有载：“九边延袤几八千里，墩台关口，联以重墙，亦犹长城之遗而讳其名耳。”明代北方蒙古及其他非汉族也是沿边分布，但其人口相关的史料较少。根据《兵略》与茅元仪《武备志》等书提供的资料和数据，安介生教授分别阐释了长城一线各边镇附近的蒙古部落的情况。粗略统计之下，明代晚期（万历末年）沿边诸镇附近住牧的蒙古各部合计约有417500余部落。游牧部落的“部落”，通常在研究过程中约同于汉族版籍中的“户”。若按每部落5人计，那么当时仅漠南地区的蒙古部落人数已经超过了200万之众，户口相当繁庶。
清代对长城南北实现了大一统，长城的功能也随之弱化。安介生教授认为，此后对北疆民族关系发展贡献最大的，当为归化七厅的建制与“走西口”移民。土默特及其周围地区归入清朝统治之初，基本仿照满清八旗的制度，编立了土默特二旗及西二盟（乌兰布察盟与伊克昭盟），实行都统制或由“札萨克”统领。这显然考虑到当地蒙古游牧民族的特点，带有浓厚的军事管制色彩，也不能与正式的行政区相提并论。塞北地区的安定与大片宜于耕种的土地对长城以南的汉族平民具有强烈的吸引力。在清朝官府允许乃至鼓励下，影响深远的“走西口”移民潮初见端倪，不少汉民开始北上进入口外地区从事耕商活动，为该地区的开发带来了勃勃生机。
雍正元年（1723）设置归化城理事同知，隶属于山西朔平府，宣告了归化城厅的建立，这是该地区行政区建置的初步尝试，同时也满足了地区开发及移民管理的需要。乾隆元年（1736），绥远城建立。后朔州左卫之建威将军移驻于此，作为归化地区及西二盟最高军事长官。再后来，两翼旗都统事务也划归将军管理。这一系列的移防安排，反映了清政府在这一地区统治的强化，同时有利于山西与归绥地区合为一体。乾隆六年（1741），归绥道设立，从此该地区成为山西省重要的组成部分。而归绥道和绥远城将军的并存，也是清代地方行政中“旗厅并存”制度新的表现形式。
安介生教授随后指出，在口外六厅中，来自山西各地的移民在数量上占有较明显的优势，也是最早来到此地从事耕种活动的人群。汉族移民特别是山西移民实为推动该地区政区建置进展的原动力。至光绪八年（1882），张之洞就任山西巡抚，到任不久便提出将口外七厅改抚民兼理事的主张，并于光绪九年（1883）九月上《筹议七厅改制事宜折》，对改制的理由和重要事宜作了详细说明。此次改制格外强调“编立户籍”，即建立完整的户籍管理制度。因此，归化城诸厅作为清代山西省的一个重要区域，其设置本身不仅是山西行政区划演变中的一个重大突破，也与山西平民的北上及口外地区农业开发密切相关。
二、“入关与出关”：明清东北区域民族构成之变迁
安介生教授首先指出，山海关为蓟州镇与辽东镇的分界点，是河北地区与东三省的咽喉要塞，即所谓“至自蓟以达辽，惟恃山海关一线以相通”。有明一代，除兀良哈三卫及东迁蒙古部落外，女真族已发展成为东北地区最主要的边疆民族，也是明代东北地区民族构成中最突出的部分。而当时的女真人又实为一个复杂的族群，其中按居住地域的不同又可分为海西女真、野人女真、建州女真等数种。其中，开原城（在今辽宁开原市北老城镇）作为辽东镇与女真部族的交界处，是为明代东北地区民族分布区最重要的分界点之一。
山海关
明廷对于东北及女真族地区最主要的管理方式，便是设立卫所，分而治之。随后，安介生教授梳理了明代辽东都指挥使司和奴儿干都司所辖羁縻卫所，指出奴儿干都司及下辖384个卫、24个千户所、7个站、7个地面、1个寨，除兀良哈三卫外，其余大都设置于女真族所在地区。
清代满族的崛起，是东北地区行政建制得以建立，及政治地理发生剧变的关键。在复原清代奉天地区人口的基础上，安介生教授强调，奉天地区由内地人口“入关”所致的人口变化，实质上也是一个民族构成的转变过程。“奉省居户，本皆旗丁”的状况，一方面是清初东北地区施行八旗制度使然，另一方面也说明当时并没有多少汉族平民在奉天地区居留。而地理位置更为偏远，人口也较稀少的黑龙江省，清代民族构成却更趋于复杂。其中，汉人“最初至厥为汉军，皆山东产”，“商贾初多山西人，农户多直、鲁人”。虽然军队本身也可作为一种特殊性的移民，但与奉天、吉林在开禁前便有招民之举和州县之设不同，黑龙江在光绪二十六年（1900）开放东荒后，汉民整体上才得以成批迁入。
三、从哈密到新疆：明清西北民族地区之变迁
元朝之后，明朝与西域的关系变得十分复杂。西域诸国在各自割据的同时，也与明朝之间形成了朝贡关系。安介生教授认为，与东北地区相仿的是，明朝对西北边疆地区的经略历程，十分清晰地反映在西北地区的卫所设置上。当时西北羁縻卫所可分为两大部分：一是西番诸卫，包括西宁、河州、洮州、岷州等番族诸卫；二是西域诸卫，包括安定、阿端、典先、沙州、罕东等卫。
明末清初，额鲁特（或称厄鲁特）蒙古雄踞天山以北地区，周边部族难以与之相抗颉，大多臣服纳贡。额鲁特下分四卫拉部，即绰罗斯（准噶尔）、杜尔伯特、土尔扈特、和硕特，各部分地而牧。康熙年间，噶尔丹自立为准噶尔汗，在兼并额鲁特四部后，进而吞并天山南部、青海以及漠北蒙古地区，对边疆地区的稳定构成极为严峻的威胁。康熙皇帝先后三次率军北征，收复了漠北地区。准噶尔余部降服后，仍旧在阿尔泰山以西至伊犁一带游牧。雍正继位后，准噶尔部又曾进犯蒙古地区。清军坚决反击，大举征伐，但未在天山以北地区建立管理机构。时至乾隆年间，准噶尔部发生内乱，不少酋长与部众归降。为永久消除西北边疆的隐患，清廷先后数次遣师北征，并在事态平定后，设置常驻军政官员，驻扎大批军队。从此，天山北路地区成了清朝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
康熙皇帝
新疆独立建省，是清朝在西北边疆地区政区建置的一个重大突破。乾隆年间平定准部后，便已设有直隶迪化州，下辖阜康、昌吉、绥来三县。新疆建省问题，也很早就是清代朝野人士议论的话题。然至光绪初年在西北所谓的“回变”平息之后，以左宗棠为代表的清朝官员正式将建省之举措提到议事日程。光绪四年（1879）、六年（1880），左宗棠先后两次向朝廷建议在新疆地区“开行省，设郡县”，直到光绪八年（1882）才得清廷的最终批准。从光绪八年到二十八年（1902），清朝在新疆地区共设置了4道、6府、11厅、2直隶州、1州、21县、2分县。有清一代，蒙古、缠、布鲁特、哈萨克、甘回，加上满、汉，构成了清代新疆境内的7种主要民族。
四、从“禁海”到台湾建省：明清东南海岛之变迁
安介生教授表示，明朝初期，郑和率领庞大船队七下“南洋”，不仅是中国航海史上伟大的奇迹和里程碑，也是中国东南沿海地区海洋开发与移民历史划时代的重大事件。而在郑和下西洋之前，已有大批中国东南沿海居民移居海外各地。作为移民定居之标志，一些华人定居聚落及移民社区之存在，出现于文献记载之中。如明人马欢，是郑和的通译，其所著《瀛涯胜览》为中外交通史之名著，其中便记载有东南亚各国中华人的情况。明末学者张燮在所著《东西洋考》中也多处提到东南亚各地的中国移民分布状况。
不过，明代中后期东南海疆最大的问题大概是“倭患”以及与之相关的海禁问题。安介生教授强调，“倭患”问题从根本上反映的是日本对中国物产的贸易需求。《筹海图编》中专有《倭好》一节，记载了日本人喜爱的各类中国物产。同时，中国士民对倭刀、倭扇、描金饰物等日本商品也有浓厚的兴趣。明嘉靖年间，沿海市舶司的罢省可以说是明代海禁政策最极端的表现。事实证明，这种极端的海禁政策是导致明朝中叶沿海“倭患”日益严重的最主要原因。而客观的贸易需求是无法遏制的，严峻的海禁更使中外贸易有利可图。因此，嘉靖间曾任福建巡抚的谭纶指出：“海上之国，方千里者不知凡几也。无中国绫锦丝绵之物则不可以为国。禁之愈严，则其值愈厚，而趋之者愈众。私通不得，则攘夺随之。”据时人郑晓所著《吾学编》的记载，当时所谓“倭寇”成分相当复杂，有“凶徒、逸囚、罢吏、黠僧、及衣冠失职、书生不得志、群不逞者”等等。
《筹海图编》中的地图
明清中国东南沿海移民潮中的一个重要移民方向，便是台湾。台湾的建省，也是中国东南沿海移民潮所取得的最伟大成就之一。台湾地区在中国古文献中有多种名称，如“夷洲”“琉球”“毗舍耶”“鸡笼淡水”等。台湾原住民族被称为“高山族”，在古文献中被称为“东番”。根据现有研究可知，所谓“东番”就族源而言，绝不是孤立海外的所谓“南岛语族”，而当为中国古代百越民族的一个分支。
中国东南沿海以及南海的海上交通，在很大程度上也受到洋流的影响。例如，秦汉时期中国古人的航海所至及中外交通的范围，已远远超出了文献记载中所谓“南海”诸郡的范围。作为台湾岛之“门户”，澎湖列岛是为台湾与大陆沿海周边地区之间交通往来的“咽喉”要地。“台湾之门户，曰澎湖，俗呼‘铁门限’，以其有吸铁石焉，船至则胶；前此之所以不通也。”澎湖地区险恶的航运状况，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影响了台湾与沿海其他地区之间的往来交通。阻碍航运的所谓“吸铁石”，即后来人们所熟知的“黑水沟”。
宋元时期，澎湖地区归属福建泉州后，东南沿海居民便已开始全面投入台湾地区的经济开发。而出于在东亚海域交通上的特殊位置，西方殖民者很早就展开了对于台湾岛的争夺。荷兰殖民者在天启二年（1622）占领了澎湖地区，后驱逐了西班牙殖民者，开始了殖民台湾时期。自1624年至1662年，“荷据时期”持续了38年。郑成功率军赶走荷兰殖民者后，仿照明朝政区，着手在台湾地区创置政区。郑成功及其部下均为东南沿海漳州、泉州人。其入台并定居，实际上也引发了一定规模的外来移民潮。
康熙二十二年（1683），清军攻克台湾，郑氏政权归降。自此，清朝在台湾地区开始了全面的建设，逐步建立起府、县等层级的行政管理机构。至光绪十一年（1885），台湾独立建省，下辖三府、一直隶州、六厅与十一县。安介生教授指出，自康熙二十二年清军收复台湾，至光绪二十一年（1895）中日签订“马关条约”被迫割让台湾为止，台湾归属清朝疆域的200余年的时间，正是台湾地区发展与建设的关键时期。
小结
安介生教授最后总结道，明清两代民族分布的重大变化、民族关系方面的成就，在学术层面所做的客观评价往往是通过比较得出的。民族地理分布格局的差异，同样也是通过比较之后才能看得更为清楚。北疆地区，明代以长城为限，清代时大量汉民迁入长城以北地区，其中以山西移民所开发的归化城七厅最具代表性。东北地区，明代建立奴儿干都司等羁縻卫所管理少数民族，清代东北地区虽有封禁政策，但仍有移民不断迁入，民族分布格局演变也促成东三省的建立。西北地区，明代仍以羁縻卫所为主，清代则新疆建省，以民政体制代替了军政体制。东南的台湾岛，明代为“东番之地”，清代以移民为支撑，台湾也得以建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