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中篇小说《团圆》于1961年8月发表在《上海文学》。 比起这篇小说，更多人熟悉的是由《团圆》改编成的电影——《英雄儿女》。1964年，长春电影制片厂将《英雄儿女》搬上银幕，影片中王成那句掷地有声的“向我开炮”给无数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电影主题曲《英雄赞歌》也成为人们耳熟能详的旋律。
因巴金曾两次赴朝，深入志愿军中采访，且在1991年夏天，烈士赵先友的所在部队决定在营区为赵先友立一座塑像，时任河北省军区司令员的张振川和将军李真请巴金为塑像题词“王成式的战斗英雄”，许多人便以为烈士赵先友便是王成的人物原型。
“关于这个问题，巴金本人早有十分明确的答复。”巴金故居常务副馆长、巴金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周立民告诉澎湃新闻记者，每当被问起这个问题，巴老总会笑着说“没有什么生活原型”。事实上，小说情节都是虚构的，而王成、王芳兄妹更是众多英雄的集合体，并非特指哪一个具体的人。“张振川、李真都是巴老在战地采访时结识的志愿军朋友，情不可却，他题词中‘王成式的’别有意味，就是说他并不认定某一个人就是小说中的‘王成’，反倒坚持认为‘集中概括了许多形象，才有了《团圆》里的王成’，这是一个作家忠实于艺术本身的表态。”
那么，小说《团圆》有着哪些过去被忽略了的艺术价值？它的写作背后有着怎样的历史渊源？巴金自己怎么评价小说《团圆》及其改编电影《英雄儿女》？近日，周立民就这些问题接受了澎湃新闻记者专访，也为观众观看大型话剧《英雄儿女》提供一份延伸阅读。
《英雄儿女》改编自巴金小说《团圆》
只有《李大海》和《团圆》两篇勉强可读
1961年7月20日，巴金完成《团圆》，这篇小说在8月5日出版的《上海文学》8月号上刊出了。鲜为人知的是，《团圆》的催生者其实是巴金的妻子萧珊。当时萧珊在《上海文学》杂志担任义务编辑，频频向老作家们组稿。这篇小说正是巴金应萧珊的约稿而写的，也可谓一段文坛佳话。
后来，《团圆》和《副指导员》《回家》《军长的心》《李大海》《再见》《飞罢，英雄的小嘎嘶！》共七篇短篇小说收入小说集《李大海》，由作家出版社于1961年12月出版。巴金在1961年8月19日所写的该书后记中说：“从去年八月到今年八月这一年中间，我写了七个短篇，都是与中国人民志愿军有关的，或者更可以说，都是怀念我所敬爱的英雄朋友的文章。”
不过，《李大海》只印了一版，这在巴金的作品集中非常少见。周立民分析，这跟作品出版后国内的政治和文艺形势变化有关，接下来又是十年浩劫，等一切风平浪静，迎来新时期，这本书所写的内容即便谈不上“不合时宜”，至少也不再引人关注。据李存光编著的《巴金研究文献题录统计，从1961至1966年期间，对于《团圆》未见一篇评论文字。
那么对于小说集《李大海》和小说《团圆》，巴金是怎么评价的？巴金在1962年给研究者余思牧的信中曾有过这样的话：“关于《李大海》，您的评语只是过分的夸奖，《副指导员》和《回家》都写得差。我自己翻看，觉得只有《李大海》和《团圆》两篇勉强可读。好久不写小说了，拿起笔总觉它不听指挥。”
在周立民看来，巴金这个自我评价是客观和准确的。“笔‘不听指挥’乃是‘笔’受制于思想。巴老那段时间的创作，毕竟还是思想束缚太多，放不开。”周立民说，1960年代初巴金的创作面临着心理深渊，他无法延续以往的创作路数，比如写大家庭，写知识分子，写“革命者”，这些序列的创作都曾被批评过，而且缺乏“安全系数”，那一时期，从小说创作而言，他能够跟上新时代的唯一资源就是写抗美援朝这个题材。
《团圆》和《副指导员》《回家》《军长的心》《李大海》《再见》《飞罢，英雄的小嘎嘶！》共七篇短篇小说收入小说集《李大海》，由作家出版社于1961年12月出版
体验生活不单是为了积累资料，也还是为了改变生活
也因这样的写作背景，周立民认为《团圆》虽然在巴金整体创作中的地位并不明显，却有着特别的意义。
“它是巴老描写朝鲜战争的这批作品中的代表作。他成功地将宏大的国家话语转换成个人话语，并以自己擅长的方式表达出来，这是在左右掣肘中难能可贵的艰难努力。《团圆》通过两个家庭悲欢离合的故事，既达到了宣传，又使个人的情感得以有效释放，与巴老本人和同时期很多作家的只有空洞的宏大话题的某些作品比，它已算佼佼者了。”
在巴金的自选集中，大凡选1949年后的小说，各选本几乎都没有落下《团圆》。周立民分析，如同孙犁的《荷花淀》一样，《团圆》并不是直接写战争，却从侧面写出了“新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同的精神境界。这种人际关系，可以理解为“阶级感情”，如同志之间、上下级之间、革命者和工人阶级之间……这种纯洁、真诚的关系和融洽的气氛，体现了巴金对“新社会”的朴素的理解和真切的情感。小说几个叙述层次相互穿插，流畅、自然，情动于衷又点到为止，几个小说人物性格的刻画也比较到位。
但他也认为《团圆》有着不足之处，比如第一部分对于王芳的描述，未免琐碎，难逃是在写“好人好事”的先进事迹的印象。“更为关键的是，巴老写出了部队、写军人生活，细节充足，氛围营造得不错，只是未能深入到人物的灵魂深处，往往只写到人物性格的单一的层面。”
对于这些不足，巴金本人也有意识。对于那些写抗美援朝题材的创作，他在晚年清醒地认为并不成功，至少没有达到他自己的要求，以致他1949年后写作的最长的一部小说《三同志》，因为自己不满意没有拿出去发表，直到晚年出版全集时才收入全集与读者见面。周立民强调，这在巴金漫长的写作生涯中是绝无仅有的事情。
电影总体改编“不错”，后面部分处理得“不够理想”
1964年，《团圆》被改编成电影搬上银幕。1965年元旦萧珊给在北京开会的巴金写信，信上说：“《英雄儿女》已上演，王辛笛看过，据说很感动，不知道你看了没有？文艺会堂九日上演这个电影，如果你回来了，我们可以一起去看了。”
当月9日，他们第一次去看了这部电影，巴金日记中写道：“六点三刻动身去文艺会堂，看‘长影’故事片《英雄儿女》，想起十二年前在朝鲜战地的生活。”
再后来，巴金也通过电视和广播重温了故事片《英雄儿女》。据巴金日记： 1966年3月20日，“三点半后济生夫妇带孩子来，在我家吃晚饭，一起看完电视节目（故事片《英雄儿女》）”；1977年8月14日，“晚饭后看电视（《英雄儿女》）”；1965年2月23日，“看电视节目（故事片《英雄儿女》）。听广播。看金公送来的《参考资料》。《英雄儿女》改得不错。关于王成的一部分加得好。王芳的形象也很可爱。但是影片中王芳受伤送回国以后就没有戏了，对王复标的处理也不能令人满意。总之结尾差，不够理想。”
“他肯定了电影总体改编得‘不错’，也指出后面部分处理得‘不够理想’，这是巴老对电影改编最为直接和最为重要的评价。”周立民说。
在周立民看来，电影《英雄儿女》放大了《团圆》中工人阶级一家的事情，故事性比小说强，从改编的角度，不错。“小说有很多朝鲜现场的细节感受，我认为巴金想表现新社会人与人之间的融洽和谐的关系和人的精神面貌——这些，电影全都给扭了，它要表现大主题。所以我觉得两个不同艺术类型，表现出来的东西不大一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