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自：中国税网
“一个博物馆就是一所大学校”。博物馆是公共教育的优质平台，暑期是博物馆参观旺季，今年暑期，许多博物馆开展了丰富多彩的活动，观众“预约+排队”热情捧场，各地博物馆迎来“打卡”热，尤其是那些颇具特色的博物馆，观众更是络绎不绝。明朝黄册、南宋银锭、战国木牍等税收文物，也吸引学生们或排队参观，或参加研学活动，成为暑期里被热捧的文物。人们欣赏这些文物穿越时空的魅力的同时，也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了解了它们背后的税史故事。
从南京明后湖黄册库遗址展馆看 明代的“税收大数据库”
柴逢国
南京玄武湖梁洲，湖水环绕，绿树成荫。优美风景之中，一片白墙黛瓦的建筑格外引人注目，这就是明后湖黄册库遗址展馆。
明后湖黄册库是明代的国家档案馆，其中存放的黄册是政府征收赋税的依据，可谓当时的“税收大数据库”。那么，明代的“税收大数据库”什么样?在暑期博物馆参观旺季，很多人来到黄册库遗址展馆，一睹600多年前国家档案馆的原貌，还有不少学生结伴参与了公园方举办的研学活动，沉浸式体验明代“税收大数据库”的魅力。
明朝户籍和土地黄册库的建立
所谓黄册，就是政府用于统计户籍和土地信息的登记册。政府依据黄册上的数据，对人口和田地征收赋税，在计算机还没问世的年代，黄册就是政府的“税收大数据库”。
田赋与徭役是中国封建社会百姓应尽的两大义务，政府征收田赋、征发徭役，必须准确掌握全国的土地与人口情况，所以田地与户籍信息始终是历代王朝“税收大数据”中的两大核心要素。
明朝建立之初，大臣叶伯巨就指出，“有户口而后田野辟，田野辟而后赋税增”。于是朱元璋于洪武三年(1370年)下发了“户帖谕”，要求对全国人口和家庭财产进行全面统计，内容包括每户人口、年龄、不动产、田地数量等基本信息。洪武十四年(1381年)，户帖统计出了全国的人口数据，但这还只是“初级版”黄册，因为它只解决了按人口安排徭役的问题，要管理田赋征收，还需要统计全国的田地信息。有关田地的统计信息，因其“量度田亩方圆，次以字号，悉书主名及田之丈尺，编类为册，状如鱼鳞”，也被形象地称为“鱼鳞册”。鱼鳞册记录每块田地的形状、位置、肥瘠、买卖分割、租赁等信息，旁边附注档案编号和与田地有关的桥梁、山川、河流等。
与统计人口信息相比，田地信息的统计难度呈指数级上升。田地没有官方统一的测量标准，以致有大小亩之分;此外田地形状不规整，计算面积很困难。即使统计技术问题解决了，田地亩产量的差别还是让征收田赋很难统一标准。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地方州府在绘制图册时引入“税亩”这个概念，即把能产粮1石的田地面积确定为1税亩，这样，税亩就成为与税收征管相匹配的税收数据单位。
从洪武三年下达“户帖谕”到洪武二十年鱼鳞册基本绘制完成，朱元璋用了整整17年时间，将户籍信息(户帖)与田地信息(鱼鳞册)这两个大数据包，成功加载到了大明“税收大数据库”(黄册)上，最终将徭役与田赋的有效管理权牢牢控制在朝廷手中。
“后湖界石”与黄册安全管理
明后湖黄册库遗址展馆的“镇馆之宝”，是一块于明弘治三年(1490年)设立的后湖界石，界石重200多公斤，上面是双钩线刻“后湖界石”四字，字体为赵孟頫体。这块界石经历也颇为传奇，明亡后，这块界石先被当地人用作水沟搭板而得以幸存数百年，直至20世纪70年代，搭板松动，维修时才被发现，几经辗转被正式移交给玄武湖公园。
这块界石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与黄册库的安全密切相关。
洪武十四年编制黄册时，朱元璋对黄册的存放方式作了规定，详细登记每户纳税信息的登记册一式4份，只有呈交户部的正册封面要用黄色封裱，故称黄册。
该规定颁发后，地方按照甲、里、县、府的层级，逐级汇总黄册内容，最后由布政司将辖区内所有正册打包装车，运往京城金陵，首次运抵京城的黄册就有53393册。大量黄册需要妥善存放，朱元璋的目光落在了太平门外后湖(今玄武湖)之上，“后湖之广，周遭四十里，中突数洲，断岸千尺……此诚天造而地设者也”。纸质的黄册作为最核心的税收数据资料，要防火防潮、防盗防篡改，后湖梁州成为不二之选。
选定黄册库地址后，朱元璋下令将湖边的城墙加高加厚，将紫金山与后湖隔绝开来，又向北修建城墙，在黄册库所在地周边设立界墙、界石，界内一律不许百姓进入，“后湖界石”就是用来隔绝外人的。
黄册库的内部设置也颇为讲究，数万册黄册，按照州、府分层分格，分门别类码放在四面敞开式的架阁上，架阁上方置一斜盖板全覆盖，以防屋顶漏水淋湿黄册。这一切在明后湖黄册库遗址展馆中，均得到很大程度的复原再现。
为了做好对黄册的日常管理，明朝规定，黄册要每10年进行一次数据更新，称之为“十年大造”，洪武十四年首期黄册规模为5万册，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大造后便翻一番，达到10万册以上，此后200多年不断更新。从洪武十四年到崇祯十五年(1642年)，入库的黄册总量接近200万册之巨，后湖的黄册库也从最初的36间扩展到787间，摆放阁架3086个，规模之巨令人称奇。
到明末，黄册库管理渐渐松懈。清军围攻南京时，守城军队将黄册库中的黄册搬出来垒补城墙缺口，甚至将黄册撕成单页用来制作火炮引信。即便如此，在清军入城后，还曾数次将黄册库中海量的黄册当作废纸出售，将收入作为军饷。黄册数量之巨，由此可以想象。在经历战火劫难后，原先黄册库中的黄册早已不复存世。
站在600多年前的黄册库遗址之上，置身于复原的黄册库场景之中，此时有阳光穿户而入，这一缕阳光是否曾照晒过当年摆放在这里的黄册，而轻风是否也曾将它轻轻翻动……
武汉税收博物馆“镇馆之宝” 850岁宋代银锭的“自白”
范志荣 众禾
“哇!好大一块银锭!”
今年暑期，一批又一批中小学生在“税务妈妈团”亲子代表们的带领下，来到武汉税收博物馆参观，大家不约而同地在我的展窗前驻足，连连发出赞叹。
我与子青先生
面对一拨拨慕名来参观的游客，我想起了与子青先生(化名)相遇的那个下午。
那是一个风和日丽的日子，中国嘉德发起的一场古钱币专场拍卖会正在举行，场下坐满了竞拍者，子青先生正是其中的一位。当时，我躺在水晶玻璃质地的精致展台上，身边一张小卡片上是我的基本信息：身高12.5厘米、体重980克、年龄约850岁……
“三万三千六第一次……三万三千六第二次……三万三千六第三次……”拍卖师手起槌落，“成交!恭喜这位先生获得5152号拍品——南宋‘出门税’银锭。”
没错，我是一块银锭!
在一阵掌声中，子青先生将我高高举过头顶，接受大家的祝贺。那一刻，透过他的指缝，我瞧见报告厅内电子时钟显示的一串红色数字：2007.11.11 14:00.
在此之前，我在买家、卖家之间被频繁倒手，早已记不清换过多少主人了。后来我才知道，子青先生是一名基层税务干部，收藏是他的业余爱好。能与他结缘，我也算得遇明主。
5年后，子青先生将我转让给现任主人——武汉税收博物馆，我终于安顿下来。
我和我的家族
说到我的家族，我是有发言权的。在中国，银锭最早起源于汉代，唐宋时期相对较少，元明以后开始盛行，不同时期的银锭在用途、形态及铭文上多有不同。
最早，银锭只作为进献王室的贡品，后来才用于纳贡、献礼、发俸、犒军、赈灾、赏赐等。自隋唐起，银锭成为货币进入市场流通，相较于铜钱、铁钱或纸币，因其“硬通货”的特点深得世人偏爱。
在形态上，银锭主要有长条形、四方形、圆饼形、亚腰形、马蹄形等。唐代多为长条形，宋代主要为亚腰形，其中南宋时为弧首束腰，类似猪肾，民间俗称“猪腰银”。明清时，则以马蹄形最为常见，百姓通常称之为“马蹄银”或“元宝”。
北宋银锭基本为官制，至南宋渐有民间机构参与铸造。银锭大都有铭文标明用途、年份、重量、成色、铸地、铸造机构和工匠姓名等，北宋以前一般以手工錾刻，南宋始用特制戳模砸印，而且字数由多变少。
我出生时砸印的4排12个楷体铭文，至今清晰可见。左肩3字“出门税”，表明我是一块“出门税”税银;右腿2字“马李”，是官方委托铸造银锭的民间金银铺号，这家铺子由马姓、李姓两家合伙开设;右腰2字“东李”，指铸地所在的街巷名称;左腰5字“助聚李小五”，其中“李小五”为工匠姓名，“助聚”指的是将征收上来的“出门税”税款(可能为铜钱、铁钱或者纸币)兑换成银两，再熔铸成银锭。
综合多种信息，文物专家鉴定我为南宋“出门税”银锭，规格为二十五两(宋代一两折合现在约40克)。
我与“出门税”
专家认定我出生于南宋，的确不假。幸运的是，我出生那会儿是宋朝历史上少有的和平年代。至今我仍清晰记得，银匠李小五将我从炉膛中抽出，用模具在我身上砸出“出门税”三字时，那是淳熙元年(公元1174年)一个寒冷的冬天。
那一年，正值宋金“隆兴和议”签订后的第10年，两国榷场贸易全面恢复，我之所以能在那时出生，也得益于南宋政府在榷场征收的税款与日俱增。
别看我个头不大，其貌不扬，但也算是正儿八经的官方血统。出生后，我便和其他税银一起被押解到临安(今杭州)缴入国库储备起来。
“生活在宋朝，出个门还要缴税?”在武汉税收博物馆的展台上，我常常听到参观者类似的疑问。
其实，“出门税”不是指出门要缴税。宋代的商税包括过税和住税，其中过税是对贩运货物的商人(行商)课征的通过税，税率为2%。“出门税”就属于过税，是对行商贩运货物进出城门时征收的通过税，最早源于北宋时期的“国门税”，即商人到边境榷场交易进出国门时需要缴纳的税。后来，由于宋朝纳贡、军费负担沉重，“国门税”渐渐演变为“出门税”，地方政府竞相于大小城门设卡征税。20世纪60年代以来，在南宋与金国的边境贸易地区，比如河南、安徽、江苏、陕西等地相继出土40多块“出门税”银锭，应该是彼时遗留下来的。
我成了“镇馆之宝”
我在国库“躺平”过一段时光，可好景不长，公元1206年韩侂胄发动开禧北伐，我和一批税银成为军费拨给了北伐军。3个月后，我作为赏银被赐给了一位战功卓著的军官，然后被其迅速花掉。1273年2月，被元军围攻6年的襄阳城被攻破，次年9月，忽必烈令伯颜率20万大军，由襄阳入汉水过长江，整个长江中下游地区被迅速卷入战争旋涡。
当时，我的主人是安徽六安一位茶商的妻子，听闻元军即将进攻六安，她将我和几件珠钗装入一个陶罐，匆匆埋于房前一棵石榴树下，自己连夜逃难去了。再次见到阳光时，我已在那个陶罐昏睡714年。一位年轻小伙在自家责任田干活时发现了我，当他的锄头挖破陶罐时，久违的阳光照进来，我终于得以重见天日。
此后，我换了一个又一个主人，直到2007年在拍卖会上与子青先生相遇。
2012年11月，武汉税收博物馆开馆迎客，我受到了前所未有的礼遇。用参观者的话说，我是这里的“镇馆之宝”，我也感觉真正回家了。
现在，我每天的工作就是向人们展示、传播税收历史文化，一切都是那么轻松惬意而富有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