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名22岁女主播因连续熬夜加班突发疾病去世，引发对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工作强度的关注。记者调查发现，快递、外卖、直播、网约车等新业态就业人员，每天工作超10小时是普遍现象，缺乏工时规范约束。
中航发展大厦附近，一名外卖骑手正在配送餐食。
外卖员老冯短暂休息，和朋友聊天。
现象
每天工作10小时是常态
中午12点半，刚送完一趟餐的外卖员老冯，将车停在了路边。从早上7点开始，他已连续工作了5个多小时。
“平均每小时跑3趟吧。每趟送的餐多少不等，有时候只有一两单，有时候多点。”老冯说，他准备干到天黑后再回家，“我们这行，不吃苦不行。每天出门，都要跑10个小时以上，有时累到眼睛里都冒花儿。”他说，一些专送骑手，每天在路上的时间更长。“一天跑十三四个小时的骑手也不少，想赚钱就多跑会儿呗。”一旁，老冯的同伴说道。
与外卖员类似，快递员的工作时间也拉得挺长。下午4点，北土城东路中航发展大厦前，快递员周正忙着整理货物。“我早上6点出门，一直忙到晚上8点左右，没有‘双休’。”周正说，遇到购物节或者节假日时，晚上8点以后收工，也是正常工作状态。
记者采访多位快递员、外卖员、网约车司机，大家普遍坦承，每天工作10个小时是“很正常”的状态。而随着“直播经济”衍生出的带货主播，工作时长和压力同样不小。
30岁的晓宁，从事主播行业近4年，在多个电商、短视频平台都在做直播。晓宁介绍，最长一次直播是13个小时，如今平均每天工作6个小时左右。“人们传统的印象可能觉得主播没那么累，但要在镜头前高强度工作好几个小时，其实很累。”她说，主播的工作分为日常播（小直播）、专场播等多种。一般人休息的时间，正是直播的黄金时间。“直播从夜里0点开始，也就是深夜场。不是一个人熬夜，是台前幕后一帮人集体熬夜。”
根据我国《劳动法》的规定，工时制度有三种——标准工时制、综合计算工时制和不定时工作制。其中，后两者统称为“特殊工时工作制”。但记者调查发现，对于依赖互联网技术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来说，并无专门明确的工时制度标准。
探因
他们用时间来换收入
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为何工作时间偏长？调查发现，主要与这些领域的用工形式不一、以计件为主要标准的收入机制有关。
除了有快递员表示与公司站点有签订固定的劳动合同之外，不少外卖员、同城配送骑手均表示自己是灵活“兼职”、时间自由。而不论是哪种用工关系，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收入机制，主要是以计件为基准。
“没有底薪，收入主要靠收派件数量。”快递员周正说，自己每完成一单收派件，就能获得一块多钱的收入，每天收派件100多单比较常见，有时候遇到电商节，每天辛苦一些能收派件200多单。记者获得一份某知名快递公司新近的招聘启事，其中在“薪酬待遇”中，有“计件薪酬、多劳多得”的表述，并未提及有底薪。
外卖和网约车行业也是如此。下午4点，北三环东路附近外卖员何伟才吃上一顿饭。他说，平台提成在20%多一些，自己每完成一单，平均能获得7元左右的报酬，每天配送40单到60单。“全职”网约车司机吕苗峰也介绍，平台每一单的提成近30%，“刨除油钱，只能拉长时间获得更多报酬。虽然有防止疲劳驾驶的强制措施，但是以每单在线时间相加，很难跑到那个线。”
有公司背景的主播和自由职业身份的主播，收入构成也有所区别，但大都同样依赖时长。主播晓宁介绍，对于有公司背景的主播而言，一般有保底底薪和提点。但不论是什么用工形式的主播，主要的增加收入方式就是“靠时间。”
保障
保险保障缺乏统一标准
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劳动关系系副主任、副教授刘晓倩认为，新就业形态从业者与平台公司之间关系复杂，给劳动关系的认定提出了挑战，导致传统劳动标准适用困难。而工时标准是劳动法律制度的核心，在劳动关系不明确的情况下，很难将劳动法中的工时标准直接适用于新业态从业者。也因此，新就业形态领域劳动者往往缺乏“工伤保险”一说。
采访发现，由于用工形式多样，新就业形态领域内不同行业，对劳动者的保障情况不尽相同。
“我们有‘五险’。”一名快递员告诉记者，尽管每天在路上的时间比较长，但自己与公司站点签署劳动合同后，待遇保障还是不错。而一些有公司背景的主播，“五险一金”也比较常见，“我之前就签署了公司，有‘五险一金’，后来才自己出来干的。”晓宁说，签署了公司的主播，福利保障大多数都比较正规。
然而，在外卖、同城配送和网约车领域，情况就不尽一致了，主要是购买商业保险。
“我们主要是有意外险，以及‘三者险’。”通州万达广场附近的同城配送骑手贺光说，每天登录系统开始第一单时，平台会扣除3元钱作为保险费用，“每个月90元，万一有事故什么的可以申请赔偿。”而外卖专送骑手周正则说，平台每天会扣除6元钱作为自身意外保险费用，“每个月扣180元。”
声音
规范新业态别用老思维
“需要更具创新性地探索适应于新业态从业者的权益保护方式。对于快递、外卖、网约车、主播等从业者，要针对各自业态特点逐步建立合理的工时制度和休息休假制度。”刘晓倩认为，这不仅有利于避免过劳、减少安全隐患，也有利于促进工作和生活平衡，提升从业者内在幸福感。
刘晓倩说，新就业形态领域工时规则的建立和发展，将是逐步而长期的过程，需要突破点。这期间可以进一步发挥三方协商机制的作用，目前政府方一直致力于补齐新业态从业者劳动权益保护的短板，工会在吸纳新业态从业者入会方面已取得很大成绩，雇主方的策略也在不断调整和变化中。在具备相应契机时，经由三方协商建立工时规则将可以期待。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社会法室副主任、副研究员王天玉认为，新就业形态的过度劳动、行业里的利益分配，需进一步规范。解决新业态的种种问题不能用“老思维”。如果要建立新就业形态工时制度，劳动者的工作场所首先就不好界定和控制。更重要的是，这些领域劳动者工作时间过长，是因为他们有收入预期，而当下收入增长机制不够合理。
“与其建立新就业形态工时制度，不如改善从业者的单价、收入，完善职业保障。”王天玉说，可考虑以“任务计量性”的思维来治理，即盯住从业者的任务单价和任务强度。保险可由当前的商业保险为主，逐渐设计出一个“行为险”。无论是兼职还是其他用工形式，只要有送餐送外卖的行为即可。建立“行为风险保障”制度，从“从业人员——平台”的保障模式转向“从业人员——行业”的行业化实施机制，形成完全社会化的社会保险模式。 本报记者 李松林 文并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