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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专题-新冠疫情对全球人口总量和结构性影响
期货从业资格号：F3008762
2019年底以来传染性极强、伤害性不低的新冠疫情在全球肆意扩散，给人类社会正常生活生产秩序带来极大冲击。新冠疫情一方面通过直接伤害人体以及通过挤兑医疗资源的方式来提高死亡率，另一方面通过提升未来不确定性来降低出生率，结果是2020年之后全球人口增长率跌破1%关口。除了对人口总量的影响外，新冠疫情在全球各国扩散情况不一，对各年龄段人口影响也不一样，因此新冠疫情对人口结构也有影响。虽然欧美多个国家宣布新冠疫情已经结束，并且减少甚至完全取消防疫措施；但新冠病毒的高变异性使得构建群体免疫屏障非常困难，2022年5月份以来欧美多国疫情扩散有明显抬头迹象，再加上普遍存在且持续较长时间的新冠后遗症，我们判断新冠疫情对全球人口的影响继续存在。本文所用到的人口数据主要来自于联合国人口司的新版《世界人口展望》（WPP2022），该报告1950年至2021年的数据集为估计，真实性较强；2022年及以后的数据集为预测，故存在很大的变数。
一、新冠疫情概述
截至2022年8月10日，全球累积新冠确诊病例5.87亿，占到全球总人口的7.4%；累积死亡病例642.7万，占到全球总人口的0.08%。从地区分布看，亚洲和非洲总人口占到全球的76.9%，确诊数和死亡数分别占到全球的31.2%和26.7%；欧洲和美洲总人口占到全球的22.5%，确诊数和死亡数分别占到全球的66.8%和73.1%，因此新冠疫情对人类生命健康冲击最大的地方在欧洲和美洲。从收入组分布看，高收入国家总人口仅占全球的15.7%，但确诊数和死亡数分别占到全球的60.1%和39%，因此受新冠疫情影响最大的国家为高收入国家。
在全球前三十个人口大国当中，美国（9257万）、印度（4421万）、法国（3421万）、巴西（3407万）和德国（3144万）等五个国家的确诊病例数超过3千万，美国（103.6万）、巴西（68.1万）、印度（52.7万）、俄罗斯（37.5万）和墨西哥（32.8万）等五个国家的死亡病例数超过30万，法国（50.7%）、韩国（40.5%）、德国（37.7%）、意大利（36.1%）和英国（34.9%）等五个国家的累积感染率（总病例数/总人口）超过30%。
由于在欧美纷纷宣布新冠疫情结束并取消防疫措施的影响下，亚洲国家也在陆续宣布消极抗疫并进行躺平闯关，这些国家的疫情在短期内经历了爆发性扩散。可以预见的是亚洲发展中国家确诊病例数还将继续上升，但若新冠病毒变种毒性趋弱的方向没有发生变化，那么新冠疫情对亚洲发展中国家人类生命健康的冲击在整体上仍低于欧美发达国家。
二、疫情对全球人口的总体影响
2.1 人口增长率先明显下跌后小幅修正
截至2021年中期，全球人口达到79.1亿，较1950年中期的25亿增长了216%，全球陆地平均人口密度则从19.2人/平方千米增长到60.7人/平方千米。根据WPP2022中性预测，2022年底全球人口有望突破80亿关口。尽管全球人口持续增长，我们可以看到2021年全球人口自然增长率仅为8.2‰，比2019年的10.3‰下降了2.1个千分点，同时也是1950年以来的最低值。两年时间内自然增长率的如此大幅度的下降，在过去70年内仅发生在在1958年至1960年；但1957年全球人口自然增长率为20.5‰，相比2019年高了差不多一倍，这也说明2019年至2021年全球人口自然增长率2.1个千分点的降幅是更加显著的。因为在这个时间段内并没有大规模的战乱或自然灾害， 因此我们可以合理判断这是新冠疫情扩散所造成的结果。
如果我们把自然增长率拆分为粗出生率与粗死亡率之差，新冠疫情对人口增长的影响将可以看得更加清楚。由于二战后卫生医疗技术在全球的扩散，以及婴幼儿和老年人这两类高风险人口在总人口总比例的下降，从1950年以来全球粗死亡率整体上来说是趋势性下降的。但是除了1957年至1960年这个特殊时间段内外，2021年粗死亡率较2019年上升1.3个千分点至8.8‰，这种情况也是1961年以来从未出现过的。
以疫情前全球粗死亡率7.5‰为基准，2020年和2021年的基准死亡人数分别为5882.7万和5932万，实际死亡人数分别为6317.4万和6924.8万，也就是说因疫情扩散而产生的超额死亡数分别为436.7万和992.8万，这个数据比WHO统计的两年疫情累积死亡545万要多884.5万。原因在于，新冠疫情除了病毒攻击直接导致人类死亡外，还通过挤占医疗资源和其他公共资源来产生次生伤害，另外还有相当数量的因疫情死亡但没有上报的个案。2021年全球人口出生时预期寿命为71岁，较2019年减少1.8岁或2.5%，与粗死亡率的情况一致，同样是1950年以来非常罕见的预期寿命下降事件。
在出生方面的情况较为复杂，因为人类生育行为受到经济社会发展不确定性、家庭/工作/社交环境压力以及生命安全健康等多方面因素影响。根据张翠玲等《灾难性事件导致出生人口短期减少、中期反弹-基于国际比较研究》的结论，饥荒、地震、热浪和疾病等导致大量死亡的灾难性事件往往导致9个月后的出生人数大幅减少，灾难性事件将平均导致9个月后出生率下降10-15%左右；灾难发生10-11个月后生育率开始复苏，这种回升常被称为“死亡替代生育”或“恢复性生育”，常由对失去生命的恐惧和死亡创伤所驱动。1950年以来全球粗出生率整体趋于下降但下降幅度比粗死亡率更大，波动率也大于粗死亡率。2000年至2019年全球粗出生率大致呈线性回落趋势，2020年至2021年跌幅明显低于线性回归结果，平均每年损失1个千分点或5.5%，以此计算2020年至2021年全球因新冠疫情而减少生育1575万。
由于越来越多国家消极抗疫并减少或完全取消防疫措施，全球社会实际上已经进入后疫情时代。但这并不代表疫情真的完全消失了，而且取消防疫措施意味着疫情统计结果失真情况更加严重。根据世界卫生组织WHO数据，目前全球日均新增确诊病例84.2万，日均新增死亡病例0.21万，还有持续存在的新冠后遗症干扰。对于后疫情时代的生育死亡情况，WPP2022预计随着疫情影响的逐步减退，全球粗死亡率将在2023年回归到疫情前水平；但粗出生率在经历一次性冲击后不会回到原来的趋势路径，而是在一个更低的水平上继续逐步下降的过程；结果是全球人口自然增长率到2023年差不多回归到2019年的水平，随后开始新一轮逐步下降的过程。之所以生育率不会像历史经验那样出现反弹，是因为疫情前生育率就处于一个下降过程，而新冠疫情以及为其而加速进行的全球政经格局重组进程，所造成的一个主要结果就是全球经济将较长期处于滞涨阶段，全球社会经济存在较大不确定性，而且家庭/工作环境压力也明显提升，因此对生育行为产生新的较为持久的抑制作用，新老因素叠加就使得生育率不会出现明显反弹。
2.2 抚养比率短期扰动不改长期回升趋势
在经过二战后二十年的生育补偿期后，1966年起全球14岁及以下幼儿占比开始稳步回落，而65岁以上老年占比则加速上升；2012年全球幼儿、中年和老年占比分别为26.79%、65.35%和7.86%，幼儿抚养比、老年抚养比和总抚养比分别为40.99%、12.03%和53.02%。此后老年占比上升速度超过幼儿占比下降速度，中年占比开始缓慢下降，总抚养比率开始缓慢上升，人类社会整体从人口红利阶段转入人口负债阶段。
但是在新冠疫情影响下，机体免疫功能较弱的老年人被新冠病毒清理出去，而新冠疫情又通过生命安全健康威胁和社会经济不确定性来抑制生育行为，因此老年占比加速上升的趋势被短暂抑制，而幼儿占比则加速回落。结果是总抚养比率在2020年达到阶段性高点54.11%之后，出现一个短期性的小幅回落过程，一直到2027年的53.36%。也就是说，新冠疫情通过降低负担（抚养老年）、降低投资（抚养幼儿）的方式，使得人类社会有能力挤出空间来应对疫情冲击。2020年至2027年的总抚养比率短期下降，从定义上来看可以归入人口红利期；但因为这些人口红利，被全部用来应对新冠疫情冲击（甚至还不够，还要大幅举债，2020年至2021年全球债务水平大幅上升），因此对经济来说是毫无益处。
在经过疫情的短期扰动之后，从2028年起全球总抚养比率将从一个更高的起点出发，重新开始人口负债过程，人口结构变化将再次对全球经济增长起拖累作用。
二、疫情对经济体人口的相对影响
这一部分我们重点分析美国、德国、日本、中国和印度等五个经济体的人口情况，这五个经济体人口合计占到全球的40.8%，名义GDP总量合计占到全球的54.8%，美国、德国和中国分别是美洲、欧洲和亚洲的经济领头羊，日本是亚洲第二经济强国，印度是全球人口第二大国，因此这五个经济体具有较强的重要性和代表性。
2.1 中国人口即将进入负增长阶段
2021年中期美国、德国、日本、中国和印度的人口总量分别为3.37亿、0.83亿、1.25亿、14.26亿和14.08亿，占全球人口的比重分别为4.26%、1.05%、1.58%、18.03%和17.8%。总体上看，美国、德国和日本人口占全球比重自1950年以来是持续下降的，这反映出它们的人口增长低低于全球总体水平；中国人口占全球比重在1974年达到最高值22.51%，随后因计划生育、经济增长和社会就业机会增多等因素快速下降；印度人口占全球比重则直到2017年才见顶，而且见顶后的回落步伐也较为缓慢。特别地，按照WPP2022年的中性预测，中国2022年中期人口将比2021年中期减少6千人，从而正式进入负增长区间，而印度也将在2023年超越中国成为全球人口第一大国。无独有偶，国家卫健委8月1日在《求是》杂志上发表的《谱写新时代人口工作新篇章》一文，也明确指出十四五期间中国人口将进入负增长阶段。根据WPP2022中性预测，到2030年美国、德国、日本、中国和印度的人口总量分别为3.52亿、0.83亿、1.19亿、14.16亿和15.15亿，占全球人口的比重分别为4.12%、0.97%、1.39%、16.56%和17.73%。
2018年开始，由于长期计划生育积累下来的负面因素开始加速显现，而二孩政策的效力开始减退，中国人口增长率跌破2001年至2018年的平台区间，2019年中国人口增长率为0.3%，比2017年降低0.29个百分点。2020年新冠疫情爆发之后，五个经济体人口增长率均明显下跌，2021年美国、德国、日本、中国和印度的人口增长率比2019年分别减少0.34、0.24、0.14、0.3和0.32个百分点。但是在后疫情时代，WPP2022预计美国和印度的人口增长率短期内明显反弹，日本的人口增长率大致持稳，而中国和德国的人口增长率继续下滑从而完全进入负增长阶段。截至2021年中期，美国、德国、日本、中国和印度的人口增长率分别为0.298%、0.044%、-0.536%、0.004%、0.676%，WPP2022预计中国2030年人口增长率将下降至-0.18%。
在经济体层面人口增长率取决于粗出生率、粗死亡率和净迁入率（迁入人口减去迁出人口，以占经济体人口的千分比表示）。在生育方面，受新冠疫情扩散以及防范疫情所必需的隔离措施影响，2021年五个经济体的粗出生率均较2019年有一定程度的下降；虽然欧美高收入国家的疫情扩散情况更为严重，但是由于高收入国家采取了大规模财政救援的方式稳定居民收入，同时高收入国家普遍没有采取严格的隔离措施，因此高收入国家的生育率受新冠疫情影响并不大，2021年美国、德国和日本粗出生率较2019年的下降幅度均在0.2个千分点之内。而对于中国和印度这些中等收入国家而言，由于社会经济正常秩序受新冠疫情影响较大，社会环境和家庭收入的不确定性抑制了人们的生育意愿，2021年中国和印度的粗出生率分别较2019年减少2.7和0.6个千分点。与前述张翠玲等论文的结论一致，WPP2022预计五个经济体的粗出生率在后疫情时代均不会出现反弹，反而在一次性下降之后，还会回归到原来的稳步下跌趋势。截至2021年中期，美国、德国、日本、中国和印度的粗出生率分别为11.06‰、9.17‰、6.57‰、7.63‰、16.42‰，WPP2022预计2030年中国粗出生率将下降至7.08‰，届时与日本粗出生率相差无几。
在死亡方面，WPP2022基本上是把新冠疫情对人类社会的冲击视为一次性事件，因新冠疫情导致的死亡率短期上升在后疫情时代会回到原来根据人口结构和预期寿命计算的死亡率趋势。比如美国、德国和印度因疫情严重扩散的关系，2021年粗死亡率较2019年均上升超过1.5个千分点，而在后疫情时代这些经济体的粗死亡率又有差不多幅度的回落。中国和日本因严格防控疫情的关系（注：在WPP2022报告撰写期间日本还没躺平冲关），2021年粗死亡率相比2019年变化不大，上升幅度均在0.5个千分点之内；而由于人口老龄化趋势较为严重，疫情前中国和日本的粗死亡率就有快速上升的趋势，疫情后中国和日本的粗死亡率也就没有回落。截至2021年中期，美国、德国、日本、中国和印度的粗死亡率分别为9.74‰、12.49‰、12.64‰、7.45‰、9.45‰，WPP2022预计2030年中国粗死亡率将上升到8.64‰。
净迁入率受相对经济状况影响更大。总体来看高收入国家的经济发展优势还在，美国、德国和日本在疫情前后都是人口净流入国而中国和印度持续为人口净流出国。但随着中国和印度的经济发展水平向高收入国家靠拢，中国和印度的人口净迁出率也有趋势性下降。另外由于高收入国家就业市场因疫情冲击和财政援助的原因而普遍紧俏，因此也吸引了更多发展中国家的居民前往寻找工作机会，因此疫情后高收入国家的净迁入率有所反弹但总体上回不到以前的高水平。由于以逆全球化为主要标志的全球政经格局重组正在加速进行，文化断层线附近的地缘政治风险明显上升，我们预计这对于国际人口迁移也起到抑制作用。
2.2 中国人口负债短期不明显
因计划生育与经济发展等因素，1975年以来中国幼儿占比以较快速度下降，而新冠疫情使得中国出生率断崖式下滑。1970年以来中国老年占比缓慢上升，2015年之后进入指数式上升；由于中国动态清零防疫措施以及最大程度保障人民生命安全的防疫理念，中国死亡率在疫情期间并没有明显上升。截至2021年中期，中国14岁及以下以下幼儿人数占总人口比重为17.7%，低于印度（25.7%）和美国（18.2%）而高于德国（13.9%）和日本（11.8）；中国65岁及以上老年占比为13.1%，低于日本（29.8%）、德国（22.2%）和美国（16.7%）而高于印度（13.1）。根据WPP2022中性预测，到2030年中国幼儿占比将下降至13.1%而老年占比将上升至18.2%。
由于十年文革和计划生育等因素，中国总抚养率从1966年的82.4%下降至2009年的37.1%，下降幅度之大在五个典型经济体中是绝无仅有的，这也让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后享受了巨大的人口红利。然而人口结构变化对经济的影响具有两面性，人口红利期过后是人口负债期，2010年之后中国总抚养率开始上升。由于出生率衰减速度较快，然后在疫情期间又遭遇一次性冲击，因此中国总抚养率迄今的上升幅度并不大，WPP预计中国2023年总抚养率将上升到45%，而且随后有一个连续四年的小幅下降过程。但从2024年起中国总抚养率将以非常快的速度上升，背后主导因素是出生率断崖式下滑导致人口老龄化进程加速。根据WPP2022预测，到2023年美国、德国、日本、中国和印度的总抚养率分别为54.5%、58.1%、71%、45%和47%，到2050年上述五个经济体总抚养率将分别上升到64.6%、76%、94.7%、71.1%和49.3%。
国家卫健委的文章《谱写新时代人口工作新篇章》指出中国人口存在五方面问题：1、随着长期累积的人口负增长势能进一步释放，十四五期间中国人口将进入负增长阶段；2、生育水平持续走低，近年来总和生育率降到1.3以下，低生育率成为影响中国人口均衡发展的最主要风险；3、老龄化程度加深，预计2035年前后进入人口重度老龄化阶段（60岁以上人口占比超过30%）；4、家庭小型化，2020年平均家庭户规模降至2.62人，较2010年减少了0.48人，养老和抚幼功能弱化；5、区域不平衡，一些生态脆弱、资源匮乏地区人口与发展矛盾仍然比较突出。鉴于新冠疫情对中国生育率的影响以及2023年之后中国老龄化和总抚养率快速上升的预期，我们认为决策层一方面需要着力稳定社会预期并缩小贫富差距，在确保优生优育的同时降低幼儿养育成本，逆转生育率快速下滑趋势；另一方面需要加快产业升级换代，加速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智能化改造，推动经济发展模式从粗放式进入集约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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