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初期至嘉道年间，天津文化以儒雅文化为主体，进入鼎盛期。这个时期文化的兴盛，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以盐业为一大支柱的沿海经济和盐商的崛起。
天津曾是漕运中心，也是盐的产销重地。康熙年间，清廷将长芦巡盐御史署从北京移至天津，又将长芦盐运使司从沧州迁到天津，更推动了天津盐业的兴盛。外埠商人亦接踵而至，这里很快成了盐商的大本营。
天津盐商但凡发迹，多热心文化教育，并营造园林，罗致文人学子。坐落在今河北区锦衣卫桥以北旧金钟河畔的问津园等私家园林，便是清初天津大盐商遂闲堂张氏所建，问津园比天津查氏的水西庄要早建五十多年，是天津最早的盐商园林。近人高凌雯说：“沽上园林之盛，张氏首屈一指。”
道光年间天津学者郭师泰说：“若人文之盛，又有张氏遂闲堂、查氏于斯堂。大江南北知名之士聚集于斯者，踵相接。津沽文名，遂甲一郡。”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张氏在清代天津文坛的地位和作用。
业盐起家 津门豪富
遂闲堂张氏原籍河北抚宁，是清初由普通商人一跃成为大盐商的代表。张家最早由抚宁迁居津门的是张明予与其弟张闻予。他们在顺治间即以行盐长芦开创了张氏家业。与张家有莫逆之交的天津诗人龙震在《记亡友张帆史交情始末》一文中写道：“予先大人与其父闻予公曾同贫贱患难，又同业盐于长芦，及张氏昌大，予家亦丰足。”帆史即闻予之子张霔。由此可知张家先世明予、闻予一代当初并不十分显赫。后来，张明予故去，明予之子张霖与其叔闻予共同操办盐务，支撑家业，随着天津盐业的兴盛，张家才有了重大转机。
由于清廷逐渐感到盐税收入对巩固朝廷至关重要，遂对发展盐业采取了相应的稳定政策。天津盐业发达起来，张家的经营也随之而兴旺，势力不断扩大，资金日益雄厚。据称，他们与康熙帝的亲信、权臣明珠相勾结，在承办盐务中，一方面以食盐加价、加大消耗等手段从中渔利，一方面以官盐引为幌子，多载多运。康熙四十四年（1705）有关资料记载：“张霖曾托庄头出名借帑银七十万两，借此霸占诸人生意”，“其门下人有查日乾号天行者（水西庄的开创者、查为仁的父亲），分领十万两霸占长芦馆之利”。张家“领本行京师盐一万引，而张霖与查日乾以一万官引带卖私盐，约行十万引之盐，每年得余利一二十万不止。通州虽有挂号之例，然伊等声势广大，恃有官引为名，遂无稽查之者”（高凌雯《志余随笔》卷三）。在朝廷的纵容下，张家很快便成了天津的暴发户。
张霖有了雄厚的经济基础以后，为猎取政治地位，改换门庭，捐官买爵。《天津县新志·人物》载：张霖在“康熙三十四年升安徽按察使，三十七年迁福建布政使，三十九年以前在安徽失察属吏降官，寻授云南布政使。”张霖在外为官时，天津的盐务事宜主要由其叔父闻予操办。张霖曾于任上将叔父接到官舍小住。此时的张家，家有财源，外有官运。天津博物馆收藏的一幅《泛舟图》，描绘了张霖行乐于园林丘壑间的悠闲情致。
建园筑阁 延揽名士
随着张氏家族的兴旺发达，张霖等用大量金银置买房产土地，广造庭阁园林。先后扩建、兴建了遂闲堂、问津园、一亩园、帆斋等。《天津县新志》卷二十一载：张霖官京曹时，曾以母老告归，在锦衣卫桥附近大兴土木，大起宅第，筑遂闲堂。后来又在金钟河畔建问津园。这里树石葱茜，亭榭疏旷，垂杨细柳，流水泛舟，且“务极幽胜，法书、名画之属，充仞栋宇”。登楼凭栏可观海吟啸，夜深可听城楼更鼓梆声。当年张霔诗作《春晴初过问津园》中有“园树入春不寂寞”和“高楼客戏弄弦管”之句，足见问津园之豪华典雅。
张家还在天津城东北三岔河口附近建起一亩园。园内有垂虹榭、绿宜亭、红坠楼等。诗人邵长蘅曾赋诗《天津张鲁庵招饮一亩居》云：“坐爱林泉胜，为园一亩余。磴危仍缀菊，涧仄亦游鱼。老树侵霜秃，寒藤挂石疏。到来幽兴集，谁更忆吾庐。”一亩居即一亩园，由此诗得见，此园佳景也不亚于问津园。文献记载，张氏别业还有篆水楼、倩绿园等，确切地点，说法不一，今已难以考证。
具有较高文化素养的张氏一家，利用自家园林“延纳四方名俊”，诗酒唱和，品书论画，海内名士纷纷而至，往来赠答不辍，使天津文化盛极一时。一时北游之士，如《明史》纂修者、史学家、书法家姜宸英和梅文鼎、王士祯、朱书、沈一揆、徐兰、查慎行等，“罔不适馆授粲，供张丰腆”，问津园、一亩居宾客如云，被称为天津的“小玉山”。
在这些海内名流中，以赵执信住其家最久，赵执信（1662—1744），山东益都人，诗人、诗论家、书法家。康熙十八年（1679）进士，后任右春坊右赞善兼翰林院检讨。28岁因佟皇后丧葬期间观看洪升的戏剧《长生殿》，被劾革职。此后终身不仕，徜徉林壑。他一生坎坷，正当落拓之时得到张家的帮助。康熙四十年（1701）他来到天津，因与吴雯相交而结识张霖，作《天津喜晤老友吴天章兼赠所主张君》。其《问津园即事》《去天津留别张鲁庵》《闻鲁庵自河北移竹种子垂虹榭后》《篆谁楼夜饮》等，均因与张家结交而作。在遂闲堂，他曾教张霖的次子张坦学习书法。赵执信在出游时，曾对人说，他以所居停的地方为家，那就是遂闲堂。
吴雯（1644—1704），原籍奉天辽阳，后居山西蒲州，诗人。康熙十八年试博学鸿词，不第。游食南北，足迹几遍天下。著有《莲洋集》。
吴雯游历津门时，得到张霖的热情款待。他与天津相关的诗作有十余首，尤以张霖、张霔为吟咏重点，如《张鲁菴水部招饮一亩居即食事》等。吴雯与张家交情颇深。一次吴在闲谈时说，他家中条山下环以玉溪之水，如能买田圃、构草堂十余间，贮书其中，有楼有亭，种竹艺梅，以此终老，也就足矣。谁知数年后，吴雯别去，抵达故里，见庐舍顿改。原来张霖已按他所言为他营构了新的房舍。他曾作《寄张汝作兄霖诗曰：“最爱王官谷，劳劳托兴长。人家瀼西宅，风景辋川庄。慷慨成高隐，艰难就草堂。买山原所自，高谊不能忘。”
此外，桐城派创始人方苞，也与张家有所交往，结下友谊。驰名文坛的戏剧家洪升的传世名作《长生殿》，也是在问津园内最后定稿的。《续天津县志》卷十三称，张氏建问津园等园林，“诸名宿之集，文酒之宴无虚日，彬雅之风翕然丕振”。
沟通南北 文化交流
许多外地文人学者寓居张氏园林，不仅创作了大量的诗文佳构，而且有意无意地传播文化艺术，为天津留下了宝贵的文化财富。朱彝尊（1629—1709），浙江秀水人，著名词人、学者、藏书家。康熙十八年（1679），举博学鸿词科，被授予翰林院检讨，入直南书房。淹通经史，博学多才。参加纂修《明史》，著有《日下旧闻》《经义考》《曝书亭记》《明诗综》。朱罢官南归时来到天津，受到张霖、张霔的款待，张霔作有《坐锡鬯先生舟中，值梅子定九适至》等，对朱甚为钦佩。朱彝尊作词风格清丽，为“浙西词派”创始人，与陈维崧并称“朱陈”，与王士祯并称南北两大诗宗（南朱北王），所辑成《词综》是中国词学的重要选本。朱在张家时，也曾赋诗填词，对津门词学的兴起产生影响，当年天津文人作词便是学“浙西词派”。朱彝尊撰有《大悲院记》《天津卫稽古寺重修藏经阁记》，对考证天津人文历史极具价值。
一些客居张家的名流学者，在经史、文学、艺术上皆有很深的造诣，为文之道见地颇高。有的在学术上还持有不同观点。如当时被称为“仙才”的吴雯，为诗学“一代正宗”、“神韵派”代表王士祯所欣赏，其诗清挺天真。赵执信虽为王士祯甥婿，然论诗与其异趣，强调“文意为主，言语为役”，为现实主义诗人。赵执信、吴雯等，在清初文学领域中，从诗歌创作到诗歌理论，都有相当高的成就。他们不仅在遂闲堂、问津园、一亩园内留下了脍炙人口的佳作，而且各自阐发自己的创作理论，促进南北各地的文化交流，开阔了天津人的文化视野。
清初数学家、天文学家梅文鼎及画家石涛、王翚等也都是张家的座上客。梅著有《力学疑问》《勿庵历算学书目》《古今历学通考》等。康熙三十年（1691），他在天津张霖家教其子读书，并与津门文人相交唱和，也使天津人接触到了天文学和数学。康熙三十八年（1699）张霖曾携梅文鼎去福建。张霔诗赠梅文鼎《访梅定九先生（善历数）》称：“楼台现象便，风雪着书劳。”
石涛在中国画坛堪称一位富有传奇色彩的开拓性人物。他早岁居无定处，屡游安徽敬亭山、黄山，中年住南京，去过北京，晚年定居扬州。对“扬州八怪”和近代中国画坛启发影响甚大。石涛的一生，大多是在南方度过的，却与天津的张霖、张霔结缘。
石涛与张霖、张霔相会是在康熙三十年，先是与张霖在北京结识。是年二月，张霖前往友人慎庵先生的且憨斋小坐，恰逢石涛也在那里。凑巧的是，张霖与石涛南方的好友张南村是本家。论辈分，张南村比张霖长几辈，故张霖这辈称南村为“宗长”。张霖与石涛相识后，又提到了他的从弟张霔，石涛对张霔的才华和品性亦有所闻，时隔不久，便应张霖之邀，来到天津张霔的帆斋。
那天，帆斋内的欸乃书屋高朋满座，龙震、梁洪、黄谦、王聪、世高等津门才子学人，有的吟诗，有的绘画。张霔当场挥毫作书，随后向石涛问起有关绘画理论以及黄山与庐山有何区别。石涛说：“黄山的山比庐山清瘦，瘦峰方能显山之精神，然后而有云海之出，能听到天风的呜吼。绘画犹如作诗，作诗一如绘画，在于形象之提炼、意境之创设。诗中画，性情中来者也；画中诗，境趣时生者也。”石涛即席作了一首长诗。听了石涛的高论和赞誉，特别是对黄山的独到见解，张霔深有所悟。石涛向他道别时，他也写了一首长诗，名曰《听苦瓜上人说黄山歌即送南还兼怀南村宗长》。
石涛离开天津后，于转年秋冬由北京乘船沿运河南下，奔赴扬州。在寒冷的船舱，他取出张霔临别时赠送给他的两把扇子，细细品味张霔在扇面上题写的小楷，更佩服张霔那淡泊名利的境界和真诚淳朴的性情，于是吟就一首《雪中怀张笨山》，表达他对朋友的怀念与钦佩。在天津的张霔对石涛亦是念念不忘，不由得吟出一首《观石涛上人画山水歌》，其中有云：“石公奇士非画士，惟奇始能得画理。”
南北学者、文人、艺术家来到张氏的园林居住，推动了天津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对文艺创作、学术交流起到了媒介作用，对于促进天津文明程度的提升和城区建设的发展，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张氏一门 才人辈出
张家一门皆为博学多才之士。张霖本人能文工诗，县志里说他“豪于家财而风度彬雅，尤笃伦常”，“天资聪颖，既遭籍没。稿帙散失，所著曰《遂闲堂稿》”。
张霔更是个了不起的才子。他生于顺治十六年（1659），字念艺，一字帆史，号笨仙，又号笨山，别号秋水道人。《大清畿辅先哲传》有其传。张霔筑园于三岔河旁，陋若村舍，广交大江南北文人名士。诗歌创作主张抒写性情，天马行空，不可羁络。诗笔清爽真切，作品质而实腴。曾西游秦中，南逾大江，有《读晋书绝句》《欸乃书屋诗集》《绿艳亭稿》，诗集中佳句甚多。嘉道间学者梅成栋在评价前代天津诗人时说：“前有帆斋，中有虹亭，后有芥舟。芥舟诗骨之清，如冰壶玉碗，不着尘氛；虹亭格律清坚，选才宏富；笨山则如风鹄摩天，春鸿戏海。皆自成一家，足供后学之模楷。”（《津门诗钞》卷六）
张霔还是位极有造诣的书家。他12岁时即善临钟、王石刻。其草书全得张颠神骨，古逸苍劲，人以为宝。当时城内有“无量庵”三字额，系张霔所书。《津门古文所见录》卷四载华梅庄附语曰：“予于城东刘氏家得笨山先生手抄自作诗一卷，诗笔古健，书法亦秀劲峭拔，足可宝贵。”天津博物馆藏有张霔楷书《金刚经》，可见其书法之一斑。
张霖、张霔的后人均有一定的文化修养。尤其是家遭籍没后，张氏一门已由经商业盐彻底转向读书为文，形成“诗书礼义”的家风。张霔卒于康熙四十三年（1704），无子。自张霖之子张坦、张埙起，张家世代不乏读书之人。张坦生于康熙十年（1671），字逸峰，号青雨，康熙三十二年（1693）举人，官内阁中书，诗学王士祯，书学赵执信，博览群籍。其诗富有浪漫气质，笔力健旺，语言丰富。著有《履阁诗集》（姜宸英作序）、《唤雨亭诗文集》。张埙，字声白，善草书，能诗，与张坦为同榜举人，亦官内阁中书，著有《秦游诗》等。坦、埙兄弟时谓“一门双凤”。张坦之子张琯，字元白，官候选州同，值家业顿落，至贫。张琯之子映斗、映辰亦注重读书教子。映斗之子虎拜，字锡山，号啸崖，乾隆三十三年（1768）举人，次年联捷进士，仕至宗人府主事、河南学政。大学士阿桂雅重其品，凡先人碑刻必令其书之。著有《妙香阁诗集》。映辰之子虎士，官奉天承德县典史。虎拜之子凤翙“不幸少孤”，“无忘祖泽”，不坠家风，学而不辍，仕至贵州铜仁知府。凤翙从子桐，字筱琴，工吟咏，著有《秋园小诗》。他们的才学和著述已分别载入民国年间编撰的《天津县新志》中的《艺文志》中，一些著作保存至今，在天津文化史上皆有一席之地。
家道中落 辉煌已去
正当最为显扬、富有之际，张家遭到一场大祸。康熙中叶，张霖于云南布政使任上被他人弹劾，以“假称奉旨贩卖私盐，得银一百六十一万七千八百两有奇，又纵子张埙、张坦，骄纵不法，肆行无忌”（《清圣祖实录》卷二百二十二）等罪名被清廷革职。张霖落职后，朝廷将张氏财产清查收缴。康熙四十五年（1706），龙震有《狱中看鲁庵》诗，三年后查曦又有《张方伯狱中盆梅》诗，证明张霖还曾一度入狱。康熙五十二年（1713），张霖故去。张霖之子张埙奉旨发遣宁古塔。
对张氏被籍没，高凌雯曾表示不平说：“张鲁庵被劾，其罪为出身盐商，官方有玷。”认为张遭籍没“实有贾祸之由”（《志余随笔》卷三）。但不管事实怎样，张家遭祸说明了朝廷对盐商是严加戒备的。
此后，张氏家道日衰。至张霖孙辈及曾孙辈，境况已相当窘迫。天津地方志记曰：张霖的两个曾孙徒步走桐城，当时方苞还在世，为了使他们能在安徽讨上一口饭吃，便为其作书，写“方伯遂闲公之孙也”几个字。弟兄俩带着这一字条遍访吴楚故旧，得其资助，才得以回津。
至于问津园、一亩园，张霖遭事被抄籍，其亭馆日趋荒凉，康熙末年已成为废墟。诗人崔旭写道：“玉山遗韵昔犹存，过往名流每到门。近日风流消歇尽，更无人辟问津园。”
后来，张氏门庭一度中兴。张霖的曾孙张映斗、张映辰在艰苦的生涯中“出其囊橐，以理旧业”。映辰苦读寒窗，终得官候选通判。随之，映斗之子张虎拜经科举，得以重用，成了清之朝臣。
锦衣卫桥附近的思源庄是张霖等辈在天津建起的家族墓地，而思源庄墓园则是乾隆年间张氏建在其家墓地附近的一处小园林。
张氏的这处小园林风景幽雅，也深深吸引了一些文人学士，他们也常在这里赋诗酬唱。天津诗人张湘就曾作《题思源庄》，康尧衢曾作《同友人春过思源庄》，沈峻亦有《张氏思源庄》《张氏思源庄即景》等诗，描绘思源庄的胜境和主人的苦心，但无论如何也看不出康熙年间问津园那宾客如云的盛况和铺陈豪华的场面了。
到了近代，张家再度衰败，思源庄随之荒圯。后来还发生过这样一件事：袁世凯督直时，欲拓建公园，旁及思源庄，令张家毁园迁坟。族长张裕增以“祖墓已历二百年不可发棺暴骨”，奔走呼号，以死抗之。“先人丘垄，因以得全。”
问津园也好，思源庄也好，早已不复存在，但遂闲堂张氏及其私家园林在清前期天津文化发展中所写下的那段故事，将永载史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