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邮差》。
聂鲁达可能是最会写情诗的现代诗人。
他从13岁起便在杂志上发表诗歌，20岁时一举成名。
聂鲁达凭借敏锐的观察和对细腻感情的捕捉，将爱情最微妙的部分写进轻盈的句子里。但在创作的后期，聂鲁达将敏锐的心献给了更加宏大的主题，关于国家，关于文明。
诗集《写给星期五早上不听海的人》中，聂鲁达不同人生阶段的作品像一道道海浪，就如他所说：
无论被囚禁之人在哪儿，
无论他在何处遭受秋日的惩罚
我都会带着流浪的波涛出现，
我都会从窗户中穿过
文末有赠书活动
✎作者 | 张文曦
✎编辑 | 王亚奇
讲起聂鲁达，就不能不提他的《二十首情诗和一首绝望的歌》。时至今日，这部作品中的许多诗句已然成为了男女对于爱情幻想的代表——“我要对你做春天对樱桃树做的事”“我喜欢你是寂静的”“在我荒瘠的土地上，你是最后的玫瑰”。
作为曾经获得过诺贝尔奖的智利诗人，聂鲁达有着高度多面的人生：他出任过智利驻多个国家的大使和领事，并且政治生活也不只停留在外交工作上，当过参政议员，甚至还被智利共产党推选过成为总统候选人；1938年恢复了外交官身份后，他曾利用自己的身份将2000名在法国逃难的西班牙难民送往智利，让他们远离战乱；一生中来过三次中国，让齐白石现场作画......
有人说，聂鲁达的一生中有两大主题，一个是爱情，另一个是政治。读者或许难以一下子了解他的全貌，而仅仅是他作为诗人的一面，就已经足够迷人。
《写给星期五早上不听海的人 : 聂鲁达诗歌精选集》
[智利] 巴勃罗·聂鲁达 著，盛妍 等 译
新经典文化 | 南海出版公司，2022-6
20岁，一夜成名
聂鲁达出生于智利接近南极的孤独小城帕拉尔。不像同时期的博尔赫斯，聂鲁达的家境普普通通，甚至并不富足。在发表第一本诗集《晚霞》时，他卖掉了仅有的家具和全部家当后仍然差几个比索。
小城帕拉尔，是诗人聂鲁达的出生地。/wiki
聂鲁达的父亲是一名铁路工人，母亲是一名小学老师，在聂鲁达出生不久，母亲就因病去世。生长于这个智利的小镇，聂鲁达的文学视野并没有被地域和家境限制。
在当时，家人并不太理解聂鲁达对于写诗的热情，幸而当时还未获得诺贝尔奖的智利诗人加布里埃拉·密斯特拉尔十分鼓励聂鲁达写诗，还推荐了许多文学作品给他，其中大多数都是像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等文学巨匠写的俄国文学。
很多人不知道，聂鲁达其实是这位诗人的笔名，聂鲁达的原名叫做内夫塔利·里卡多·雷耶斯·巴索阿尔托。13岁的时候，聂鲁达就开始在杂志上刊登自己创作的诗歌。
年轻时的聂鲁达。/wiki
作为铁路工人的父亲对写诗这一行为有着天然的偏见，并不支持自己的儿子写诗。所以，当16岁的聂鲁达准备在一个更加大型的杂志上发表诗歌时，为了避免父亲的责骂，他干脆根据仰慕的捷克诗人扬·聂鲁达的姓氏将自己的笔名改成了“聂鲁达”。从这以后，聂鲁达这个名字开始成为智利的文化符号之一。
20岁是聂鲁达一生中的转折点。进入圣地亚哥大学之后，聂鲁达更加狂热地写诗。在他20岁的时候，《二十首情诗和一首绝望的歌》出版。聂鲁达凭借这一作品，登上了智利诗坛。
新经典文化 | 南海出版公司，2014-6
《二十首情诗和一首绝望的歌》里，充沛浓烈的情感和充满想象力的语言缠绕在一起，形成了聂鲁达独有的风格。那句“我喜欢你是寂静的，仿佛你消失了一样”寥寥数笔，就将诗人心里遥远而哀伤的爱恋表达了出来，诗句并不复杂，却令人印象深刻。
不写爱情的诗人，是奇怪的诗人
聂鲁达是一位复杂的人物。但是更多人对他产生兴趣，还是由于他的情诗。
读聂鲁达的诗，像是在拨弄一根松弛有度的橡皮筋，读者能从其中的悖论（爱情这么短，遗忘那么长）中感受到语言的张力；有时笔触很轻（我喜欢你是寂静的，仿佛你消失了一样），却能道出爱而不得的无奈与回避。
聂鲁达的诗歌以情诗见长，而情诗里的诸多灵感，其实都来源于聂鲁达在现实中情感充沛的爱情生活。
进入到圣地亚哥大学之后，聂鲁达爱上了一位叫做阿尔贝蒂娜的少女。那首脍炙人口的《我喜欢你是寂静的》就是聂鲁达用来向她表达爱意的作品。
我记得你在去年秋天的样子。
你像灰色的贝雷帽和宁静的心。
——《我记得你在去年秋天的样子》
今夜我可以写出最悲哀的诗。
我爱她，而有时她也爱我。
——《今晚我可以写出》
聂鲁达对阿尔贝蒂娜重视有加。阿尔贝蒂娜喜欢戴灰色的贝雷帽，于是“灰色的贝雷帽”也出现在了聂鲁达的诗歌里。然而，校园内的相恋时光并不长久，一年多后，阿尔贝蒂娜就在父亲的安排下转学去了别的地方，而长情的聂鲁达开始了他的写信生涯。
灰色贝雷帽，是聂鲁达爱情诗歌的重要意象。/《玫瑰人生》剧照
根据记载，从1921年到1932年，聂鲁达给阿尔贝蒂娜写的书信就有上百封之多。相比聂鲁达的痴情，阿尔贝蒂娜却始终冷淡回应，最终，这段让聂鲁达痛苦的爱情也不了了之。
在担任外交官期间，在爪哇的巴达维亚，聂鲁达遇见了他的第一任妻子玛丽亚，但在新婚不久返回家乡智利的长途旅行中就结束了对妻子的爱。聂鲁达的第二段婚姻是和一位阿根廷社会活动家，最后因为两人20岁的年龄差而结束。
除了校园内的阿尔贝蒂娜外，对这位情圣诗人影响最深的或许是第三任妻子玛蒂尔德。这段恋爱关系，实际上是与第二任妻子的婚姻同时并行的。这也是这位情圣诗人被人诟病的原因之一。在与玛蒂尔德生活的日子里，聂鲁达为爱人创造了包括《船长的诗》《爱情的十四行诗》在内的许多情诗作品。
他无疑是浪漫的，也只有情感足够充沛的诗人才能写出浩如烟海的情诗。聂鲁达曾经和西班牙著名当代诗人安东尼奥·科利纳斯在米兰进行过一场关于文学的对话。告别的时候，聂鲁达为了回房间拿几枝玫瑰花给科利纳斯的夫人，险些耽误了飞机。
爱情是聂鲁达人生拼图中的重要一块，他对爱情始终保持深情的凝视，而这位诗人对于情感的投入在道德方面的纠缠，只能留给后人评价。
小说是肉排，诗歌是最后一道菜
据说，聂鲁达从10岁的时候就开始写诗。而小说这一体裁，也在聂鲁达的文学启蒙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谈及关于小说和诗歌的关系，聂鲁达说，小说是文学中的肉排，是人们使劲想要吃的菜肴。而诗歌是最后才上的一道菜。
在聂鲁达的诗歌作品中，我们也能看见诗歌与小说隐蔽的互文关系，譬如在《马丘比丘之巅》中关于人民因暴力、贫困和苦难造成的不幸进行表述，比此前较为零碎的情绪表达多出一种叙述性。
晚年的聂鲁达。/wiki
1971年，马尔克斯应聂鲁达的邀请赴巴黎参加聂鲁达的诺贝尔奖庆祝晚宴。在电视台的建议下，两人进行了一场对谈并留下了一段文学巨匠与诗歌大家谈话的珍贵影像。尽管如他们所抱怨的，一次真正的谈话不应该有这么多记者和摄影机在场，但他们还是在这次谈话中贡献了不少关于文学的宝贵探讨。
在谈话中，作为一个小说家，马尔克斯向聂鲁达提问：“你认为诗歌是让你和真实渐行渐远，还是诗歌会帮助你阐释和发现了真实？”
聂鲁达回答道：“诗人都要有某种与生活的真实、当前的真实及生命的真实远离的趋势。”聂鲁达嫉妒小说家可以直接地讲述故事，而马尔克斯也坦言自己正逐渐向诗歌靠近，寻求一种诗意化的表达。
对于自己所在的领域，聂鲁达从来都觉得自己的归宿只能是诗歌。聂鲁达曾将自己比喻成河里的一条鱼，只能在诗歌的河流里游来游去，永远无法在其他地方漫游。
1966年，聂鲁达在美国国会图书馆录制诗歌。/wiki
而在谈论到诗歌这种文体所能书写的内容时，他却认为对于诗人来说，所有道路都应该是开放的：如果一个诗人不写男女之间恋爱的事情的话，这个诗人是个很奇怪的诗人；如果一个诗人不写祖国的天空、大地和河流，那他也是一个奇怪的诗人。
聂鲁达这样想的原因在于，他认为诗人应当向别人显示出事物的本质。
诗歌的灵感来源于现实中的情感，来源于现实的山川河流，却需要和现实保持一段应有的距离，即诗歌应该隐秘地关注本质，从而让诗人的灵魂和读者的灵魂之间存在着一种不可取代的联系。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诗人远离生命的真实，恰恰是为了通过语言和想象将生命的真实以一种诗意的方式呈现。
聂鲁达，写的不只是情诗
在诺贝尔奖的颁奖典礼上，聂鲁达说道：“我认为诗歌是一时的、庄严的举动，孤独与声援，情感与行为，个人的苦衷，人类的私情，造化的暗示都在诗歌中同时展开。”
《二十首情诗和一首绝望的歌》为年少的聂鲁达赢得了最初的声誉，奠定其在诗坛的地位。但这并不代表聂鲁达后期的政治诗歌不如前期那般值得研究。早期《二十首情诗和一首绝望的歌》对青春的孤独、存在的痛苦、对爱情生活的狂热的叙述，都是一种美丽的诗意幻象。
而到了后期，以《西班牙在心中》《马丘比丘之巅》为代表的聂鲁达的诗歌作品则呈现出一种区别于人类情感世界的广阔性，那就是上升到对生命意义的追问和社会使命的呼唤。
《西班牙在心中：反法西斯诗选》
[智利]巴勃罗·聂鲁达 等著
作家出版社，2015-8
《西班牙在心中》则是写于1936年的西班牙内战爆发之后。西班牙内战被视为反法西斯战争的一部分，因许多诗人、作家的人道支援与抵抗，这场战争也被称为“良心之战”。在这次战争中，聂鲁达的挚友西班牙诗人洛尔迦被西班牙右翼的长枪党杀害，这件事情直接促成了聂鲁达的写作转向成为基于历史使命和人类精神的写作风格。
土地应该是长麦穗和金花菜的，
如今却只有血迹。
——《西班牙在心中》
马丘比丘是一个坐落在安第斯山脉东南部的印加古城遗迹。1943年10月，聂鲁达游览了这座南美大陆留给后人的古迹，而这次与古代文明的接触，深刻地改变了聂鲁达的思想。
马丘比丘景观。/pixabay
根据聂鲁达的说法，他回想着古代的美洲人，想到现在的自己对这些人类的珍宝视而不见，他不能再保持沉默了，因为“如果我们踩在同一片承前启后的土地上，我们与那些美洲社会的崇高努力有着某种关联，我们就不能忽略它们，我们的无知或者沉默就不仅仅是一种犯罪，而且是一种失败的延续”。
《马丘比丘之巅》就是在参观完这个遗址后创作的。在这十二组诗里，聂鲁达写了播种的佃户和脚手架上的泥水匠，也写了对人类苦难的思考。
就此，聂鲁达那种着重于表达内心世界的复杂情感的早期阶段已经过去了——取而代之的是站在历史和人类的角度对意义的追问和社会使命的呼吁。一个在情人耳边低语的情诗诗人，变成了一个饱含着激愤情绪、为人类呼号的倡导者。
在光明与庄严的婚礼的旗帜上，
配合着枪矛和鼓的雷鸣，
你的手指是不是也曾将
那抽象的玫瑰，那寒冷的线条，
那新的谷物的血污了的胸膛转移到
发光的织物上，坚硬的洞穴里，
被埋葬了的美洲，你是不是也在那最深处，
那痛苦的内脏中，保存着鹰一般的饥饿？
——《马丘比丘高之巅》之十
在《西方正典》的《博尔赫斯、聂鲁达和佩索阿：西葡语系的惠特曼》一节中有这样一段话：“菲尔斯蒂娜说，惠特曼预示了聂鲁达诗中的语调情愫：‘诚挚的人类同情心，赞许物质力量和感官性，对大众生活与劳动的意识，对人类前景的豁达感，以及诗人自愿成为一名救赎者。’我认为这最后一个形象尤为重要。”
向我指出你们在那里倒下的岩石，
向我指出使你们受到折磨的木头，
为我指点出古老的燧石，
古老的灯具，几世纪以来
把人打得皮开肉绽的鞭子
和闪烁着血光的斧头。
——《马丘比丘之巅》之十二
如果说聂鲁达写的只有情诗，那么他最多不过是一个将语言和想象运用到极致的爱情金句诗人。但是聂鲁达远远不止于此，他的作品完成了从个体情感到生命、社会、历史乃至人类层面的飞跃，一种崇高性得以逐渐凸显。
聂鲁达向人们表明，细致的诗人同时也可以是广阔的诗人。爱情赋予了他极致的情感体验，而对历史和社会使命的思考则最终让他拥有了拉丁美洲般的广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