橡胶工业是现代工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国防、交通及民生日用品领域发挥着重要作用。历史上首次使用生胶作为工业原料出现在19世纪前半期。1839年，人们发明了用硫磺加热硫化生胶的方法，开始生产橡皮，此后逐渐广泛运用于几乎所有工业部门与日常生活用品当中。不过，中国的橡胶工业出现较晚。1917年，南洋怡保埠华侨陈玉波等人在广州合股创办的“广州兄弟胶厂”是中国橡胶厂的开始。此后，橡胶工业逐渐扩张至上海、天津、青岛、东北三省等地。
天津地处华北平原，自1860年开埠以后，逐渐发展成为北方最重要的工商业中心城市。清政府不但在天津创办各类工矿企业，外商也开始在天津投资设厂。由此，天津的近代工业得以萌芽发展，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至20世纪30年代，是天津工业发展的黄金时期，其中占据重要地位的是纺织工业和面粉工业，而橡胶工业则姗姗来迟，直到20世纪30年代才出现。1930年，日本人出渊忠次在津创办怡丰橡胶厂，此是天津第一家橡胶厂。当时，资本只有一万元，设备也仅有两台轧胶机，主要生产五眼胶鞋，用火烤代替加硫。由于当时是独家生产，业务发展很快，每年盈利四五万元。此后，其他日商紧随而至，原本在朝鲜倒运胶底、胶鞋来津贩卖的日商中天洋行，也转业改组为濑口橡胶厂，此后相继开设的还有西长、中村、泰山等厂。他们还组织日本人橡胶同业工会，试图垄断天津的橡胶业。由此，天津的橡胶业才具雏形。可以说，天津的橡胶工业是日本经济侵略的产物。七七事变后，日本进一步扩大在华北的经济势力，又在津开办了福助、兴满、太阳、兴亚、东亚等规模较大的胶厂，前后共有日商工厂11家。它们主要生产小型汽车轮胎、人力车内外胎、胶鞋、胶底、三角带、机带胶布、胶管等。随着工业的发展以及生活的需要，橡胶业开始迅速发展。
此时，中国商人也看到橡胶工业有利可图，开始进军此行业。1938年冬，经营补带胶业的宋德霖与张登弟、张登林兄弟二人联合其他人，集资在意租界开设了通兴橡胶厂，这是中国民族资本的第一家橡胶厂。同年开业的还有永兴、富记两厂，不过这些工厂都是家庭手工作业，没有机器设备，只能以混合胶用煤球炉烤制一些橡胶零件，不能独立生产。1939年，又有义堂、瑞昌、富盛等厂开业。1940年后，中国民族资本又相继设立裕合、裕德、大陆、巨源、飞龙、永丰、兴亚、北洋、长城、博华、顺隆、双凤等橡胶厂。1942年至1945年，又相继设立利兴、利群、协成、万源、富德、同心、东昌、恒兴、光华、华胜、春生、钰华和德盛等橡胶厂。截至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时，天津民族资本经营的橡胶厂已达30家。不过，这些厂多为资金少、规模小、技术差的小工厂，如巨源橡胶厂，开始只雇用一个工人，用煤球炉烤脚蹬皮，卖给日商同井洋行，以后才发展到数十人。北洋更是开业不足一年就倒闭了。
天津沦陷时期，由于经济命脉被日本人所控制，中国民族资本受到种种歧视和限制。而橡胶原料又是由日本物资开发公司配给，由日本橡胶组合严密控制，中国厂商如需购买橡胶，必须以日本人名义向日本橡胶组合提出申请，但数量少，且处处受限，根本无法满足生产需求。不仅如此，在技术上，日本橡胶厂对橡胶配方及操作技术更是严格保密，其调剂、配方的工作室绝对不准中国员工进入，在日本橡胶厂工作十几年的中国人，有的连“亚铅华”为何物都不知道，更不要说了解其物理性能了。因此，有些中国员工只能采取偷艺的办法。在日商濑口、中村、西长等厂工作的杨凤藻、肖志新、时建民、王鹤儒、翟菊林等人都是偷偷掌握一些技术后才开设了自己的橡胶厂。不仅如此，中国橡胶厂聘请的日本技师，还经常借着中方人员不懂技术的弱点，大权独揽，百般要挟，甚至盗窃原材料。如通兴厂的日本技师保田师之助，曾将工厂的原材料拉走一大车，最后经过交涉，虽然退回一部分，但还是付给保田一笔解雇费才了结。飞龙厂为保证生产，曾从黑市陆续买进汽油250多桶，藏在裕合后院夹壁墙内，因被人告密，汽油全部被没收。后几经交涉，也只发还给五六十桶。飞龙因此大受影响，此后再也不敢存汽油，只能现买现用。其他中国厂没有门路，更不敢购买汽油，只能以水浆代替。在产品销售方面，中国厂家也深受日本厂家的排挤。如青岛日商B·S厂生产的汽车内胎每条原本售价100余元，天津大陆橡胶厂生产的“大福寿”牌汽车内胎每条定价40余元。B·S厂为与大陆竞争，将价格逐步降至17元，大陆不敷成本，只好降低质量改为大象牌，每条售价15元。而B·S厂随之再次降价至12元，最终大陆厂无力与之竞争，只好改为生产胶鞋。B·S厂获胜后又将汽车内胎恢复原来售价。其他一般小厂因缺乏机器设备，大多依靠手工操作，更是难以生存，很多只能沦为日本厂的附属车间，代做加工，苟延残喘。
1945年抗战胜利后，日商的11家工厂全部被国民党政府所接收，其中6个厂被拍卖，1家被接收人员盗卖，4家由国民党联勤军需厂接管。这些工厂全都由国民党官僚资本经营。只不过，名为恢复生产，实际只是改换厂名，很少生产。除此之外，日商泰山、濑口、西长、太阳、东亚、兴满等厂，则由国民党政权接收后交“敌伪产业处理局”标售。结果在此过程中乌烟瘴气，贪污丛生，如后来的大中华、新天津、震中、冀新、统一等橡胶厂，都是“敌伪产业处理局”标售的原日本橡胶厂。不过，由于这一时期市场对橡胶制品的需要量增加，很多商业资本投身该行业，一时间新橡胶厂如雨后春笋，仅1946年一年，就有广兴、志新、中南、兴华等19家开业。1947年至1948年，又新开了信隆、华北、三泰、中兴等19家。另据1948年的统计，天津橡胶工业同业公会会员共有48家，设备共有机械混合车99部，月需橡胶300吨，其主要产品为自行车胎。到天津解放前夕，全市共有橡胶厂66家，职工人数1311人，轧胶机155台。尽管在设厂数、技术水平、产品品种及产量方面都有增加，一般橡胶制品也均能制造。但是，由于政治不稳，生产经营一片混乱，很多企业又囤积原料、投机倒把，后期使得大小橡胶厂都难以经营，整个橡胶行业逐渐走向没落。直到天津解放后，橡胶行业才迎来了新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