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王家卫,听他自己说

齐鲁晚报

□李惠铭 李沛然
《王家卫访谈录》收录了近三十年来的二十二篇王家卫访谈。访谈的内容及出现顺序反映了王家卫的电影对中国香港评论界和国际评论界的意义是不尽相同的。前四篇访谈主要针对王家卫的头两部电影:《旺角卡门》和《阿飞正传》。第五篇采访提到了王家卫的第四部作品、让他在国际上声名鹊起的《重庆森林》。最后四篇访谈都以《一代宗师》为主题——两位美国影评人认为这是一部功夫电影,而中国的影评人则认为它是一部有关民国时期的时代电影。二十二篇访谈里有十七篇最初是用中文或法语发表的。另外,早期的访谈主要来自香港杂志《电影双周刊》,这些访谈在网络上是找不到的。它们为无法查阅香港地区档案馆档案的读者提供了资源。
与大多数香港导演不同,王家卫不惧怕借鉴伟大的电影导演和文学作品。有些影迷说他的电影文学性太强了,他说这只是一种表象。
我们可以在多大程度上以王家卫的人生经历和对他有影响的艺术为基础去解读他的电影?“20世纪60年代三部曲”(《阿飞正传》《花样年华》《2046》)似乎反映了王家卫刚刚和母亲一起从上海搬到香港时对香港的印象。在多场访谈中,王家卫都提到了和母亲来到香港时他对这座城市的印象。因为不会说粤语,他知道自己是外来者。
在香港生活多年之后,王家卫感到上海人正在失去他们的身份。如今,上海人和广东人已经没有区别了;只有香港人。《花样年华》是他“展示上海人群体的真实面貌”的尝试,因为就连当代上海人都不太了解他们的群体、习俗和仪式。王家卫力图在他的影片中留住那段历史的吉光片羽。《花样年华》的英文字幕省略了上世纪60年代香港的上海人生活方式中的一些小细节。因为这最初是一部有关食物的电影,王家卫在片中张曼玉和房东一家吃的东西上花了很多心思。影片中提到的上海人家里吃的一种蔬菜暗示了时令。
除了守护他对上海人生活方式的记忆之外,王家卫还渴望留住即将消失或者已经消失的建筑和传统。王家卫用电影底片记录湾仔——该地区因土地开发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的老建筑。比如,《2046》中的旅馆是电影上映后被拆除的一座监狱。王家卫相信,未来的观众会在他的电影中看到这些刚刚被拆除的建筑原来的样子,会思考香港过去是什么样子。
《一代宗师》也尝试留住一些即将逝去的东西——这一次是不同的武术流派。影片原名《大师们》,王家卫不仅仅想表现叶问和他的武术流派,他想要通过叶问及其身边人的故事展示好几个武术流派。令王家卫感到遗憾的是,与武术相关的文化传统正在消亡,因为中国只将武术看作教练训练学生的运动,而不是师傅像父亲一样教导徒弟的门派。他希望这部影片能够让公众重燃对学习武术的兴趣,不将其视为一项运动,而是将其看作一种传统艺术。
回答有关其艺术视角的问题时,王家卫总是三缄其口,观众对王家卫的迷恋很大程度上来源于此。在采访中,王家卫很擅长解释他的影片是如何拍摄的,但很少谈对自己作品的看法。记者一旦提到他的作品是艺术电影,他就会反驳,并表示自己的影片其实很商业化。1995年接受麦圣希采访时,王家卫被问及偏爱平实的表演还是戏剧化的表演,他的答案进一步展现了他对自己作品的暧昧态度。王家卫答道,只要是好的表演都可以;然而,“很多时候好的演技是你说不出来的”。当被问及是否喜欢某种特定的电影类型时,他又说只要是好电影都喜欢。
尽管王家卫不太愿意列举对他有影响的电影导演,但他并不避讳分享自己对喜欢的电影导演的看法。刚到香港的时候,王家卫和他母亲每天都去电影院。他们每天都看好几部电影,不论是好莱坞、欧洲的电影,还是日本的电影。大学期间——以及经他的合作伙伴谭家明介绍——王家卫看了小津安二郎、黑泽明、贝纳尔多·贝托鲁奇、米开朗基罗·安东尼奥尼、埃里克·侯麦和罗伯特·布列松的作品。1994年接受杨慧兰和刘慈匀的采访时,他提到布列松教他不要做无用功。王家卫在《花样年华》中模仿布列松,在封闭的小空间内拍摄特写镜头。他高度评价塔可夫斯基的《乡愁》和侯孝贤的《悲情城市》——他认为这是史上最好的电影。在另外一次访谈——关于分段式电影《爱神》中王家卫执导的《手》——中,王家卫指出,安东尼奥尼的《蚀》让他明白,电影主角不一定是人,也可以是空间。
文化评论家和影迷喜欢王家卫的电影,因为他们欣赏影片中对话、内心独白和叙事的文学性。果不其然,王家卫热爱阅读,他对文学的热爱在他的影片和采访中都有所体现。中国现代文学是王家卫拍摄电影的灵感来源。《东邪西毒》关注两位主人公——金庸《射雕英雄传》中的东邪和西毒——的早年经历。《花样年华》和《2046》的灵感来自刘以鬯——一位在上海出生与成长的香港作家——的《对倒》和《酒徒》。《花样年华》和《2046》让香港学者再度关注刘以鬯的作品。《爱神》中的《手》改编自施蛰存的《薄暮的舞女》。
当然,王家卫的文学知识不仅仅局限于中国现代文学。1994年接受林耀德采访时,他探讨了自己成长过程中阅读的书。因为他的父亲认为小时候应该多读经典,王家卫很早就开始阅读中国古典文学。为了与“文革”期间留在内地的哥哥姐姐保持联系,王家卫写信和他们探讨世界文学,如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以及约翰·斯坦贝克、欧内斯特·海明威的作品。后来,王家卫还阅读了日本作家的作品,如川端康成、安部公房、太宰治和横光利一;中国现代作家的作品,如鲁迅、周作人、老舍和穆时英;还有拉丁美洲作家的作品,如加西亚·马尔克斯,他的《一桩事先张扬的凶杀案》让王家卫看到了非线性叙事的可能性。阿根廷作家曼努埃尔·普伊格的《蜘蛛女之吻》和《红唇》也是王家卫喜欢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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