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既是内需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增强内循环韧性的主要着力点。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我国经济社会遭受较大冲击，经济下行压力加大，一季度GDP增速为4.8%，低于全年经济增速5.5%的预期目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下降1.5%，其中4月同比下降11.1%。释放消费潜力是党和政府在防疫常态化阶段针对我国消费疲软、服务产品供给质量、流通循环和消费市场环境等问题提出的畅通国内大循环的新方向，是在国内疫情多发、全球消费疲软、消费信心不足、建立全国统一市场等一系列背景下增强内循环韧性的有效途径。
一、增强内循环韧性需全面释放消费潜力
消费在我国经济发展中稳定器和压舱石的作用日益显现。在疫情常态化防控阶段，面对经济下行压力，要充分调动居民、企业与市场三方面积极性与创造性，逐步有效地保证就业率、稳定居民收入、恢复市场消费信心，全面释放消费潜力，发挥消费对经济循环的牵引带动作用。
一是释放消费潜力有助于保证就业率、稳定居民收入。消费为生产创造新需要和内生动力，在防疫常态化的背景下，保就业、稳收入是提高人民福祉水平的关键所在。根据生产要素市场与劳动力市场的一般均衡理论，市场生产率提升将扩大就业规模，改善劳动力要素价格。我国是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突破40万亿元的第二大消费品市场，激发消费市场潜能意味着市场消费需求增加、市场总需求相对旺盛，生产者为满足市场消费需求会扩大生产规模，提高生产力水平，进而减少失业率，改善收入水平。当前居民消费倾向逐渐由单一化产品和服务转向个性化、多元化产品和服务，消费潜力的有效激发促使居民的消费结构由传统消费向发展服务消费、新型消费转变。释放消费潜力，实现生产要素市场与劳动力市场均衡发展是改善居民生活质量、构建高质量供给创造和满足高水平消费需求的必经之路。
二是释放消费潜力，有利于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深化。新冠疫情给供应链带来巨大压力，但也成为发展新经济、新动能、新蓄力的催化剂，激发平台经济带来的新生消费潜力能促使企业普及现代化供应链技术，形成网状可协同的供应链管理模式，帮助企业精准分析市场消费信息、协同应对外部环境不确定性，提高企业抗风险能力。释放消费潜力，将推动企业为顺应消费新模式、新业态的需求，使用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数字技术，为消费创新更便捷、更高效的环境。由于新模式、新业态属于技术密集型产业，释放消费潜力对提升企业生产率和创新驱动能力具有重要意义。
三是释放消费潜力是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协同发力的有效途径。外生供给冲击导致内生需求冲击，激发消费潜能需要同时着眼于需求方与供给侧。从居民需求方视角，政府要保障就业率、稳定收入、改善居民对未来收入预期；从企业供给侧视角，在遵循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前提下，更好发挥政府在维护市场公平竞争环境、激发企业创新活力等方面的作用，处理好政府、市场与居民三者之间的关系，才能有效激发消费潜力。2022年4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进一步释放消费潜力促进消费持续恢复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该《意见》着眼于有效应对疫情的阶段性冲击，又展望了“十四五”时期充分释放消费潜力，特别强调要“着力适应群众需求、增强消费意愿”“推动消费持续恢复”。为恢复消费信心、激发市场消费潜力，政府出台一系列的政策如：财政补贴、税收优惠、消费券发放、放开住房和汽车限购等，为营造良好的消费环境，恢复居民对未来消费市场信心提供政策保障，进而更加全面释放我国消费潜力。
二、实施差异化政策，发挥消费正乘数效应
根据消费理论中的绝对收入假说和生命周期假说，收入与未来预期是决定居民消费行为重要因素。释放消费潜力根本途径在于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和改善预期。只有在保证居民收入没有出现负增长、资产负债率不高的前提下，消费券等政策补贴才能起到激发消费作用；如果单从激发消费等一系列政策补贴为主要手段，在居民可支配收入大幅减少、资产负债率抬升、居民消费预期不足的情况下，政策补贴可能造成负乘数效应。因此，根据居民可支配收入和家庭资产负债率的差异性，实施双管齐下的差异化政策，有针对性地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才能发挥消费正乘数效应。只有双管齐下，既提高低收入群体可支配收入也解决高收入群体的消费供需矛盾，以现金补贴与消费券相结合的补贴方式，才能有效拉动消费乘数效应，激发不同收入群体的消费潜力。
一是针对低收入群体消费倾向高、家庭资产负债率高、可支配收入低、消费预期低、结构单一（以生活型消费为主）等消费行为特征，现金补贴政策比消费券更能激发消费潜力。在我国二次抵押市场的缺失，消费平滑机制不完善，收入不确定性上升的情形下，低收入群体大多不会具有储蓄动机，即针对低收入群体的现金补贴政策可以有效刺激消费。在疫情常态化防疫阶段，低收入群体受影响最大，现金补贴政策可以对冲低收入群体可支配收入减少带来的消费下滑；此外，针对再就业的低收入群体，社会保障、失业救济金、就业培训等政策对改善再就业群体的消费预期，激发消费潜力具有重要作用。
二是针对中等收入人群消费能力较弱、以生活型消费为主、发展型消费为辅的消费结构特征，消费券对激发中等收入人群消费潜力的作用更显著。消费券分为不限制消费对象和限制消费对象两大类消费券，前者不限制消费对象的消费券是现金购物卡，消费者持购物卡可购买任意商品与服务。限制消费的消费券又分为生活必需品消费券（食品消费券、超市消费券）和可选商品服务消费券（文化旅游、餐饮、家电），我国在疫情时期发放的消费券更多是限制消费对象的消费券，该类型消费券对应商品需求的收入弹性大，具有针对性、必要性的属性，但对居民收入有门槛限制。相对而言，无限制对象消费券对居民收入门槛要求低且更具有普遍性。针对中等收入群体应将无限制消费对象的消费券与有限制消费对象的消费券按照一定比例发放，才能增加中等收入群体消费数量、质量提升。
三是针对高收入群体消费能力强、以发展型消费、享乐型消费为主的消费结构特征，且具有高质量、多元化的高端消费倾向趋势，可通过增大限制对象消费券的补贴力度、降低定向商品消费贷款利率或进行贴息等措施，引导高收入人群在提高中高端消费产品与服务的基础上逐渐向消费高端产品和服务拓展。由于高端供给不足导致高端收入群体富裕的消费能力不能有效转化成实际消费行为，消费潜力没有完全释放。为解决当前高端产品与服务的消费供需，应支持科技创新和商业模式变革等推动高端供给的转型升级，激发高收入人群增加高端消费的消费潜力，满足高端收入群体对高质量产品与服务追求，激发高端收入群体的消费潜力。
四是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创造良好消费环境，努力形成供需互促、产销并进、畅通高效的国内大循环。我国是拥有14亿人口、4亿中等收入群体的超大规模市场，有望形成全球最大和最有潜力的消费市场。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实现消费带动效应，才能提振居民消费信心、为企业创新驱动创造良好环境，进而实现更可持续的消费增长，激发内循环潜力。市场分割对消费品市场环境、企业技术创新、城乡收入差距均产生负向影响。面对经济下行压力，建立全国统一大市场，改善居民可支配收入、推进市场监管公平统一、优化市场消费环境使居民消费需求获得更高质量、更高效率的满足。政府应在以内循环为主的前提下，坚持对内开放与对外开放相结合的政策，继续扩大对国际优质商品和服务的开放力度，丰富消费者可选择的产品和服务范围，进一步巩固和扩展市场资源优势，更好满足消费升级需求，发挥消费引导作用。此外，在对内开放方面，企业应以高质量供给创造和引领需求，政府要建立完善消费投诉信息公示制度，强化消费者权益保护，进而改善消费环境，有针对性地解决消费环境建设中存在的问题，促使居民消费信心恢复。
作者单位：上海财经大学财经研究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