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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上双星银河会人间儿女笑语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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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历的七月初七又名七夕节,是我国自古以来的传统节日。尽管在不同时代、不同地区,人们过节的习俗不尽相同,但几乎都将这一天和牛郎织女在天河上的鹊桥相会故事联系起来。

作为我国四大民间传说之一,“牛郎织女传说”与天上的星宿关联紧密,寄托着古人对星空的无尽想象。

七夕不仅有着“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的传说,还是古代女性的特有节日,别名“乞巧节”,农历七月也因此别称为“巧月”。女子在这一天穿针、观影、占卜、祭拜,祈求织女赐给自己灵巧、美貌,已婚女子还希望满足多子多福的心愿。七夕,早已成为一个独特的民俗文化符号,深植于一代代中国人的记忆中。

迢迢牵牛星

皎皎河汉女

在陕西西安的斗门镇,有两座历史悠久的男女石人像,当地人称之为“石爷”“石婆”。男像位于斗门镇街东,高约2.15米,女像位于镇东六里常家庄村北,高约2米。这两座造型朴拙的石像已有两千多年历史,可以追溯到西汉时期,一般认为它们代表着牛郎星和织女星的人格化形象。据记载,汉武帝曾在长安西南建昆明池,池中刻置石鲸,将牛郎星、织女星石像树立在池水两岸,模拟天界的银河两边双星相对的景象,“集乎豫章之宇,临乎昆明之池,左牵牛而右织女,似云汉之无涯”。

在夏末秋初的北半球星空中,牛郎星和织女星是两颗较易观测到的亮星。银河贯穿夜空南北,位于东西两侧的织女星和牛郎星隔“河”相对。在我国古代,它们同属于二十八宿的“牛宿”。若按现代天文学界的划分,牛郎星又名牵牛星,属于天鹰星座,织女星属于天琴星座,两星之间距离约16.4光年,并不像看上去那样近在咫尺。

《大戴礼·夏小正》最早记载了古人对织女星方位的观测:“七月……初昏,织女正东向。”仅仅一颗星是无法判断方位变化的,这里的“正东向”指的是织女星和旁边两颗比较暗的小星形成的“开口”朝东。“织女”名字的由来,与它运行至天顶位置时的季节变化有关,七月流火,秋收在望,妇女开始织布准备冬衣,所以古人认为织女星主瓜果,也主纺织丝帛。

而“牵牛”之名,同样与古代秋收后的祭祀仪式相关,古人认为“牵牛为牺牲”,主管祭品。另外亦有“河鼓三星,在牵牛北,主军鼓,盖天子三将军也。中央大将军也,其南左星,左将军也,其北右星右将军也,所以备关梁而拒难也”的记载,但这主管人间关隘、桥梁的“河鼓三星”却在后世和牵牛星合为一谈,牵牛也有了“河鼓”“担鼓”“黄姑”等别称。

《诗经·小雅·大东》中写道:“维天有汉,监亦有光。跂彼织女,终日七襄,虽则七襄,不成报章。睆彼牵牛,不以服箱。”这是目前所见关于牛郎、织女二星最早的文学描述。“七襄”指的是织女星在白昼的七个时辰内,每个时辰位移一次,“从旦至莫(暮)七辰一移,因谓之七襄”,另一种说法是“七襄,织文之数也”,后来亦引申为精美的织物之意。当时的人们主要用织女星不能真的织布、牛郎星也不能真的驾车,来讽喻现实中不事劳作的统治阶层,尚无以双星喻“夫妇”之说。

及至秦代,“己酉,牵牛以取(娶)织女,不果,三弃”“己酉,牵牛以娶织女而不果,不出三岁,弃若亡”等占卜文字出现在睡虎地秦简里,这或许是牛郎织女故事的早期诠释。汉代的“天人感应观”令这一故事更加完善,甚至我们今天熟悉的“鹊桥”细节就是在当时出现的,如白居易《六帖》引《淮南子》佚文:“七月七日织女赴牵牛,乌鹊填河成桥而渡。”《风俗通义》描述得更为细致:“织女七夕当渡河,使鹊为桥,相传七夕鹊首皆髡,因为梁以度织女故也。”今人耳熟能详的《古诗十九首·迢迢牵牛星》亦成诗于汉代,“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的惆怅,奠定了牛郎织女故事的悲剧基调,但也隐含了河汉可渡、双星可会的希冀。

魏晋南北朝时期,牛郎织女故事已经基本定型,但和今人熟悉的故事仍有较大差异,牛郎并不是凡间的农夫,没有“趁织女沐浴偷走天衣”的桥段,也没有“王母娘娘划出天河”的结局。现代较为普及的牛郎织女故事,其实是民间将多种传说杂糅后的结果。如牛郎偷织女天衣,让织女留在人间,来自于《搜神记》中“毛衣女”故事:“豫章新喻县男子,见田中有六七女,皆衣毛衣,不知是鸟。匍匐往,得其一女所解毛衣,取藏之。即往就诸鸟,诸鸟各飞去,一鸟独不得去。男子取以为妇,生三女。”其他民间神话传说中亦有类似题材。民间传说里牛郎带儿女上天寻织女的桥段,则与敦煌残卷《董永变文》里董永与仙女成婚后被迫分离、携子寻妻的内容相近。

《续齐谐记》记载:“桂阳成武丁有仙道,常在人间,忽谓其弟曰:‘七月七日,织女渡河,诸仙悉还宫。吾向已被召,不得暂停,与尔别矣,后三千年当复还。’”《小说》则作出了牛女每年相会一次的解释:“天河之东有织女,天帝之子也。年年机杵劳役,织成云锦天衣,天帝怜其独处,许嫁河西牵牛郎,嫁后遂废织纴。天帝怒焉,责令归河东,但使其一年一度相会。”(实际上牛郎星在银河东岸,织女星在银河西岸。)《日纬书》引用的《道书》记载里,被责罚的一方却是牛郎而非织女:“牵牛娶织女,取天帝二万钱备礼,久不还,被驱在营室(即二十八宿的室宿)。”

牛女皆为天上神仙的设定,数千年来在文人的歌咏里并无太大变化。古人相信天上的银河与地上的大海相通,为人间和天上提供了一条可能的通路,《博物志》中的“浮槎”故事,令古人感觉牛郎织女并不遥远:“近世有人居海渚者,每年八月有浮槎去来,不失期。人有奇志,立飞阁于槎上,多赍粮,乘槎而去……去十余月,奄至一处,有城郭状,屋舍甚严。遥望宫中有织妇,见一丈夫牵牛渚次饮之。”此人回去后访问蜀地严君平,得知自己居然到了天界,见到了牛郎星和织女星,而人间在他遇到牛郎星的那一天,观测到了“客星犯牵牛宿”,后来“乘槎客”就成了游仙之人的代称。《荆楚岁时记》里,这个故事的主角成了西汉名臣张骞:“张骞寻河源,得一石,示东方朔。朔曰:此是天上织女支机石。”《五国故事》写道:“南唐后主李煜每七夕延巧,必命红白罗百匹以竖为日宫天河之状,一夕而罢。”明清时期,广州人过七夕时“多为素馨花艇,游泛海珠及西濠香浦,以象星槎”,用挂满小舟的素馨花串象征天上的星辰,人们泛舟珠江之上,俨然行于银河之中。

彩丝贯针望星拜

古人在为牛郎织女不得朝暮厮守而伤感的同时,过节的主体人群逐渐赋予这个节日另一重含义。在女性的生活环境受束缚、社会地位被压制的封建时代,“执麻枲,治丝茧,织纴组紃,学女事”是女子的主要人生价值,擅长女红针黹才能觅得良婿、生活幸福,善织云锦的织女就成为她们在七夕敬拜的对象。

“家家乞巧望秋月,穿尽红丝几万条”“不忧针眼小,只要月明多”,月下穿针的乞巧习俗自古流传,女子借助朦胧的月光,将纤细的丝线穿入小小的针孔内,以此比赛眼明手快,最先全部穿过的被称为“得巧”。《西京杂记》记载:“汉彩女以七月七日穿七孔针于开襟楼,俱以习之。”《荆楚岁时记》的描绘与之相近:“七月七日为牵牛织女聚会之夜。是夕,人家妇女结彩缕,穿七孔针,或以金银鍮石为针。”

在穿针比巧的基础上,后来又出现了“用盆水浮针,观其所示之象,以定女工工拙”的习俗,它的技术含量没有穿针那么高,占卜意味却更浓。在七月七日的正午将一碗水放在阳光下暴晒,等到水面上形成一层尘埃薄膜后,将纤细的绣花针或是松针轻轻地放在水面上,在表面张力的作用下针不会下沉,再观察针在水中投下的影子形状。这当然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但以之占卜的女子却极其虔诚:“看水底针影,有成云物、花头、鸟兽影者,有成鞋及剪刀、水茄影者,谓乞得巧。其影粗如槌、细如丝、直如轴蜡,此拙征矣,妇或叹,女有泣者。”

蜘蛛占卜也是七夕常见的风俗,或许是因为蜘蛛织网能让人们联想起女子织布。在南北朝时期,人们把瓜果摆放在庭院中向织女上供,早上查看是否会有别名“喜蛛”的小蜘蛛在瓜上结网,“陈瓜果于庭中以乞巧,有喜子网于瓜上则以为符应”,《云仙杂记》写道:“洛阳人家乞巧,使蛛丝结卐字。”唐宋时期的占卜方式稍有改变,如《开元天宝遗事》记载:“帝与贵妃每至七月七日夜,在华清宫游宴,时宫女辈陈瓜花酒馔,列于庭中,求恩于牵牛织女星也。又各捉蜘蛛于小盒中,至晓开视蛛网稀密以为得巧之候,密者言巧多,稀者言巧少。”《东京梦华录》里,宋代人似乎对蜘蛛结网的要求更高了:“或以小蜘蛛安盒子内,次日看之,若网圆正,谓之得巧。”

随着时间的推移,七夕时女子不仅要“乞巧”,还增加了对容颜变美的祈求,二者可谓相辅相成。如无锡旧时有风俗:“七夕乞巧,女子以杂花浸水露,置庭中。旦则取以靧面,谓能好颜色。”这或许可以追溯到汉文帝窦皇后的传说:“世传窦后少小头秃,不为家人所齿,遇七夕,皆看织女,独不许后出。乃有神光照室,为后之瑞。”“神光照室”可能改变了窦皇后的容貌,也改变了她的命运。“以木槿叶、春水沐发”至今仍是浙江一些地方过七夕的特有风俗,《诗经》里用“颜如舜华”“颜如舜英”形容女子之美,“舜”指的就是木槿,因其花朵朝开暮落,不知晦朔。木槿叶片中含有皂苷成分,可以用于洗涤,唐寅在以织女为题材的诗中写道:“灵津驾鹊将言就,咸池沐发会令晞。”屈原《九歌》中有“与女沐兮咸池,晞女发兮阳之阿”,来自于古时祓除不祥的沐浴仪式。

清代,苏州女子还会特意在七夕用凤仙花将指甲染红,为闺阁中的节日气氛更增一重妍媚,《吴郡岁华纪丽》中专门写了这一习俗:“闺房中七月间,盛行染指甲之俗,多染无名指及小指尖……留护至明春元旦,老年人阅之,令目不昏。”时人在诗词中写道:“碎捣金盆,染成霞腻……七夕星期又是,乞巧筵前,女伴穿针偷比。”“七月七日侵晓妆,牛郎庙中烧股香。回涂更把裙衫整,织女桥边鉴春影……君不见东家女儿结束工,染得指甲如花红。”

“宜子之祥”的祈愿

《风土记》中记载了当年的人们七夕许愿的场景:“或云见天汉中有奕奕正白气,有耀五色。以此为征应,见者便拜,而愿乞富乞寿,无子乞子。”由于长期以来,女性群体是组织七夕节庆仪式的主力,在崇尚“多子多福”“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封建时代,已婚女性对生儿育女尤为重视,因此在七夕“乞巧”“乞容颜”之余,“乞子”也成为重要的主题。

有唐诗云:“芙蓉殿上中元日,水拍银台弄化生。”《岁时记事》解释道:“七夕,俗以蜡作婴儿形,浮水中以为戏,为妇人宜子之祥,谓之化生。”这种风俗在宋代进一步兴盛,时人称七夕购买的婴孩形吉祥物为“摩睺罗”,亦作“魔合罗”“磨喝乐”,有人认为此名来自梵语。市面上的摩睺罗通常以泥、木为材质,做成可爱的孩童造型并精心加以装饰,如《东京梦华录》所述:“悉以雕木彩装栏座,或用红纱碧笼,或饰以金珠牙翠,有一对直数千者。”商家还应景地推出了“关扑”活动,有点类似于现在的“抓娃娃机”,顾客付钱后试试手气,看能否赢得一尊摩睺罗,“转睛底工夫不少,引得人爱后如痴。快输钱,须要扑,不问归迟”。宫廷所用摩睺罗的材质更加贵重,衣饰更加华美,《武林旧事》中描述:“大者至高三尺,或用象牙雕镂,或用龙涎佛手香制造。悉用镂金珠翠衣帽、金钱钗鋜、佩环真珠,头须及手中所执戏具皆七宝为之,各护以五色镂金纱厨。制阃贵臣及京府等处,至有铸金为贡者。”小孩们在七夕节也模仿摩睺罗打扮,“小儿女多衣荷叶半臂,手持荷叶,效颦摩睺罗”,荷叶装饰应来自于佛教中“莲花化生”的概念。直到明代,杭州过七夕尚有“市中以土木雕塑孩儿,衣以彩服,而卖之”的习俗。

除了争相购买形如婴儿的摩睺罗,宋代人在过七夕时,还会摆设特殊的盆景“种生”,亦名“生花盆儿”:“以菉豆、小豆、小麦于瓷器内,以水浸之,生芽数寸,以红蓝彩缕束之,谓之种生”,“以水渍绿豆或豌豆,日一二回易水,芽渐长至五六寸许,其苗能自立,则置小盆中。至乞巧,可长尺许,谓之生花盆儿”。现代一些地方仍有七夕“种巧芽”的习俗,或可追溯于此。对豆、麦等作物水培令其生芽的仪式,应也是寄托着繁衍后代、开枝散叶的祈愿。有趣的是,古希腊妇女在每年夏季会庆祝“阿多尼斯节”,旨在追悼神话中爱与美的女神阿芙洛狄忒的爱人、春神珀耳赛福涅的养子阿多尼斯,这一节日同样基本为女性专属,并且也有着培育种子的风俗。在节日到来之前,妇女们在陶盆里种植莴苣、茴香等植物种子,叫作“阿多尼斯花园”,待种子发芽后,将它们放在屋顶上令其枯萎。在节日庆典时,妇女们围着“阿多尼斯花园”跳舞、唱歌,然后将它和阿多尼斯的小塑像扔进海水或河流中,象征着阿多尼斯的葬礼。这一节日仪式一度扩展到地中海周边各地,它源自两河流域的古苏美尔和古巴比伦,其根本内涵是在岁序更替时祈祷作物丰产。

在我国福建、台湾、广东等地,七夕还是祈求儿童平安成长的特殊节日,民间敬拜的对象也从织女扩大为“七仙女”,俗称“七娘妈”,又名“七星娘”。在端午节系在小孩手腕上的“长命缕”,要在七夕才能摘下来。清代《台湾通志》有“七月初七日,富厚之家子女年达十六岁者,糊一纸亭祀织女”的记载,父母举着纸亭,子女按男左女右的方位在亭下绕三次,表示自此脱离“七娘妈”的庇护。潮汕地区还有着与之相近的“出花园”仪式,类似“成人礼”,年满15岁的少男少女要在七月初七这一天用浸泡过十二种鲜花的水沐浴,身穿新衣、脚蹬红木屐,在子时祭拜孩童的守护神“床婆”,随后吃公鸡头和其他名字吉利的菜蔬。这一系列仪式表示,孩子已经告别了“花园”一样无忧无虑的童年,将踏入社会打拼,未来要出人头地,不负父母期望。

“万古永相望,七夕谁见同”,经历了数千年的时光变换、人事更迭,七夕这个流传至今的节日,以指点河汉的遐想、金风玉露的浪漫,将特有的传统文化密码根植在我们心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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